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博与专深是互为支撑的智慧结构上的两极。战国荀况曰：“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难进曰偍，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秏。”[1]他在这里传授给我们一个应当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博学多闻的道理。我以为在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领域里，“广博”与“专深”不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命题，而是互为支撑的智慧结构上的“两极”。在通常的情况下，广博是基础，专深是标志。广博是任何一个人知识的源流，是学者之所以能够独立地做学问的根基。汉初陆贾说得好：“书不必起于仲尼之门，药不必出于扁鹊之方。”[2]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感、顿悟和触类旁通，多源于广博知识的积累。具体到一个研究生导师来说，其教育对象是高层次的专门人才，讲授的内容就应当是高层次的学术探讨，带领学生开展的每一项学术研究活动，也应当是前无古人的创新活动。如果教师知识领域的接触面仅仅限于传统专业，或者孤零零的某一个方面，自然难免要使自己陷入孤陋寡闻的境地，甚至堕入片面和偏狭之中。研究生导师只有进行广泛的知识积累，尽可能地、尽快地形成自己渊博的知识链，才能够促使自己形成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达到专业知识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多层次、多侧面地实现对有关现实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科学解析。面对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知识化、信息化、现代化的社会，凡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对什么东西都多少懂得一点儿，也许知之不深，但是绝对不能使自己沦为科盲。对个别事物尤其是与本专业、本研究领域相关的事儿，就应当懂得更多一些、更深刻一些。思维敏锐、洞察秋毫和把握大局的能力，通常是我们解决任何一个大到战略、小到战术问题的关键。这种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本领，恰恰主要来源于视野的开阔和基础知识的广博。

自古“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3]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学家陈寅恪先生，其学问深厚、知识广博，被人誉称为“教授的教授”。据说他给学生授课自觉地做到“三个不讲”：书本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足见陈寅恪大师的学高风范。陈寅恪先生经常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4]他这种纵横古今、融汇中外、求索通解，以至卓见深知的治学风格确实令我辈钦敬，我也因之而时常感到汗颜。与陈寅恪大师比较起来，我自然不敢妄言我的课讲得多么好、多么有水平。但是我在给研究生授课的长期实践中，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授课特点和风格，这也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在授课前必先了解学生具有的实际知识水平，并且按照自己对这门课程所具有的理论功底，去寻找一个授课的“切入点”，切实找到自己授课的“感觉”，然后再按照教学目的和要求去进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非常顾及学生在接受这门课时的那种“感觉”状态。从开始大学执教那天起，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基本的格调，即要求自己授课一不念讲稿，二要甩开膀子用自己的话讲活教案，始终遵循“真佛只讲家常话”的规矩。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之所以现在还能够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还能够不断地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与自己历来不被赞誉冲昏头脑，不被困难却步，时刻不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分不开。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说到了，也确实做到了。尽管为难了自己一辈子，但是也确实为自己挣足了面子。。大凡一个学者或者学有所成的读书人，只有在广泛地汲取各种知识营养的基础上，才能够最终实现对自身素养的充实与完善。这就需要在“专深”的目标下寻求“广博”，在“广博”的基础上谋求“专深”，逐步达到“广博”与“专深”的内在统一。我以为广博与专深是每一位研究生导师的本质要求，因为他的知识储量越多，所积聚和形成的专业知识就越雄厚、越深刻。那么他的学生跟随他掌握基础知识就越容易，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威信和信誉度就越高，学生也就越把这样的教师视为自己的“知识之源”，甚至被学生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也唯有如此，教师本人方能做到“专而不死”和“博而不滥”。譬如，令几代学者敬佩的

