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熊彼特周期与创新“怪圈”解码：从一个周期到一个新周期
1、创新经济分析：结合历史的完美的分析体系
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与社会与历史相联系。熊彼特的创新经济理论既与奥地利学派及其分支洛桑学派有关，又同新历史学派、制度学派有联系，但它不同于上述任何一个学派。他同马克思一样，不属于经济学史上的任何学派的继承者，也未建立任何学派，但其理论体系独树一帜，堪称完美的体系。
2、熊彼特创新外延与经济周期互为支撑：科技创新及应用之外的问题
时至今日，我们再分析创新与创业的内涵时，重鉴熊彼特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它的创新并非仅仅来自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上。而熊彼特思想亦从历史、制度及人文等方面阐述一个事实，就是经济成长是一个多元化因素制约与协调的过程。它既有科学技术进步因素，亦有社会因素与管理因素等等，而此几项则应该是“发生良性互动的过程”。
就此问题传统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亦曾谈到：国民经济、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经济等概念是不同的。国民生产总值则是存粹经济概念，而国民经济与社会经济等，则包含着社会传统人文布局的内涵。那么，传统人文秩序在新的变革与新的创新中，则会显得并非是习惯中所想象的类似“纯粹的科学技术”的这种因素，所以，纵观经济分析历史，早期的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现这种思想的只有马克思。
这种情形，在创新驱动中，市场中会产生有成功影响创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形成的形成独特的、符合社会人文只需结构的经营管理模式。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增长，既然不是自然发展形成的，亦不时纯粹的市场形成的增长模式，而是是涵盖了社会、历史、行为、文化等诸多变变项方面的创新。这是需要我们分析熊彼特创新经济学时，需要着重关注与研究的问题。
但是，在创新驱动使社会经济发展寓于动态循环周期时，或许，我们在研究新兴经济体时，对比研究发展经济学，有个难以规避的现象出现，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均衡的偏离！这个均衡的偏离，或许允许在一定的增长周期内的时间范畴出现。因为，新动能会促进效率存在，那么，某一个时间范畴的经济周期，则会发挥效能，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以新的创新条件，推进经济跨越到一个新的经济周期阶段，如何能够使得经济变革能够不出现紊乱？ 实现平稳过渡呢？这就成为一个“困扰”新兴国家政府及学术界的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实际经典经济学的传统仍然有价值，其中一个价值则在为先导性经济学家忽略，而为经典经济学家所熟知的“均衡”问题上。
３、被忽略的“均衡”的价值：从一个周期跨越到一个新周期都会遇到什么？
事实上，虽然它亦使我们深知：创新驱动的经济周期，既不能进入经典经济学分析领域中，以“均衡”分析，来评价增长；亦不能简单通过边各要素组合，介入一个新生产函数，来解释物质化组合所影响的增长现象。但是，却足以引起我们在探讨创新与创业问题时候给予关注。
首先，不能不再次回顾一下：经典经济学“均衡”之外的“创新”问题的出现，使后发展历程市场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四小”、拉美新兴市场经济体及一些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连续高速增长了20-40年。但是，每个发展阶段（或周期）到达后期，“效率”已经开始丧失，而在位者（既得利益者或臃赘体制机制）规则开始通过市场，或通过体制规则，来约束“优化选择”机制。
所以，这时，诸多旧经济阶段的市场与体制势力，潜规则与；利益机制，开始刻意排斥了”创新“的介入，它使”“创新”的环境与条件缺失，甚至建立坚固的阻碍屏障。这是创新驱动的最大障碍。
二、后发展历程国家创新经济向成功一跃，缘何多失败？——熊彼特周期与“怪圈”解码
１、经典经济学“均衡”的价值：一个经济周期的成长进程及其“负面问题”
如何纠正它？我们还是要使国民经济回归战略性的“均衡”，这亦往往是很多经济学家忘记或忽略的问题。因为，只有协调了这个“均衡”的协同结构以后，才可以解决财富分化、供需平衡、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布局均衡、收入及价值回报均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均衡、区域发展均衡、金融体系与实体产业经济均衡、劳动力与人口流动均衡等等。这是创新发挥驱动效能，准备进入更高层次的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有准备的一跳。
