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人在官媒发表文章，指上世纪大跃进饿死人是探索性的错误。大跃进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说起来，“统购统销”政策可谓罪魁祸首。
中共从1953年即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事实上并非中共的探索，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决不可能用探索性错误一句话可以轻描淡写地放过。如果说是探索，日本人在满洲的做法可谓是探索，犯探索性错误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共。
一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战线的拉长，日本对粮食的需求日益迫切。为收购粮食，1939年日本实行“粮谷出荷”政策，1940年全面展开。此制度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奖励制度，凡在10月份出荷满100公斤者，奖励1.2元，在11月份完成100公斤者，奖励1元，12月份完成100公斤者，奖励0.8元，但原定630万吨任务只完成600万吨。1941年，进行了调整，加强了政府统制，成立中央统制机构满洲农产公社（也叫“公社”！），垄断农产品的购销、加工和分配、流通的所有渠道，凡不经过此渠道的农产品均被视为非法；并且废除出荷奖励制度，实行预购契约制度，将1041年670万吨的预定出荷任务，分摊到各个地区，每百斤预交一元定金，发钱给农民，签订合同。当年完成650万吨。1942年继续预购制度，完成720万吨。1943、1944年实行“报恩出荷”办法，1943年，预购契约制度被废除，由伪满中央确定年度出荷责任量，下发各省完成。1943年计划数额750万吨，世纪完成820万吨；1944年计划820万吨，完成890万吨。
“粮谷出荷”是通过官办农村组织兴农合作社（也叫“合作社”）具体实行的。一般是在年度初，由伪满政府召开会议，确定当年各省“搜荷”数量，然后分解到各市县旗，依次再分配到乡村，最后分配到农户。指标是层层加码，对农民的分派一般高出指标10%。每当春耕之前，县里发给每个农户一张“农产物种种植面积、预收量、出荷量登记表”，填写户主姓名、年龄、家庭人口、劳动力状况、雇佣人数、牲口数、耕地面积、自种多少、租种多少，等，同时也发一张粮谷“出荷证”。春播以后，由县公署统一组织人员到各村、屯，与村长、屯长、警察等依表到地头查看，以确保所需农作物的种植。从春耕到秋收，从指定作物种类到面积，完全服从于行政分配，受地方权力的干涉和武装警察的监督。
各地伪官的政绩优劣，取决于粮谷搜集成绩的大小。为了防止农民私藏或把粮食转向黑市交易，收购季节推行“集体出荷”，即在村长屯长带领下，集合全体村民按照规定的时间和线路，送到交易场。为防止农民向城内私运粮食，取缔了农村用自行车、拖车和马车。每当出荷高潮时候，各级“出荷督励班”纷纷出动，夜以继日地对农民进行逼迫。1940年，伪治安部警务司经济保安科向东省警务厅长发出的训令指出：“经济警察的根本任务在于绝对禁止交易场外进行粮食交易；经常认真地掌握出荷工作的进展情况”。
当时，全东北粮食年总产量为1600万吨，农民自用口粮约为1200万吨，八九百万吨的出荷量超过粮食总产量的一半多，使农民自用口粮严重不足，所以“是一个饿不死人就无法完成的数字”。农民不得已将饲料和种子都交了出去。“粮谷出荷”政策使一些农民自杀，一些农民奋起反抗，也使得数以万计的农民被饿死。
在强迫收购粮食的同时，伪满也对居民实行粮食凭票配售制度。1940年6月，在各主要城市实行大米的票制配售，对象是日本人和朝鲜族人，标准是：4-12岁每月9公斤，12-60岁每月15公斤，60岁以上每月9公斤。从1941年起，除面粉由专卖机关配售外，其他各种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均由伪满洲农产品公社全面统制，并实行配售。到1943年，伪满各地实行了这种制度。自1942年起，.还实行了外食券（“粮票”？）制度，凡要在饭店或旅馆用饭者，须先持大米配售账至配售店请发外食券，配售店在其配售账上记载外食请张数，并在配售时扣除其数量。日本人和朝鲜族人的配售标准如此之低，而中国人的则更低了。
（关于凭票配售粮食制度的详细情况，此处从略）。
（参见李淑娟：《日伪统治时期“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姜念东等人《伪满洲国史》，东北师大硕士研究生张士宇学位论文《伪满“粮谷出荷”政策与实施》）
二，
1945年日本投降，满洲国灭亡，东北被中共接管。陈云是接管东北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延安时期主持陕甘宁财政工作的陈云，在延安时就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管理，1944年对棉花和布匹实行统一收购，无论公私均不得直接到民间收买。1945年提出要对“盐要坚持统销，减少差价，稳定金融，管理入口。”
1945年9月调到东北工作以后，对于日本人在伪满实行的“粮谷出荷”政策和票制配售政策，大概不会无动于衷漠然置之。有研究文章指出，1947年2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上指出：各级党政军首长必须加强粮食管理；要根据预算审查核发粮票，无粮票不支付粮食；每人每天粮食定量标准为：前方部队2.2斤，后方部队2斤，后方机关1.9斤。即实行粮食统销,按照不同的工作性质定量供应。这是陈云在东北对粮食实行统销的最早尝试。1948年7月出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开始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以后，陈云对粮食问题更为重视。他指出：“物价中带头的是粮食，要尽可能多地把粮食控制在手里。”（见王瑞芳《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了解了伪满在东北实行的“粮谷出荷”与粮食凭票配售制度，就可以理解陈云在东北的这些措施。
