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自发产生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迈入近代社会？
---回应学术界关于宋代迈入近代社会的学术误判.
近来，我读了学者吴钩：为什么说宋代已经迈入近代化的门槛？一文[发表于共识网]，吴钩列举了近代社会的数条标准，并全文论证宋代己达到标准，因此，宋代己迈入近代社会。
学者吴钩：''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代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呢?我们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标准，来跟宋代社会对照一下。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
商业化。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市场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货币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化。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契约化。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流动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平民化。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
平等化。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
功利化。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
福利化。近代欧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的转型，必然将诞生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原来由宗教团体提供的救济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由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负担起救济的责任。
扩张化。这里的扩张化是指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事实是，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政府设立的经济部门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此，才能为市场的扩张奠定基础。
集权化。国家的权力结构从贵族封建制转化为王权制。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的完全失败。”这里的“专制”一词如果换成“王权制”，会更准确。
文官化(理性化)。随着王权制的确立，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被一个科层化的文官体系所接替。在韦伯看来，文官制与理性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文官制的建立，即预示着国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由明确的程序与制度来规范，从而摆脱了私人意志与情感的干扰。
法治化。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杂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涉及到经济变迁、社会转型与政治构建的近代化指标，在宋朝一齐出现了吗?是的，它们一齐出现了。''
无独有偶，中国有些学者指出,在中国宋朝己有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如发达的工商业等,在明,清时有资本主义萌芽,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题目。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而事实上在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很多类似于西方新教文化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
笔者认为,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此观点有局限.
余英时观点,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此观点也有局限.
韦伯这里指的文化,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的好与坏,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主要原因吗？显然有局限.
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发展,显然也有局限.
上述三学者将此问题看得太简单,伦理道德好能产生科学革命吗？显然不可能.中国古代去掉君主专制官僚制度能产生科学革命吗？能产生工业革命吗？显然不可能.
西方所以出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并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因素合力推动决定的.
因笔者本文主要探讨宋代是否己迈入近代化问题,与论题无关问题不论述。
笔者认为,要说明问题，关键是标准问题，近代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本质的区別标准主要有：
一，生产动力不同，农业社会使用自然力,如牛、马、驴等自然畜力，人力。工业社会主要使用非自然人造力,如蒸汽机,内燃机,电力,等。非自然人造力是科学革命的成果。
二,生产方式不同,农业社会生产主要为手工业,很少量化,因此,很难标准化，各人根据经验,感觉从事生产.近代工业社会生产必须量化,必须标准化,因此可大量生产复制,因此具有竞争力。
如按这两条标准来判断,宋代是否进入现代社会,很容易下否定结论,学者吳钩所列标准是社会组织体制标准,这方面近代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区别不是很大,容易误判,如文官化管理社会,政府承担社会救济责任,法治化,商品化,等.
中国农业社会经济,文化在宋代,各方面己发展至成熟,很多方面己是顶峰.宋代以后,中国是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