因为，我们并未有忘记“马歇尔冲突”问题展开后的一些现象，如：任何一个经济阶段初期，随着创新的应用，在被市场接纳后，其发展壮大发展，都继续会形成“怪圈”，市场结构必然走向高市场集中度（市场占有率为少数前几家企业占有控制，成为常态），乃至其发展成为先导及支柱性产业，整个产业依存关系及关联方式，都会逐渐在未来形成一定的进入与竞争的壁垒，从而影响社会各行业的创新与行业进入，这确是一个“怪圈“……。而这个“怪圈”的副产品就是制度机制与体制壁垒，会形成影响创新进入、市场竞争充分，并导致产业“效率”下降的局面。
从演进程序上，我们就收入与财富分配不不均衡来说：随着旧经济阶段创新与创业的成长，往往伴随着财富的积累与重新分配，同时，随着先导产业初具规模，接着发展成为市场占有率及产业关联结构广阔的支柱产业，或市场产出较高的主干产业，势必造成产业集中度(CRn、HH等) 指数大幅提升，这样，创新与创业则会被高行业壁垒排斥，遭到扼杀。这时，按照熊彼特创新经济周期理论：“让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与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较高阶段”。 上以阶段形成的高产业集中度市场结构与主干产业，会对经济进一步发展到下一个较高阶段形成掣肘，因为遵循“马歇尔冲突”这个问题是客观的。同时，由于动态不均衡的发展，不仅造就新产业，亦往往会造就新富，财富集中在少部分手里，按照这往往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但是，一旦这时社会规则为“资本”所指定，公平与正义被“资本权力”彻底掌握，那么，社会的进步则会进入倒退，这时人类的内心理念会召唤一种新规则，这样，政府调控职能则会被召唤出来。
2、后发展历程市场国家失败的根源：创新缘何未发挥成功一跃的成效？
事实上，很多后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诸如拉美国家，不管是陷入“经济危机或衰退”，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只负责为资本权力渗透自由松绑，却没有为资本权力的负面效应，做出约束、评价及调节与控制；另一方面，亦存在我们对于熊彼特经济学所阐述的有关经济周期问题，未能透彻理解。在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往往习惯以某一种思想学说来指导一个阶段所有问题的解决。因为，我们知道熊彼特提示了增长的动能在哪里？ 但是，虽然他亦探讨了经济周期，但未深入探讨“均衡“状态的意义，达到“均衡”各项指标的内涵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具有怎样的意义，又需要怎样发挥制度因素、体制因素加以修正。如果各项均衡如果严重偏离，会怎么样？你该怎么做？！
事实上，在他的分析过程中，的确没必要再对传统经典学说的均衡规律做出重复研究与阐述，因为，它谈的是打破静态均衡的过程与机制。如果静心观察均衡关系，特别是各项总量指标，也就是经济体系评价中对立双方相互协调与匹配情况，对其合理性做出对立统一的评鉴，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重新评估当前整个经济与市场运行体系是否偏离了“良性互动”，构成体系的各个方面“彼此契合”，合理程度如何？可能给出的结论，则是惊人的。我曾撰文提高到，包括：供需之间、财富分配之间、实体与虚拟之间、金融与实体之间等等环节，是否可以实现良性的彼此支撑与互动。从而从系统面的对比角度，是否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供需均衡问题，乃至供给无效问题等等。
３、创新经济驱动中“负面附带效应”的根源及危害：病入膏肓的“劣币驱逐良币”机制
事实上，最起码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比如：财富均等：就是在一个经济阶段（或周期）顺利发展期，财富的两极分化问题往往是每个阶段难以避免的规律。到了一个阶段的后期，在经济增长动能减弱，而收入不能均等化，有效需求就会出问题，同时供给方面的创新动能（包括体制与冗赘的产业结构都面临着变革），需求与供给都会出现问题。这样，需求方面会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供给方面则会失去创新活力。供给方面的利益主体，经过了他们的成长与规模阶段，体制机制已经开始保护现有利益与收益，甚至人为的树立起高壁垒（因为，市场等权力这时似乎已经转移），就成为阻碍创新的主要力量。