广博的知识涵养源于勤奋苦读。对于我这个历来喜欢熬夜的“夜猫子”来说，深夜读点儿书、写点儿东西，就成为这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和乐趣。我热爱读书也喜好买书，穿不穿新衣服无所谓，但看到有价值的好书不买心不甘。现在网上确实有很多电子书，只要你有时间又肯去“淘”，很多书实际上在网上就能够“淘”到。但是对于我这个古板的老朽来说，还是喜欢读闻有墨香的纸质书。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捧上一杯清茶，品读一本自己钟爱的好书，本身就是一种极好的精神享受。我以为夜深人静是读书的最佳时机，因为人通常只有在安静、心静的情况下才读得进去，才能够体验到读书的趣味和妙处，才能够实现读者与作者之间心灵的沟通与对话。为了工作的需要或者带着研究目的去读书，往往不是心太浮，就是心太累。我以为读书人的读书之“乐”，就乐在有心情、有雅趣而毫无功利。对于那些追逐新潮、时髦的书刊杂志，譬如，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知音》之类的读物，我觉得它们并不是青年人的专利，即使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可不读，否则就会成为与现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所以，在我家的厕所里、我的床头边，一般都放有几本这样的刊物，而且不断地更新。通常说来知道事物应当是什么样，说明你是聪明人；而知道事物实际是什么样，则说明你是有经验的人。然而只有知道怎样使事物变得更好，才能够证明你是有才干的人。一个人的人体看得见，而人品是看不见的。我以为气质是品质散发出来的味道，人的气质说白了就是人格、人品的真实流露。人的气质原本是天生的，早有定数，是难于轻易改变的。我觉得真心读书可以改变和塑造一个人的气质，它的功效足以使愚钝者变得聪明起来，使知识浅陋者变得头脑充盈和精深起来，使文人变得更加文雅、思考更加深刻起来。对于一个人的品质的简单而又正确判断，我以为不仅取决于他通常结交哪些人，而且取决于他通常拒绝与哪些人来往。

研究生导师对学术要有一种自觉承担精神。潘光旦和费孝通都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老前辈，费孝通曾将他和其导师潘光旦做了一个比较之后说：我们这一代比较看重别人怎么评价自己，而老师看重的是对不对得起自己。费孝通实质上是在告诉我们，搞学术研究首先考虑的是要对得起自己，不要太在乎当你健在的时候别人怎么评价你。然而现今学术被亵渎成一种谋取“名”和“利”的工具。有些人在开始做学问的时候确实下了好些苦功，也获得了应有的学术成绩与地位。后来就开始吃老本了，最大限度地攫取最多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这样一来学者的人格也就被利益化、功利化了。于是有些文人便成天混迹于官场、娱乐场与名利场，习惯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那种悠闲的生活。有些学者不仅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文的文人”，甚至成了“无学的学者”。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所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学者的选择，居然得到现行体制的支持甚至鼓励：“只要你听话，一切都向你开放，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而且已经制度化了”。总之，就是“请君入瓮”，或者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只要是通过诚实劳动获取的名利，就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这背后有一个体制陷阱，即当你把获取“名”和“利”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唯一动力和目标，而且这种追逐名利的欲望又毫无节制的时候，你就会顺其自然地变成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堕落成为学官、学商、学霸、学阀，唯独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学者。我认为人的本质是追求欲望的，生命无非就是欲望，否定了欲望也就否定了生命。欲望似乎是一个爱惹事的家伙，但是如果没有欲望惹事儿，人生又未免太寂寞了。所以，叔本华说：“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就无聊，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6]因而我们必须懂得欲望具有两面性，分清什么是眼前的好处？什么是长远的利益？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堕入万劫不复的泥潭。世界上的事儿有时候就是这样耐人寻味：有些人凭他的“缺德”而得势，有些人却因他“认真”而背时。因而我在授课时经常对学生讲，学术研究要为现实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不能够单纯地为学术而学术。我这是从学术研究最终目的的角度讲的，并不是说搞学术研究的人不应当具备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锲而不舍精神。尽管我已经人老眼花，但是脑子还算活络，甚至在睡觉或者上厕所的时候，都可能因看到或者偶尔想到某个问题而引起对学术的联想。这的确是我的一个优点，有时又近乎成为一种要命的缺点。譬如，20多年来尽管自己一直身兼行政职务，就因为把学术看得太重，往往只知道或者习惯于“琢磨事”，而不习惯于“捉摸人”，因而免不了有时遭到别人的“算计”。成天琢磨事儿的人，由于一门心思扑在事儿上，既没有时间挨门串户，更没有雅兴说长道短，通常更无心、也无暇警觉和防范捉摸人的人，因而自己就难免被人“捉摸”。由于习惯捉摸人的人常存坑人、整人之心，于是见面“带笑”，背后“扎刀”，往往出人之所不意、攻人之所不备，一旦小人得志便乐此不疲。人性通常既有弱点，也有优点。小人之所以屡屡屡获得“成功”，就因为他们特别会利用人的弱点。但是小人之所以又以失败告终，那正是因为人性中毕竟还有优点的缘故。综观历史上的善恶报应，凡以不良之心捉摸人的小人，由于机关算尽，大多不得善终。我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坚持每天看书、看报做些资料积累工作。在有些人看来这压根儿就是一种“职业病”，或者被某些高智商的聪明人视为“弱智”。而我则以为这实际上就是对学术、学科发展的一种自觉承担。中华民族之所以形成厚重的学术典籍，正是由于有一代又一代这样的学术承担者的自觉传承，才得以延续和实现的。