薄一波的回忆，“陈云在1951年1年底，就酝酿过粮食统购问题。由他主持起草，用他、李富春同志和我三人名义，于1952年1月15日向中央作的《1952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1952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1952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这里的‘征购’，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中（1953年10月10日）提到，“东北在一九五一年实行过认购，就是上面有一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开一个会，号召大家认购，认购不足就不散会。”这种强迫认购的做法没有在别的地方实行，而是在东北实行，历史的路径依赖，清晰可见。
事实上，陈云也不讳言强迫农民交粮、粮食配售与日本人的关系。据薄一波回忆，1953年10月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陈云的建议，陈云说：在我们之前，有两个政府实行过征购，一个是“满洲国”政府，叫“出荷”；一个是蒋介石政府，叫“田赋强实，征购征借”。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中，陈云又说，：“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
陈云并不讳言征购粮食与配给粮食与日本人的关系，但是他一再强调，两种性质不一样，“我们的征购不仅性质和他们的征购不同，而且价格公道”；“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的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不管陈云怎么强调“征购”和“配给”虽与日本人的叫法相同，但本质不同，但是，毛泽东在完全同意在全国进行“征购”和“配给”的同时，仍然建议将存有浓重日本人色彩的两个词改过来。薄一波的回忆说写到：“10月13日，陈云同志作会议总结，传达了毛主席的一些新的意见：“征购”、“配售”的名词可否改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两个名词很吓人”。于是，这两个词就改成了“统购统销”，既与日本人完全切割，也将征购配售等词中体现的国家强制色彩，洗刷得干干净净。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同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194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于11月23日发布施行。此制度一直实行了三十年。
三
“粮谷出荷”，票制配给，本来是日本人在伪满时期执行的政策。中共建政后，在对这些词语进行洗刷包装后，改头换面，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
在陈云力主实行这一政策的时候，曾经不断强调，虽然日本在满洲实行过这个政策，但是我们与他们的性质完全不同，日本人的政策下人们吃不饱，我们能够吃饱；日本人对许多商品实行配给，而我们只是配给粮食；我们比日本人的征购的价格还公道。等等。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是十足的忽悠。统购过程中并没有给农民以公道的价格，强迫征收造成大量农民饿死；对城市居民的统销政策后来扩大到生活资料的一切方面，绝非粮食；而票证供应制度下，城市居民也达不到吃饱的起码要求。
统购统销制度实行后，又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和大跃进。本质而言，人民公社制度以及户籍制就是为了更好地落实统购统销政策。中外历史上，除了苏联政府外，很少有政府能够垄断粮食，控制粮食。其困难在于，粮食的生产相当分散，一家一户单干的农民有很多办法逃避政府对粮食的监视和控制。精细的日本人在东北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将农民组织成公社，由公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控制粮食就变得容易。人民公社为统购统销政策添上了翅膀，统购统销政策借人民公社得到更彻底的落实。人民公社的实行，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起了巨大作用。如果没有如此严密残酷的户籍制，农民就会采取历史上最常见的办法，逃走了事。户籍制把农民彻底束缚在土地上，成为给公社生产粮食的农奴。没有户籍制，人民公社不可能实行那么长的时间，统购统销也可能彻底瓦解。所以，户籍制给人民公社提供了基础，人民公社给统购统销提供了保证。而在统购统销的基础之上，疯狂的大跃进才能造成饿死数千万人的空前灾难。如果没有统购统销，大跃进不可能有如此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