这时候，衍生出的问题会很多，比如，我们社会一直未曾停止抱怨：市场机制不能体现人才的报酬，人才不能合理得到配置与利用，而高技术人才与知识分子的报酬不如体力劳动，形成社会反差。这方面蕴含两个含义：一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技术结构及与此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建立以后，经过初期富有效率的整合阶段以后，创新驱动虽然在成长阶段为良性机制诱导发挥主导作用，这时，市场对人才与创新的价值亦能较为客观反映其报酬率，影响资源及效率的配置，价值客观衡量的倾向较高。当进入一个经济阶段（周期）后期，不仅旧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同时亦需要技术创新企业成为先导产业的成长动能。这时，受到则受到熊彼特成长周期作用，产业组织集中度与市场占有率会成为，现有规则与机制所保护的利益。这时这个制度机制与体制因素，会走向维护现有利益，保护低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出，其本质则是受到“马歇尔困局”的作用，所形成的附带效应；
二是，附带效应会形成扩散，而且会扩散到维护现有体制与制度机制的所有既得利益者、受益者，都容易基于享受规则的利益，而成为阻碍创新的壁垒。这时，人才价值就不会正常被评估，会被压制，甚至被这种机制剔除出利益圈规则范围。而市场并不尊重人才，不反应人才，不接纳创新，不支撑创新，第一个效应则是，人才定价会被扭曲；其次，则是创新被规则遏制。当大多数人不能改变这种规则与机制时，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加入体制，接受这种游戏规则，成为利益享受者。这种现象在大学及科研院所极为突出。就形成了“人才成为弱势群体”，“被排斥的群体”，最终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客观说，我国高校及科研院所这种病症已经“病入膏肓”。因为，如果重估所有的教授与研究员的话，至少占７０％不合格，病兆已深入骨髓。
最近一位朋友抱怨：很多高校每年公布获得各级优秀的获奖名单，但你只需简单问一句：依据什么？依据本职工作？那么，依教学与科研等历年公开评议情况排序的话，即使以简单的序数作为分值，累加各项，至少有一半会排在后面。为什么人才机制会成为剔除人才的规则？体制的规则与机制问题。
我们的科技创新体制不动大手术，往往会陷于喊“１、２、３”统一口号的节奏——这亦是 陷入了一个阶段发展后期，依据利益保护下的体制与机制下的游戏规则。
另外，科研在这个机制中处于什么位置？国民经济发展的动能与基本驱动。动能这种发动机不发挥基本效能，只发出响应的阵阵“吼声”，与卖力的剧烈“轰鸣声”，就犹如一只只会狂吠而不会看门的狗，是没有半点用途的。尖叫再婉转，人们何不去欣赏女中音美妙的歌喉？欣赏大提琴悠扬的颂唱？有时这种尖叫亦会疲倦，成为伪工作的读报时间，回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优雅守护。
这种“病灶”达到什么程度？病入膏肓！已经渗透到教育，所以，社会对未来的创新前景表示担忧。该友人讲过一件执行教育基本工作被规则的罕见事例：一个研究生竟然找他要求改成绩（是要求，不是请求），为什么？因为改了成绩要评优秀拿奖金！而行政人员参与并让其这样去做，理由是：该生其他成绩不错，为何你会给不及格？对其进行声讨！（友人很想当面质问：外语成绩好的人，数学成绩必定好吗？以后教学就不要开展了，你行政说多少成绩，直接给个成绩就好。教育已经荒谬至极！）
可见当前的教育规则，已经排斥了教育基本工作的最起码操守与底线，所以，社会会为未来创新驱动的经济前景表示担忧。制度机制因素。不好的制度机制，存在严重的违规，并在众多的苍蝇手里作为权利发酵。这就形成了保护现有利益关系的体制与机制下，所有人糊弄教育、糊弄社会，糊弄国家，糊弄纳税人付出的供养。如果教育最起码的“良知”被机制淹没，会有人才吗？社会会好吗？（当然，据友人介绍，至少两个部门负责人，为教师出身，给予坚决纠正．）
在苍蝇充满了大街小巷时，保护现有利益的体制规则，已经开始具有“驱逐机制”的强大力量。
在一个发展阶段，当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体系时，制度机制与体制因素则会形成保护现有现有利益者的体制与机制，并引入更多人搭便车享受着中利益，形成“劣币驱除良币”现象。
在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到达后期，当熊彼特的“创新”的附带效应开始爆发性出现，会形成两个路径：一是，提供经济跃升新阶段的条件与环境，重构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规则与机制”；二是，跃升新一轮经济阶段的“创新”的条件、环境及动因，继续被遏制，并通过机制与规则，加剧市场机制“缺陷”与体制机制缺陷互相作用，将经济拉入“魔咒”。
当前，人才几乎全部被排斥出游戏规则。创新社会如何创新？这是个二十年来的议题。
就技术创新来说，现有科技创新不仅人才体系问题，体制机制的问题是极大，而市场仅仅是游戏机制的客观反映与表现。根源问题不解决，“创新”战略则难见成效。
４、借鉴熊彼特创新理论为何考量经典的“均衡”：纠正从一个经济周期跨越到一个新周期的的总量协同偏离问题
