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选粹】晓妍凤平:毛泽东的嘲讽和幽默艺术


 

毛泽东善于运用嘲讽和幽默 

    
毛泽东善于运用嘲讽和幽默的方式。这点源于他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深邃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历来关心爱护知识分子,认为凡是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上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对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黄兴、杨昌济、李大钊、蔡和森、萧子升、秋瑾、高尔基、鲁迅等知识分子尊重有加,对研究两弹一星的功臣尊重有加。
    但是毛泽东反对封建余孽知识分子。毛泽东嘲讽封建余孽总是研究帝王之道统治压迫人民;毛泽东嘲讽的另一类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民主之人。毛泽东说“如果(知识分子)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对待群众运动与群众利益这个问题上,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毛泽东这句话充满辩证法思想,完全没有错,但是总有人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隐匿“如果路线错误”前提条件断章取义。拿“知识越多越反动”做文章。如:有人曾经告诉我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年代,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 
    毛泽东嘲讽和幽默另一案例是“毛泽东感谢日本人”之说。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
    1960年,他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分析语境可以看出毛泽东本意绝非肯定和感谢日本侵华,而是说日本侵华在客观上促进中国人民觉醒,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这是毛泽东特有的诙谐幽默。就这两句话,有人污蔑毛泽东对日本人感恩戴德。 
    毛泽东还以同样的嘲讽和幽默方式感谢过美国人,感谢过蒋介石。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日报》写社论文章说:“从年幼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这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土地,她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风度,博大心怀......,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林肯、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1946年前,美国属于进步力量,美国相对于老态龙钟的英法帝国朝气蓬勃;相对于穷凶极恶的德日法西斯,美国和蔼可亲。美国是蒋介石主子,毛泽东深知拉近与美国关系能利于中国革命,毛泽东盛赞美国有现实政治考量。即使美国特使赫尔利以调停国共内战为名为蒋介石调兵争取时间,毛泽东也佯装不知、欣然接受。一是与美国缓和关系有利于新政权获得承认,利于国内建设;二是能让全国人民看清蒋介石反动面目,在政治上赢得主动。 
    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拉偏架,但毛泽东为首共产党人高瞻远瞩,在反美之时仍然留有余地,1949年4月解放南京后派燕京大学校长以校友身份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商谈建交事宜,可惜美国人粗暴拒绝毛泽东,中美两国隔断30年。建国后毛泽东选择“一边倒”外交政策确系无奈之举,他其实主张全方位外交,反对闭关锁国。 
    毛泽东1956年发表谈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毛泽东1964年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感谢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这种感谢是嘲讽和幽默,同时透露出伟人特有的霸气和自信。(参见. 谈谈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2012-11-03 19:40) 
    毛泽东为什么要用嘲讽和幽默 
    在中国,鲁迅和毛泽东都善于运用嘲讽和幽默的方式谈问题。毛泽东和鲁迅这点相似之处,源于他们都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和深邃的哲学观点。 
    1949年以前,中国人寿命不到50岁,各种传染病肆虐。建国后,毛主席发动赤脚医生上门发药治病,灭绝血吸虫,血丝虫。现在中国人寿命90岁,100岁不稀罕。
    毛主席大兴水利,解决全国人民粮食旱涝保收,现在很多水利设施绝大部分是毛时代产物,依然发挥顶梁柱作用。
    毛主席鼓励一切中国造,不当洋奴。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工业革命,两弹一星,计算机,生物科技等等科技突飞猛进,中国创造层出不穷。近年来,无知洋奴说造不如买混蛋逻辑,中国创造被中断,致使中国很多领域落后。
