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感财富:一个家族企业研究的新视角
韩雪亮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632)
摘 要:本文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的矛盾出发,探讨了家族企业研究的新视角——社会情感财富的概念、维度、测量、影响及其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对单一的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而言,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容更广泛。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的视角来分析家族企业,更贴近家族企业本身。尽管较先前理论在解释家族企业行动逻辑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其自身仍存在“构成维度界定不清晰”和“测量方法有待完善”等问题,有待深入和完善。
关键词:社会情感财富;家族企业行为;家族控制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长期以来,有关家族企业研究的自有理论相对匮乏。有关家族企业研究中,多基于其他领域内的理论展开,以至于研究结果中出现术语重叠、实证结果相互矛盾的纷繁局面(Berrone等,2012)。[1]虽然不少学者提出了针对家族企业研究的术语,但无论是情感价值还是财产依恋,抑或是利他主义或家族价值观,也只能揭示家族企业对于非经济目标追求的某一方面(朱沆等,2012)。[2]针对家族企业研究理论零散、体系缺乏系统性等,以Gomez-Mejia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用“社会情感财富”(SEW)这样一个全新概念来诠释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问题。持社会情感财富观点的学者们认为,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容非常宽泛,主要表现为与家族情感有关的非物质价值。它来源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具体包括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力和影响力、家族归属感和亲密感需要的满足、家族价值观的延续、家族基业的传承、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保持、基于血缘连带的家族责任履行、家族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以及家族的社会地位等(Gomez-Mejia等,2007;Zellweger和Nason,2008)。[3] [4]Gomez-Mejia等(2007)认为,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治理和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3]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凭借其所有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从家族企业获得非经济利益收入,具体包括行使权力的能力(the ability to exercise authority),妈祖归属感、情感和亲情的需要。家族企业成员在企业内部长久保持家族价值观,维系家族控制,保全家族社会资本,履行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义务,以利他主义来对待其他家族成员。保护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密切相关,一旦失去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就会波及家族社会情感财富。如,家族成员之间亲情淡化、家族地位下降、家族期望无法得到满足等。因此,保护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就成了家族控制企业的重要目的之一。
一、社会情感财富的维度
社会情感财富所辖内容的宽泛性直接决定了从结构上测量社会情感财富的多维度性。Gomez-Mejia等(2011)[5]把企业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情感资本投入视为社会情感财富的来源,并据此认为社会情感财富包括情感、文化价值和利他主义三个维度。首先,家族企业通常以家族姓氏来命名;公众对家族企业的看法直接影响整个家族的声誉,因此家族希望通过控制企业来维护其家族的形象并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其次,创建或控制家族企业的家族往往会把自己的价值观移植到其创建或控制的企业中区;浓厚的家族文化特色,是家族企业区别于其他类型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注入到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这个载体将其发扬光大。最后,家族成员有增加家族福利的期许,并会努力去实现。在家族企业内部,利他主义和理他行为就是家族成员期许的一种具体表现。在很多种情况下,家族内某一成员所采取的行动并不是出于经济目的,也非自己能否获得回报,而是该行动能否使家族内的其他成员从中获益。
面对内涵丰富的社会情感财富,三维度划分法显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据此,Berrone等(2012)[1]提出了五维度测量法:家族控制的影响、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情感依恋和传承意愿。其中,家族控制的影响是指基于企业所有权、社会地位或家族成员个人魅力,通过委派董事会主席、CEO或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和移植价值观的方式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是指家族成员因家族与企业休戚相关而把企业看作是家族延伸的一部分,他们非常看重自己在家族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关心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对外形象;紧密的社会关系是指家族成员把其内部基于亲缘的互惠关系扩展到家族企业内部的非家族员工以及企业外部非家族合作伙伴、甚至企业所在社区,从而形成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情感依恋是指家族成员把企业看作满足其归属、亲近等情感需要的场所,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家族成员的情感依恋性会不断增强;而传承意愿是指家族往往把创建企业视为一种长期投资,并希望能够世代相传的预期。