诚如我们前面所阐述，创业活动分析理论在经典的传统经济学研究中甚为少见。特别是１９世纪后半叶，“边际主义革命”以后的经济分析模式，皆走了以“价格”为中心、以“均衡”分析为方法的“掣酷”人文思维发展的路子。
这时，仅仅在“边际革命”后的20世纪初叶，马歇尔创立新古典经济学中，组织与企业家才能因素才被纳入生产要素的考量。虽然对于经济的市场“均衡”分析范围做了局部性分析的调整，对于“要素”资源的范畴亦亦做了扩展，但是，事实上，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对这种生产要素性质与作用的理解，并未有任何的突破 。因为，不管是组织因素还是企业家因素，他都一如既往，将其作为物质“要素”组合，将其投入到与其他要素资源的配置组合中。那么，仅仅从“技术”角都，为生产纳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视角，与后发展历程经济体的国情现状，特别对正确理解创业者及创业活动的行为因素，相去甚远。
所以，虽然我们可以接纳，经典经济体系未能提供创业与创新活动的认识空间。但是，对于创业与创新活动本质的认识，我们还需要回归到经济学中，以经济分析方法加以阐明。为什么？虽然，从管理学视角，各流派给予创业与创新活动诸多认识。但是，认识其本质、性质及边界与外延问题，则是我们能够综合把握其运行规则与运行机制的前提。所以，核心基本问题，则还是需要回归于经典经济学内涵的理解。因为，经典经济学往往对于前提醒认识，会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
熊彼特基于创新分析的理论独树一帜，思想方法不同于任何经典经济学流派及支派。但是，亦正是如此，为创业的经济学分析建立了较为夯实的基础。
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围绕的“核心”：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很难用一种思想理论来解答与概括。然而，在看似庞杂的学说中，却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并覆盖：各范畴（宏观、中观、微观）及目标实现方式路径及条件等方面的研究，则都是围绕着“创新”这一核心进行的。而因此，熊彼特另辟蹊径，将研究方法扩展到了企业家、人性行为、制度、管理及社会等范畴。虽然突破了经典均衡分析模式，但是，其目标与研究路径却集中于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但是，如果使该分析方式显得更具有操作性及政策指导性，则需要在另一条路径加以细化。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需要制度体系的维持与支撑来完成。
所以，我们在此理论分析随后的章节，将必然介入着意整合到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来对可行的制度机制、结构设计进行解析。这样，针对创业与创新驱动问题的分析，在经济学中会显得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所以，有时我们在抛弃旧思路，并借鉴新思想时，需要从整合与互补的角度看待问题，会显得更为有效。比如，一个经济阶段（周期）初期与成长期，在我们理解、分析并规划创新与创业驱动的时候，需要率先抛弃经济分析的“均衡”观；而在一个经济阶段（周期）发展尾声或者后期，则需要从“均衡”观考察国民经济各项总量分量指标，是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造成各项指标的协同结构，已经不能支撑一个新的成长体系的运行，阻碍了进步。所以，跨越到一个新成长阶段的核心，需要评估条件与环境，是否可以通过制度规范、体制机制、管理模式及文化软环境等的变革来加以纠正，为新成长阶段做准备。
解决该问题“根源”是本质。它不仅需要介入到了治理体系与机制的范畴，同时亦需要配合社会与文化的范畴等多方位做出评价。因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本质问题不解决，它将会约束市场，干预市场机制的发挥。
５、创新阶段的条件与“怪圈”：旧阶段的规则与机制缘何既是必然，又是新阶段发展阻碍的根源？
按熊彼特思想，在一个经济周期阶段进入后期时，需要有有利于新动能进入并成为驱动。但是，新的创新动能这时最重要的则是需要条件。这时的环境，正如既得利益者乐于制定游戏规则一样，因为这是规则机制与权力，它是利益保护规则。不仅知识会靠边站，市场与体制对人才与创新的选拔，科学技术的选择，都会靠边站，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
如果在一个经济阶段后期，正如既得利益者乐于制定游戏规则一样，因为这是机制权力则是利益保护规则。不仅知识就是会靠边站，市场与体制对人才都不会选择，那么，科技工作者则为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
社会一旦失去了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就会失败，社会就会开始倒退。公理就会迷失，道德就会沦丧。这种良性循环机制的丧失，整个社会则失去进步的阶梯。国民经济则很难将这一个阶段的产业结构，顺利推向更高一个发展周期的新台阶。