    现在中国出了贪官污吏、娼妓横行、艾滋病死灰复燃,空气、水质、粮食环境污染严峻,劳动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 
    中国幽默小说《何典》清代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楠庄著,1926年流传开,不少现代名人对《何典》推崇有加。1926年5月,刘半农得到《何典》旧版本,他标点校注后出版,请鲁迅作序。刘半农做狂语:“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引发文坛大战。鲁迅撰文章力挺刘半农:认为《何典》“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展示了活的人间相”。 
    1932年,日本打算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增田涉,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嬉笑怒骂文章名重一时,他自称做文章范本就出自《何典》。吴稚晖读到《何典》开头一句话后大彻大悟,于是力主文风口语化,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风云人物。吴稚晖说:“我止读他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要做阳湖派古文家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真自由,享言论真幸福。 
    对《何典》的文化意义,除鲁迅、刘半农、吴稚晖外,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也曾给予极高评价。 
    毛泽东一生读书甚多,他热爱知识,传承中华精神,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是中华民族读书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代表。毛泽东赞赏鲁讯先生,说他骨头最硬,是民族脊梁。在革命大浪淘沙年代,知识分子思想差别巨大,毛泽东的话是告诫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相反。 
    毛泽东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才华横溢,是中国有思想有才能的、不可多得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喜欢《何典》。 
    原生态俚语村言活泼俏皮,借鬼说事,书中一个个两脚行走动物无一属于人类,说鬼话,干鬼事,吃鬼饭,怀鬼胎,做鬼官。小说通过“下界阴山”、“鬼谷”中“三家村”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遭遇讽刺与嘲笑阴曹地府中阎罗王及妖魔鬼怪嘴脸。到处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事情鬼世界里应有尽有。作者想象力丰富,塑造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饿杀鬼、催命鬼等形象无不栩栩如生,它一反旧小说“文人气”,无章无典,无规无矩,句句风趣幽默,字字入木三分,可令人大笑之余不觉悲从中来。《何典》以其藐视一切魄力、无规无矩写作方式,彻底口语化、俗语化,是对传统文学叛逆又是对俗文学真实回归,在颠覆经典的同时自身也成为经典。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引用《何典》里言辞。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娘要嫁人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是说药只能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就无药可医了。“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不折不扣政治骗子。他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毛泽东说鲁迅写过序文推荐《何典》。于是政治局把《何典》用大字体重印一次,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一本。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中国知识界自疑自罪思潮,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丁文江发出书生是“乱世之饭桶”怪论。《何典》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多有讽刺。活鬼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会读书,一日碰到老道士,道士称有大力子、辟谷丸、益智仁。活死人吃了辟谷丸和大力子精神百倍,对益智仁瞧不上眼:“有过目不忘资质,博古通今学问,要益他什么?”老道笑:“你读几句死书,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算做弃物。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妙药,如何不吃?”活死人见说得有理,乖乖吃了。 