Berrone等对社会情感财富在构成维度上的划分相比Gomez-Mejia等人的划分更为精细,也更能揭示社会情感财富的内涵和形成机制。尽管较前者有了改进,但从方法上把基于来源维度(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紧密的社会关系和情感依恋)和基于结果维度(家族控制的影响和传承意愿)混淆在一起容易造成不同构成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如,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和情感依恋。此外,对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构成维度有无划分的必要也是一个值得商榷和研究的问题。
二、社会情感财富的测量
秉承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学者认为他们为家族企业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自从社会情感财富的概念提出,家族企业研究有了自己的理论。然而任何理论的有效性必须通过实证的检验,经不起推敲、检验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新的理论的提出,从来不乏追逐者,自然也有不少学者为检验新理论的有效性而努力。
(一)代理合约
家族企业管理人员为家族内其他成员在企业安排工作,但他们可能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从而会造成代理效率低下,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诸如此类的行为,是家族谋取控制权私利的表现(Morck & Yeung,2003)。[6]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这些行为是家族企业CEO的利他主义和自我控制(Schulz等,2003) [7]。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常常在这些问题上“打架”。代理理论很好的解释了家族企业管理堑壕,却对家族企业高管的普遍低薪束手无策;管家理论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却又无法解释家族企业高管任期、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Gomez-Mejia等(2011)[5]认为家族高管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家族派驻企业的长期代表。作为家族的代表,家族高管必须履行家族义务,保全并创造社会情感财富。为了给履行家族义务的家族成员或外聘人员提供职业保障,家族董事往往会把企业绩效不佳归因于运气、环境等不可控因素而非家族任职者的能力。基于家族企业高管能够获得职位安全等“心理报酬”(Gimeno等,1997),[8]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较低的报酬。随着行业风险的增加,家族所有者往往为家族CEO提供较高的报酬,以补偿CEO可能因企业失败而面临的职位风险(Gomez-Mejia等,2003),[9]家族企业CEO的报酬与职位安全感之间存在一定的此长彼消关系(Combs等,2010)。[10]家族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履行其在家族企业内的岗位职责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代理,而是与家族签订了一份包含了更为广泛的非经济利益的代理合约。
(二)代际传承和管理专业化
家族企业的很多行为都会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背离,即使从外部劳动力市场甄选的高层管理人员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效益,家族企业仍然偏好从家族内部挑选继任者。关于此偏好的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被要挟的风险。当解释对象为管理尚不规范的家族企业对内部传承的偏好时,防止被要挟似乎可以说的的过去,然而当面对管理规范的大型家族企业对内部传承的偏好时就显得乏力。此时,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优势就得以彰显。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家族内部传承能够保证家族对企业的持续控制,为家族保全和创造社会情感财富提供有力的保障,家族能够从中获得显著的非经济收益是其偏好内部传承的关键因素(朱沆等,2012)。[2]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强化家族所有者保全遗产的感觉和增强家族的社群感,因为非家族继任者不可能像家族继任者那样对企业有强烈的认同感),同时还能强化家族对企业的权利和影响等(Cruz等,2012)。[11]在对于继任者培育方面,非家族企业更倾向于把培训工作外包出去,家族企业则特别重视发展在任者和继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继任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在继任者培育方面,家族企业更倾向于“导师制”。个性化的辅导和培训是保证家族内部价值观等异质性知识在代际之间顺利传递的理想方式,也是培养继任者企业认同感、提升组织依恋最为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有利于保全和提升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
由于家族企业内部能够胜任专业化的人才有限,家族企业管理专业化不得不从外部引进专业人次。如此以来会削弱家族对企业战略决策和管理团队的控制,因此家族企业并不愿意向管理专业化过度。此外,由于家族所有者对非家族经理人缺乏了解,聘任他们可能会导致经理人行为的不确定性(Cruz等,2010)。[12]如果家族所有者又不熟悉相关特殊知识,那么就可能加剧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Gomez-Mejia等,2011)。[5]从实践中来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家族企业已经做的足够强大、甚至是一些上市家族企业内部,依然停留在家长式领导的阶段的原因。
(三)风险感知和战略选择