研究生导师以学术为志业是一种郑重承诺。回顾自己执教40年的经历和体验，之所以到老了还要读书、做学问，既不是为了“好面子”，更不是为了“捞外快”，主要是自己在育人的过程中始终感到有困惑，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困而学之”[7]的那个“困”字儿。当我们试图用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为自己“解惑”时，就已经将自己置身于人类文明的“语境”之中，我们的取舍、选择实质上就代表了对人类文明的鲜明态度。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命运，也正是取决于人们对它的态度。并非只有文化巨人才能够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其实每个普通人对文明的理解和态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实际进程。因而自我们选择以学术为志业的时候起，实际上就为文明的未来承担了一份庄重的责任。我们生活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一个只有人教我们如何获得成功，却没有人教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社会。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一个只问收获、不问耕耘的社会。这就使得有越来越多的人，总是希望利用各种关系、走各种捷径，试图便捷地获取所谓“成功”，却始终害怕和不愿意下苦功夫。我对这样的人尤其是研究生，历来是鄙视和看不起的。无论他们是在读的研究生，还是已经走上工岗位的人，我总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因为急功近利往往容易使人在意料不到之处栽跟头。我以为一个能够称得起“导师”的人，必须有这种令人讨嫌、自找苦吃的敬业精神，而志向则是教师人格挺立的关键。任何一个身为人师的人，无论如何自己的志向不能定得太低。古人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8]既然人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人志向的高度，没有志向的人便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历史上那些著名人物无不少有大志。因而研究生导师只有志存高远，才能将自己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要想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就必须有追求一流、追求卓越的精神，至于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当我们选择以学术作为终身志业的时候，这绝对不是选择了一种谋生方式，而是选择了一种对先人和后代的承诺；不是选择了一种通向名利场的道路，而是选择了一种对于人类的崇高责任。人类思想的确不首先和不完全是通过学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却是通过学术而接受批判并最终变得精纯的。当人类将欲望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加以引导，人类将会走向自我毁灭。就像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有好些聪明人毁于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一样。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从上到下不太重视做学问的时期，尽管报纸和某些人口头上成天叫喊要如何重视学术。我以为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越是要挺得住，经受得了嘲讽、挖苦乃至打击，使自己的科研理想真实地地贴近自己的个性，即使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失败，自己内心也是坦然和不留怨恨的。其实失败只要处置得当，它可以给我们增添一笔难得的人生阅历。在我看来，人生至少有两部书是必读的：一部是自己，另一部是自然。一个人如果真的通过失败而了解了自己的兴趣与志向，那就会因祸得福。至少在我所见过的那些有才华的人当中，他们童年的时候或者青年时期，几乎都是在艰难困苦中挣扎过来的，于是就应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古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欲做“人上人”，必须先做“人中人”，它实质上是一个苦行僧修炼的过程。如果不首先做好人，成才就会是一场噩梦。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那些批不倒、打不垮，批斗完回到家里或者牛棚里仍然孜孜以求地做学问的人，他们最终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强者，也正是他们延续了中国学术发展的道路，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譬如，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读书时见过和聆听过他们教诲的国学大师张舜徽教授、近代史大师章开沅教授，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些强者。大学教师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今天看来，就好像是选择了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的角色，似乎“愚”然而高尚，本来没有“希望”却代表着希望。

