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有一种由衷的恐惧：改革开放前，对平民而言，一封外国来信就足以让整个家庭提心吊胆。其实，也不仅平民如此，便是身居高位的大将军大元帅也会因为跟外国扯上关系而身败名裂乃至命丧黄泉。比如大将粟裕。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上，功勋赫赫的粟裕遭到清算，其中罪名之一就是里通外国。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这件极其正常的事，却被军委扩大会组织者彭德怀认为粟裕是“告洋状”。后上升为“里通外国”，粟裕因此被整肃，失去参谋总长的职位。让人跌破眼镜的是，次年彭德怀在庐山出了事，其中最主要的罪名也是“里通外国”。说彭德怀在访苏行程中和赫鲁晓夫“单独会见，秘密勾结”，这是彭德怀“里通外国”的严重罪行!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有人对彭德怀的冤案表示质疑时，刘少奇顺着毛泽东的意思说道：“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毛泽东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都可以平反。”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现代中国人对外国如此害怕如此自卑呢?从历史上看，汉唐乃至宋朝之际，中国人对外国都有一种开放恢弘的心态，根本不会谈外色变遇洋心惊。问题应该是出在元清两朝异族统治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曾遭受过四次游牧民族的侵袭。第一次进犯，即公元前18世纪那次，华夏民族本身还在形成之中，而夏族本身也出自西羌，商族则出自东夷(但周舆博客怀疑商人也来自西方，至少其文明特征很象是西方传来的)。在这次侵犯中，华夏族受到的冲击不大，甚至还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因为当时华夏族的文明程度也不高，所以，这次外敌入侵，用汤恩比的话来说，华夏文明因此还获得了“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
一般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事实上，这条“青铜之路”就是中国商周时代游牧民族的主要侵犯路线。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文明因素很有可能是由西亚输入的。第二次进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野蛮人建立了新的王国;印度文明遭到匈奴人的严重摧残;中国北方被“五胡”蹂躏;但东罗马帝国和中国南方保住了。中国尽管北方尽落胡尘，但华夏文明的正脉却转移到了南方，而且得到很好保存;中国北方经过南北朝时期三百年的混乱也终于“民族融合”，胡人被汉化，并最终统一了南方。因此没有人不承认继之而来的隋、唐、五代、宋还是华夏文明。所以说，这两次侵犯对华夏文明不仅没有造成致命伤害，反倒促使其更加博大恢弘。问题出在第三、四次外敌入侵，这就是元朝与清朝。
元朝(1271年—1368年)，是由蒙古族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定都大都(北京)。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随后又逐步消灭金朝、西夏、大理等国，1276年攻占临安，南宋灭亡。
元朝的统治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军事化。成吉思汗为了巩固统一，加强统治，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当时的蒙古国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建立在军事编制和领户分封的基础之上。它按照十进制的办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打破了原来的氏族组织，并相应地设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在这个军事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领户分封制。万户长和千户长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万户长及千户长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定范围的大小不同的疆域作为封地，并领有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成为大小领主。享受领户分封的是宗亲和异姓功臣。在军事编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怯薛制度。铁木真在称汗之后，下令挑选各部贵族子弟及“白身人”(自由民)中“有技能、身体健全者”，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怯薛。这支军队由他直接指挥，驻扎在他的大斡耳朵(殿帐)周围，分为四班，由四个亲信的那可儿任怯薛长，每三日轮流值班。这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对地方加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其次，成吉思汗下令把许多习惯法固定下来，编成法典，称为“大札撒”。任命他的末弟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蒙语为也可·札鲁花赤)。他发表的训话和命令编为《训言》，也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在行政组织上，如掌印、狩猎、马匹和牲畜的管理，军务的总管，军需的供应等，也都定下制度，责成专人负责，初步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的体系。
在这种军事化统治下，元世祖时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此外，知识分子在元朝也沦为最下等的阶层，所谓“八娼九儒十丐”是也。
元朝这种军事化加身份制的统治，可以说从根本上打击了汉民族的信心，使他们对外部世界从开放自信转为恐惧抗拒。接下来的明朝虽然恢复了汉民族的统治，但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朝统治者对外部世界仍是处于一种恐惧与抗拒之中，这可以从明朝严密的禁海政策中看出来。而取明而代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十二帝，国祚267年。清朝的建立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版图，同时其军事化统治与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超迈前人。
首先这是一个靠军事征服与杀戮立国的朝代。在用军事征服明朝时，清军无所不用其极。进军江南时，清军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制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清军采取多次屠杀以镇压之，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里无人的景象。史称甲申国难，1659年，清军占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弃土地，增加更多流民。为此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京畿地区的民族矛盾。后来清廷下令停止这些政策，并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并且正式开科取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在女真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制度。国家底定后，清朝统治者继续其军事化的八旗体制。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顺治帝对八旗制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在经济上，由于把关外落后的奴隶制带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他们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视察八旗军发现他们驰马坠地，箭箭虚发)也使得清朝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
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满清统治者跟元朝的蒙古人一样，采取的是高压政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文字狱。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史学家柳诒徵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 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清朝制造了多起文字狱，加强对文人思想控制，导致思想上“万马齐喑”;另一方面，清朝在组织文人编撰古籍时又大肆销毁古籍，改变汉文化基因，从而在思想上彻底阉割汉文明。满清统治者在文化上的倒行逆施和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科技极大落后西方。1840年后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因此敲响了王朝灭亡的丧钟。
要之，元清两代异族统治使中国人几乎丧尽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和平往来的心态与实力，也因此对外部世界充满恐惧与抗拒，这一点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有这样的评论：“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