后结构主义哲学有个认识，就是：权力决定知识、决定文化，亦决定社会游戏规则。当然这种游戏规则以牺牲社会公平正义为基础的。但权利有个职责，就是，当少数人掌握规则，权利需要代表大多数人利益，代表公正与公平，挑战并规范少数人利益，以政权来树立公平公正的新规则。
需要提示的是：我国的科研体制，科学研究评审选拔体制，在这个机制作用下已经病入膏肓。假设逐一审查，人民币堆积出的无用的垃圾与废纸，或可以铺满太平洋厚厚的海面。曾很多深刻的文章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言。
一旦支撑整个体系良性运行的制度机制出现问题，市场机制则会被规则与体制机制来干预，会被规则化，被同化及被权利化。届时负面附带效果会展示给社会诸多不堪入目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将我们的经济拉入“泥潭”。以此视角，我亦认为发展经济学这个上世纪70-80年代的新领域，内容不应再局限于贸易分工及利益分配的解读，更需要扩展到国内经济发展的体制与制度机制因素上来。
三、混乱与秩序之间：如何守住经济与社会底线：
１、管控风险，“中等收入陷阱”不要随意否定：两个经济阶段之交的“混乱”局面
鉴于如上由后发展历程国家的经济道路，特别是政府主动精神影响下的经济发阶段的跃升，经济体系负担了诸多的附带经济效应。所以，客观辩证的理解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的同时，亦不能放弃经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总体规律的认识与指导。两者相对而互鉴，才会使我们把我规律。
近几年，我们一直所谈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定不要在规律演变的面前，随意否定市场机制对于风险生成所难以规避的内在属性，当然亦包括“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正如中国的古话：未雨绸缪，小心驶得万年船。因为，就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生产成本与劳动力收入都在该阶段相继稳步提高，到达一定程度以后，传统产业的报酬率再亦难以满足这种高成本高报酬的压力，以及供给高速成长的要求。可以说，按照熊彼特创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前一阶段产业技术程度与产业中所形成了的固有国民经济内在关联中，包括：原有的金融体系（包括货币发行规模、政策性货币投放及引导结构、业务经营结构、资产存贷款结构、资金流动性能力、汇率稳定性程度、投资结构、外汇储备与贸易盈逆情况等等）、物价体系、生产与消费体系、供需体系、产业关联体系等等，都已经开始发生与原有结构不相对称的变化。而且会随着负面附带效果，逐年发生加剧性波动，以反映这种状况的已经进入全面洗盘快车道。.....
同样在市场与社会需求具体多项关联下，市场亦受到社会习俗、消费结构刚性、财富不均、生活习惯刚性、劳动力报酬递减或不能反映实际报酬率等等，使得进入快车道的经济整体体系的各方面都会受到掣肘。
面对诸多的附带效应，给人的印象是面对诸多的不可能的挑战？实际上，对于后发展历程的市场国家，一切多非自然发生。很多工作从本质上说，则往往是在试图孕育这种自然发生机制。但是，经常会遇到，市场规则愈放纵，愈有非市场之力介入，并由停滞的制度机制替代市场，而经济却愈糟糕；而愈调控，情况却亦未见好。
在一个社会，规则与权利、市场与调控，则是则是一分为二的，这亦是特定阶段的后发展历程的市场经济体，其政府所要深思的重要职责之一。否则，我们并不怀疑市场自然发生机制会清洗机制，虽然可以抹平这个效果。但是，风险很可能将国民经济拉向崩溃，甚至解体。而且会有很多人无家可归。
２、帕累托理想就是次优原则：守住经济与社会底线：
所以，政府发挥主导规则的切入与替代的作用是很必要的。帕累托最优理想，历史从未有某个社会做到，但是，寻求次优则是所有社会可达成的“最优”。
所以，在各个创新周期的阶段的跨越之际，算是一个在特定发展阶段。不仅需要规范与约束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行为，还要使其理念走在社会的前面。同时，更为重要的则是彻底修正，甚至变革“劣币驱除良币”、“秉持良心与底线皆为弱势群体”的制度体制机制，来规范规范市场，使体制与社会结构能够与社会进步发生“良性互动”。
“公平与公正”总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永恒的话题。只有良好的制度机制与体制机制，才会使得市场机制不受干涉，正常发挥其“扶正祛邪”“择优剔劣”，发挥创新潜力，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是社会进入创新成长的新的国民经济增长驱动成长周期的一个前提条件。
（自己涂抹做插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