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中的“改革”是指中国当前的社会实践，而题中的“改进”是指福利经济学上的伯雷图改进。
谈改革，中国不乏能人，上至总设计师下到黎民百姓，不管是早期自下而上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现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三十年来全民都投入并浸淫其中，都是专家，都有发言权。
但说到伯雷图改进，知之者就了了，经济学圈内人士可能比较清楚这个概念，但多数圈外人和老百姓从词面上的理解和伯雷图定义的并不是一回事，甚至想去甚远。
伯雷图改进涉及到经济学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效用”。 经济学近百年来可以说是效用学派的天下。可惜的是，经济学自己从来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效用”以及如何统计计算效用。
效用学派走入歧途的根本原因，和“价值”概念有关。由于经济学在价值论方面的严重欠缺，经济学也就不可能在效用论上取得进展。效用学派自称是主观价值论者，但在使用效用概念以及将之数学化的过程中，却无一不是沿用客观价值论的方法。如他们认为一件商品或者一个事物或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可以客观评价的效用，而且不论对谁来说都一样，这就完全不是主观效用论的思路。源于主观价值论的主观效用论应该认识到，任意一个客观存在（一件商品、一个事物、一项政策）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效用，有时是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
伯雷图先生定义的“改进”是指对一项政策或措施的实施，“至少有一个人从中获利而无人因此受损”，那么这项政策就可以说成是对社会状况的“改进”了。言中之意包含着，如果政策使得哪怕一个人受损，那就不算是改进，就不足取。“伯雷图改进”的思想被经济学界列入“福利经济学”当中，并且从此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各国ZF社会政策的制定。
如果认识到效用的主观性，也就知道，效用是没有办法进行统一评价的，统一的效用测评既无意义，也压根儿就不存在。到此，大家就清楚了伯雷图先生犯的错误，那就是试图寻求全社会统一的价值评价体系并加以规范。这个错误是哲学层面上的，是根子上的。
哲学家休谟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总结为“休谟法则”，即事实判断不能决定价值判断。后来哲学家的“一分为二”、“两面性”等说法都是这个道理，都没有从学术上超过休谟。
伯雷图改进虽然是哲学错误的，但其中包含着社会大同和共同富裕的思想，所以被列入“福利经济学”之列。不过“福利”二字和经济学实在是挂不上什么瓜葛，前者是社会主义观念，后者完全属私有经济思维。
中国的改革进程当中，经济学界参与得非常之深，一大串作为国家智库成员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然而，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直到现在，都不是这些经济学家们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讲堂上所说的伯雷图改进，经济学家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熟悉的伯雷图改进，他们似乎只记得西方经济学当中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效率和公平难以两全。所以，中国以往的改革政策当中，始终贯穿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
中国的改革，早期在官方表达的目标上仍然是共同富裕。邓总设计师自己的说法是，如果改革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失败的。据此判据，三十年后的中国的现状应该被判为“失败”。这个结局的出现，个人认为源于邓总的言行不一，采取了和目标严重不一致的做法，就是“猫论”，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但让谁先富起来呢？邓总没有说。但人人皆知，当然是资源占据的近水楼台者了，那些掌控着国家方方面面资源的人都积极性异常高涨，纷纷响应邓总号召利用手中的种种特权富裕起来。但带动其他人富起来是需要付出的，也就没有积极性了，再说了，自己先富起来了，子女亲朋还没有富起来，就是带动也是先带动自己的子女亲朋，结果就是，邓总的指示只执行了一半，而且这一半被继续执行着，而后一半被搁置了。
习李ZF执政以来，提出要深化改革，并且强力反腐，反复指出，改革就是要打破固化的既得利益篱藩，最近习总在访问马尔代夫时又介绍说中国改革就是“动奶酪”。强力反腐，深得民心，但也说明腐败之深重，而深重的腐败不能不说是三十年改革的结果，尽管不会被承认是官方期望的结果。
而拆藩篱动奶酪，就必然有人受损，受损之人的官方称谓叫做“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有人受损了，就不是伯雷图改进，不符合伯雷图对改进的定义了。但称为“深化改革”也不对，因为如果是对既往改革之深化，只能强化过去改革的走势和结果，而不是拆藩篱动奶酪了，如果真的是拆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藩篱，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那么实际上是对过去改革的方向性的纠偏而非深化。
在物理学的运动学和动力学里，描述运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一个是“力”，一个是“速度”，都是矢量，矢量就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变量。改就是革，革就是改，改革基本是一个中性词语，任何人都会将对自己有利的变动称之为“改革”。但改进一词，却明确地有着的价值判断在其中，也就是哪个方向才算是“进”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改变了，变革了，但不提方向，也就不知道是进还是退了。
如果说伯雷图改进是虚无的错误的，那么和它不一致的改革就顺理成章地应该被认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改革就应该是习李ZF提出的“拆藩篱”“动奶酪”，最终问题只是归结为拆谁的藩篱、动谁的奶酪，是奶酪和拆除旧的利益格局的藩篱之后的利益地盘如何划分的问题。
这些概念体系的内部逻辑矛盾表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走向依然具有不确定性。
“拆”“动”二字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中国社会的高频词语。既得利益集团过去也一直在拆、在动，不过他们拆的是民房动的是农田，现在习李要拆的是固化的利益格局藩篱，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和“拆”“动”并行的另一个高频词语是“稳”。一方面要拆、要动，一方面要维稳，那么究竟是动还是稳？这之间的平衡该如何拿捏？中国这个家不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