研究生导师永远要把学术研究摆在突出位置。求学者通常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多会借助网络等大众传媒手段，搜索并了解拟报考导师的学术成就以及正在研究的科研课题情况。一个具有远大抱负和立志成才的求学者，往往就是冲着导师的学术成就而来的。所以，研究生导师永远要把学术研究摆在异常突出的位置上。至于现时有些研究生冲着导师是“某某长”的虚荣心而来，或是冲着导师是“某某长”今后好走后门而来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但凡一开始就抱着这种投机心理而来的学生，命运决定了他（她）一辈子是不会获得多少真才实学的，最终结局可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我始终认为研究生导师不是到了实在干不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状态，兢兢业业于本学科的学术研究，不断地推出自己新的研究成果。这样做既是当好一个教师的基本要求，又是一位学者学有所成的最佳体现，更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类知识长河的奉献。我国自1981年实行学位制度以来，高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严格的选聘制度，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的教师，一般多是本学科或者本专业的学术带头人。由于博士生导师都是在教授里面筛选出来的，因而多数学校为表示对博士生导师的敬重，曾给予高于教授的特别待遇，这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在教授之上的又一个特权阶层——“博导”。久而久之，“博导”的头衔除了代表一个人在学术上的造诣之外，更成了一种很高的职业荣誉，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终身制。在我当博士生导师的那个年代尤其在那之前，国家对博士生导师遴选标准也许真的高了一些，不适当地把好些本来可以成为“博导”的教授拒之门外。譬如，1999年底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来的时候，连我在内全校只有18位博士生导师。后来国家把遴选博士生导师的权利下放到学校，学校又再度下放到院（系），这种改革对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和淡化博士生导师身份是必要的。但是在有些学校又近乎到了没有标准的地步，只要有博士点的教学科研单位，凡具有教授职称的人，几乎都成了博士生导师。又譬如到2009年的时候，中央民族大学在册的博士生导师人数就达到168人[9]。对那种不讲究遴选标准和条件的做法，我历来是不赞成甚至明确反对的。无论是为了“淡化身份”，还是做出任何天衣无缝的解释，历史必将证明这种批量生产“博导”的做法，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批量地产出没有质量的博士生。

人一生中最好的作品莫过于即将成名又尚未成名时的作品。这个结论是根据我自己的切身体验得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相关的比较分析和论证，因而它也许只是个人的浅陋看法而已。我以为任何作品总是写给别人看的。写给人看的好作品，应当是那些既能够让人从作品本身看到什么？或者汲取什么？更能够令人由此想到更多东西的那种作品。凡是佳作或者很有价值的作品，初看时总让人觉得不十分舒服。年轻人最有朝气、最富活力、最少保守思想，尤其是在即将成名但还没有成名之前，头上没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光环”，没有任何学术上和其他方面的成见，也没有任何思想上和其他方面的包袱，正所谓“无官一身轻”，因而思想最解放、脑子最活跃，写出来的东西就自然最感人、最生动、最真切。尽管年轻人有时耐心和耐力不够，在人看来有些心比天高、目空一切；有的人似乎吃了豹子胆，暴露出某些不稳重的弱点。其实这些毛病我们这些老家伙过去同样都经历过，不只是现在的年轻人才有。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和希望，人总是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的，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必然过程，区别只在于这个过程所经历时间的长短而已。“过来人”在把自己当年同现在年轻人作比较的时候，往往只看到自己成熟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也曾有过不成熟的经历。我觉得年纪大的人没有必要用世故的眼光，尤其没有必要持“媳妇熬成婆”的心态去看待和对待年轻人。尽管年轻人做学问、写东西嘴无遮掩、感情比较冲动，说的话不像老先生那样里方外圆，有时甚至还给人一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感觉。但是应当承认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却是个人真实感情的流露，是在说真话、说心里话，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完全不像那些所谓成熟的思想家那样，有时为了要说两句真话，还不得言不由衷地讲三句好听的假话，以显示自己看问题很全面，做到了对上摆平、对下抚平，能够为方方面面的人所接受。名人和当官的人之所以“烦人”，就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接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人确实难得清静、自在和洒脱。之所以说“无官一身轻”，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闹心事”和“麻烦事”。我也是走过来的人，我以为最好的作品多出在35—55岁这个年龄段。现在调过头来看，自己过去写的好些著作和论文，如果是放在今天我可能就不写了，即使写也可能换一个角度去写。而恰恰就是这些在今天看来不那么成熟的作品，却赢得了学术界公认和社会的好评，获得了国家和省部级的优秀成果奖。35—55岁这个年龄段，正是好些人既想成名又还没有成名或者正在成名的阶段，因而这个年龄段的作品往往是最富有鲜明个性和有棱有角的。到后来人年纪老了，头上的光环逐渐多了，各种会议和应酬多了，用于琢磨写东西的时间就自然少了。而且写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患得患失的情况，自然能够被读者看好的作品就少了。所以，年轻朋友做学问、著书立说要珍惜年轻阶段的大好时光，青年时期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一定要解放思想，完全没有必要墨守成规。当然解放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佳状态，解放思想决不是盲目蛮干和胡思乱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是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