    毛泽东欣赏老道士观点,在延安“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仅有书本知识、教条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无用,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毛泽东在审美趣味上也受《何典》一书影响,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列“党八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死板板几条筋,缺乏生动活泼语言,面目可憎。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是很丰富,生动活泼,表现实际生活”。民间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大俗便大雅,张南庄对民间语言精研深钻发而为文。“俗为雅用”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构成了毛泽东文化观。他重视“俗为雅用”,毛泽东看《何典》是“向群众学习语言”。他对《何典》语言化用和引用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参见.刘继兴.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幽默小说2008-08-21 11:01:31) 
    毛泽东谈吐幽默,喜欢作诗填词,毛泽东包含嘲讽和幽默的诗词读后令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参加中南海周末舞会。有次跳舞得悉有个小演员叫王君苗,独生女,另一个小演员叫朱立刚;王君苗皮肤白,毛泽东叫她“白丫头”,朱立刚稍黑,毛泽东叫她“黑丫头”。他以深州水蜜桃为名随口吟出一首诗:“深州大蜜桃,独生一根苗;遇上朱(猪)八戒,吃了。”    
    毛泽东信手拈来、脱口而出这首幽默短诗属于唐末、宋代元丰、元佑年间“十七字诗”体。“十七字诗”又称“吊脚诗”、“翘脚诗”,全诗四句,前三句为五字,末句为两字,共十七字。内容上看,十七字诗是亦庄亦谐结合,前三句多是庄重内容,后一句是诙谐风趣调侃;形式上看,它是整齐与错落的统一,前三句每句三顿,合辙押韵、通俗流畅,后一句跌落而为一顿,在节奏的起伏中增加了语言的音乐美。 
    十七字诗不仅保持了一般诗歌的概括性、抒情性和音乐性,又往往在协调中增加不协调的成分,增加了趣味性、通俗性,构思巧妙,尤其是最后二字,结构突兀,极尽诙谐幽默之能事,颇具“画龙点睛”之妙。十七字诗为广大劳动人民喜闻乐见。后来,这种变体诗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三句半”。 
    最早十七字诗是南宋无名氏作《临安十七字诗》: “驾幸景灵宫,诸生尽鞠躬;乌头身上白,米虫”。翻译是,大宋皇帝崇奉道教,常驾临景灵宫祭神,届时要太学、宗学、武学生员身着制服立在礼部衙前恭迎。生员没有真才实学,只会“尽鞠躬”,都是混饭吃主儿。“米虫”形象地嘲讽尸位素餐生员们。 
    讽喻性十七字诗还有一首:元末,张士诚占领江浙后自封吴王,胞弟张士信为相。士信凌虐百姓。明朝建立后,把他们枭首示众,有人作了首诗:“ 张王做事业,专用黄菜叶;一夜西风起,干瘪”。 
    1506—1521年天大旱,太守不思兴修水利,率人下跪祈雨,连求几天仍是晴空万里。有人作十七字诗嘲之:“太守求雨泽,万民多感德;昨夜推窗看,见月”。太守把他捕至衙门:“你善作诗,我现在就罚你以我别号‘西坡’当堂题写一首十七字诗。”话音未落,其人出口咏道:“昔人有东坡,今人有西坡;若将二人较,差多!”太守将其十八大板。板子未打完,其人吟诗一首:“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太守听后哭笑不得,以侮辱朝廷命官罪将其发配郧阳充军。来到发配地,郧阳县令听说他是作诗奇才令他吟诗。县令太太从后堂走过,这人见县太爷妇人有姿色却是双大脚,即兴吟道:“环佩响叮当,夫人下画堂。金莲三寸小,横量”。县太爷听后不好发作。 
    十七字诗应对起来别有风味。据明冯梦龙《广笑府》记载:潘生赴京应举,途中下榻一酒店。女主人姓陆,作十七字诗赠潘生:“秀才本姓潘,应选赴长安;一举登高第,做官”。 
    儒生作诗答到:“ 佳人本姓陆,美质无瑕玉;念我客窗寒,同宿”。 一老人听后恐二人有悖纲常,以一首十七字诗劝免:“潘郎与陆嫂,无事寻烦恼;若还到官府,不好”。   
    毛泽东批评政治上落后的知识分子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比喻。今天的教授有知识没有思想、没有品德、放任自己走糊涂路线,有的满嘴胡言、有的哗众取宠。所以,劝君能够听懂毛泽东的话,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参见. 谈谈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2012-11-03 19:40) 
    中国人应该怎样说话 
    有人质问中国目前有谁还敢说话?其实,中国敢说话的人多了,如:蒋介石敢说“攘外必先安内”、“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汪精卫、陈公博也敢说话(不举例子),可惜他们说的是反动派和汉奸们喜欢听的话。你如果喜欢听这样的话,那你就去给他们烧一炷高香。
    目前,中国敢说话的知识分子也很多,茅于轼说:“中国不需要18亿亩土地红线,没有粮食吃就到美国去买”,“财富不是劳动创造的”;吴敬琏教授说:“我主张取消福利政策”、“贫富差距拉大有好处”。这些话,他们不是天天都在说吗?你如果喜欢听他们的话,你可以把他们奉为你的偶像。 
    知识分子说话要符合正能量,要体现核心价值观、要能够接地气。知识分子听取别人说话应该分析语境和背景。我们要结合时代背景深入思考毛泽东说话背景是什么?别人有没有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如果以讹传讹、误中奸计,就会饱受蛊惑、抱憾终身。 
    今天,毛泽东“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还是适用的。如果你的路线不正确,知识又不用来为人民服务,只是用来抹黑中国人、抹黑中华民族、那你就要当心,人民群众有自己眼光看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