在以往的有关家族企业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家族所有者是风险厌恶者。这是因为家族委托人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甚至于全部财富集中在一家企业,一旦遭遇风险,他们的福利就会受到严重影响(McMconaughy等,2001)。[13]然而,Gomez-Mejia等(2007)[14]基于行为代理理论[①]构建了社会情感财富模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释了家族企业风险感知。在社会情感财富模型中,社会情感财富损益被视为家族所有者决策的首要参照点。家族所有者在面临潜在的社会情感财富损失时往往会倾向于承担更多的经营风险。此时在他们看来,经营风险是可控的,会乐观估计企业前景。当然,家族所有者出于保全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考虑,也不会让企业背负过高的风险。只有当企业面临生存威胁时,企业的生存就会取代社会情感财富成为家族决策的首要参照点。Chirstman和Patel(2012)[15]研究发现,当企业绩效低于预期水平时,家族所有者就会更多地考虑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问题,即企业生存问题。家族所有者并不会一味地厌恶或者偏好风险,而是有时候厌恶风险,有时候偏好风险,这取决于企业所面临风险的性质(朱沆,2012)。[2]此外,Chrisman等(2012)[15]的研究还发现,当企业绩效达到或超过期望水平时,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比非家族企业少;而一旦企业绩效低于期望水平,家族企业就会增加研发投入,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距会显著缩小。
家族企业的多元化水平也要比非家族企业低15%左右,家族所有权与企业多元化负相关(Anderson & Reeb,2003)。[16]Gomez-Mejia等(2010)[17]也考发现家族企业较少采取多元化战略。无论采用哪种指标,如国外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企业全球运营地区数量、企业运营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等,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水平都要低于非家族企业。在控制了行业因素、股权集中度、资产回报、企业规模、CEO任期以及内生性因素后,这个结论依然成立。除了多元化和国际化战略选择以往外,家族企业在研发和技术多元化投入也较少。Chen和Hsu(2009)[18]发现,家族所有权与企业研发投入负相关,外部董事的介入可以降低这种负相关性。Gomez-Mejia等(2011)[5]指出,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少,技术多元化程度较低,而且在控制了企业的规模、风险水平、成立年限、资产回报率等因素并进行内生性检验后,这个结论依然成立。Munoz-Bullon和Sanchez-Bueno(2011)[19]从加拿大家族上市企业中为找到了家族企业的研发强度低于非家族上市公司最直接的证据。社会情感财富指出,企业多元化、国际化、对研发和技术的投入会导致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首先,在没有自有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引入外部股权,必然会削弱家族的控制权,然而战略性投资单靠家族内部实难完成;其次,限于家族企业内部相关人才的供给不足,非家族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的引进都会削弱家族在企业内的影响、弱化组织认同感、引发利益冲突;最后,家族传统或价值观可能会受到挑战。伴随着多元化战略而生的多元化文化会直面挑战家族企业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事实上,“在并购实践中,文化差异是经常被提及的主要失败的原因之一。据统计,60%的并购并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的失败源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德勤调查,2009)。
三、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
社会情感财富影响了家族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家族企业控制方式的影响。根据Le Breton-Miller and Miller(2013)[20]的研究,随着家族企业不断壮大,家族的参与方式会由创始人所有和控制转变为家族所有和控制,并最终演化为亲戚财团(Cousin consortia)所有和控制。企业创立之初,家族成员会致力于企业发展,彼此之间有着强烈的情感依恋(Emotional attachment);随着初期目标的逐渐达成和越来越多的家族成员参与到企业中,家族成员彼此之间的和谐以及对企业的认同显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彼此之间情感依恋紧密,但冲突也开始出现;等到更多的家族成员参与到企业的经营中、尤其是基于姻亲关系的成员也加入到企业后,家族企业就发展到亲戚财团控制阶段。当企业逐渐变大以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企业所有权开始趋于分散、甚至于开始采用非家族管理模式。
在这些变化过程中,董事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仅仅是家族成员致力参与共同决策,慢慢的年长者开始扮演首席情感官(chief emotional officers)的角色,来自家族企业所在地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加入到家族企业董事会。随着家族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家族为基础的资源逐渐被商业资源所取代,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潜在的冲突。如何通过董事会来化解矛盾,平衡家族多方利益显得尤为重要。当家族企业发展的足够大(比如,上市后),多代亲属、不同类型的亲戚都参与到企业的经营中后,如何治理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家族企业就会显得非常棘手。这些亲戚财团式的家族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远比当前学术界内讨论的要复杂的多。“优先权”在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分配不公,构成摩擦和冲突产生的根源。作为商业关系附属的家族情感纽带在家族企业内部有着显著的差异,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不同的家族分支的亲属或亲戚来说,参与到目前的企业中,不过是为其提供财务上的支持。他们并没有享受到更多的额外的“优先权”。为了平衡利益、缓解冲突、维系和谐,来自一些非主要家族成员共同组建的专业化委员会的成立增加了董事会的多样性(Wilson et al., 2013),[21]他们在家族企业中扮演着“和解员”的角色。此外,一些年长的或者资深的、有经验的人会被安排在董事会内。当然那些地位很高的、先前的“老好人”会因最受家族企业所有者的欢迎而被接纳(Ward,2004)。[22]由于家族企业的不断扩大,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形象在公众眼中会显得尤为醒目,来自于需要肩负社会责任的制度压力也会与之增加(Miller et al.,2013)。[23]家族企业也需要有更高声望的社会人士加入到董事会中,以此响应社会、提高企业的生存力。如果家族企业选择上市,就会被迫牺牲部分社会情感财富来满足监管制度的要求,同时必须引进外部人员进入董事会。总的来说,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家族成员不等同的参与影响到了家族企业内部的社会情感财富优先权的分配,从而改变企业的董事会构成,提高其生存能力。此外,家族企业上市和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也能够对此产生调节作用(Le Breton-Miller and Miller,2013)[23]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伴随了整个家族企业的发展历程。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社会情感财富内涵、维度、测量和影响的分析,可以发现社会情感财富在解释家族企业行为时比原有理论有了较大的进步。在解释家族所有者和家族企业行为偏离经济目标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更是实现了质的突破。然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自身也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两大:构成维度界定不清晰和测量方法有待完善。前者导致无法探知不同维度的印象因素及其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后者不利于后续研究的展开。另外,社会情感财富对于家族企业的界定也不清晰,并未严格区分自然人控制企业、单一家族控制企业和多家族控制企业。毕竟个人对于企业的情感不能等同于社会性的情感,单一家族控制模式和多家族控制模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明晰构成维度、改进测量方法上,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有必要借鉴其他领域内已经成熟的概念,如集体心理所有权(Pierce & Jussila,2010)[24]等。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另外一个亟需关注的点在于家族内部的结构因素。一般说来,家族企业创始人或长期管理企业的家族成员可能比其他家族成员对企业有更强烈的感情和认同感,因而他们比其他成员有着更强烈的保全和创造社会情感财富的动机。此外,不同家族成员的家族主义倾向也可能存在差异。家族主义倾向较弱的家族成员更可能把家族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而家族主义倾向较强的家族成员则更可能把企业作为实现家族目标的手段。在家族内部,不同家族成员的影响力也存在差别,并不是所有家族成员都能显著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相比而言,家族族长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影响力更大。深度剖析上述家族内部结构因素,有助于研究不同家族结构与保全和创造社会情感财富动机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社会情感财富研究很少关注制度因素,而随着家族企业奔向资本市场以后,会更加的依赖外部资源、注重合法性问题。受制度约束,家族企业有采取与行业内多数企业保持相似战略的趋势,这种趋势必然会对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的损益构成影响。制度环境因素对于家族企业保全和创造社会情感财富的动机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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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emotional wealth: A new Perspective on Family Firm Research
Xueliang Han
(School of Management,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gency theory and stewardship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s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 including the concept, the contents, the measurement, the effects and the undecided problems. Compare to the agency theory and stewardship theory, the sc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 contains more subjects. Despite the scociemotional brings the stronger explanation on the behavior logic of family firms, the problems of “ambiguous on its contents” and “how to measure” should be resolved.
Keywords: Scoieoemotional Wealth Theory; Family Firm Behavior; Family Control
[①] 行为代理理论把代理理论、前景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融合在一起,放松了代理理论有关决策者风险偏好一致的假设,并且认为:决策者会把备选方案的预期结果与参照点进行比较,以确定方案会产生正面结果还是负面结果。如果决策者在预期产生正面结果的方案中做出选择,那么就会表现出风险厌恶,而如果他们在预期产生负面结果的方案中做出选择,那么就会表现出偏好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