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的迷信是指不经严肃审慎地思考就信以为真，所以，我说只有中国人才会迷信马克思主义，是说只有中国人才会不加思索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那你是中国人吗？你是怎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如此急切地质问我。我不知道我下面的回答能否使他明白，但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所以请原谅我无法更简洁、更易懂地回复你：我是中国人，但却是较早有反思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
我信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高贵品质：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为劳苦大众、为平民百姓谋福利、想出路的理论；它使千百万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和劳苦大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思想武器、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此，他们才能理直气壮、义正言辞地争取自己的权益。仅凭这一点，它足以受千百万人无数年膜拜；也足以使那些挖空心思企图从马克思的生活作风上搞臭马克思主义的人无地自容；更足以使那些嘲笑马克思是个穷鬼的人逼上臭嘴！
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为我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无可匹敌的思维方法和启示，由于此，我才打开了一扇没有人发现的门、找到了一条没有人涉足的路！
所以，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同时反思马克思主义，我的反思丝毫不影响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丝毫不影响它自身的伟大的光荣，相反，我会让他更强大、更无敌！
正如很多人所发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一些必须重新研究的问题和缺失。但在我陈述这些问题之前，我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划个文本范围，即我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来自那些文本。
首先，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列、斯、毛、邓、江、胡等人的思想。这么做不是因为不承认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共同性，而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因为最近几年，在学术界和民间，关于它们之间的共通性和一致性始终存在着争议，我不想在还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纠缠在这个问题上；
其次，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不包括恩格斯的思想，因为已经有学者发现他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基本观点和基本问题上的冲突，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恩格斯不懂哲学、不懂唯物辩证法。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他们两者之间没有理论冲突，而所谓的马恩之别只是他们“理论的内部矛盾”。鉴于此，我也不想再马恩之别上过多纠缠，当然我本人也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理论冲突。但是，在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我只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比较认同。
最后，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比较看重自《共产党宣言》及其以后的马克思理论，他们认为这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成熟之作；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一方面通过研究发现前期马克思主义与后期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断裂”，也有学者将其称之为“理论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则比较看重前期马克思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个“断裂”说成是“转向”，即《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真正转向、支持无产产阶级革命的标志。但这种解释在我看来有狭隘化马克思的嫌疑，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则显得过于粗糙和随意，几乎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西马那样严谨和审慎。所以，我认为不能用“转向”这个词语就随随便便地把问题糊弄过去，而应该正面去研究问题，发现其中的真相，这才是对马克思真正负责的态度——要知道马克思是理论家，而不是市井俗夫——任何一个理论家，尤其是哲学家，他们始终都会坚持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立场，即使是那些已经被斥为反动分子的理论家也是如此，而他们最终会选择某种立场，或者说选择表示对某类人予以支持，绝不是因为受到客观事件的刺激使他产生了对某类人的同情而选择帮助他们。相反，他们会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理论研究，只有当他们通过他们认为非常严格、严密、严谨地论证之后，发现自己所发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某类人的实践相一致时，他们才会明确表示对这类人的支持。所以，马克思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向”和“断裂”，一定是因为他发现了什么，正是由于这种发现，使他放弃了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初衷，转而以牺牲人类的一份子——资产阶级为代价换取未来全人类的幸福。这一点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我感觉，如果我找到了他发生转向的理论原因，而且还能发现这种理论原因是无可挑剔的，那么我就不仅弥合了西马说发现的“断裂”，也弥补了中马在学术上的随意性缺点，同时也就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前马和后马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也就是说，要想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必须平等地对待前马和后马，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顾此失彼。所以，我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从文本上说，仅指马克思个人的文本，它包括马克思博士论文及其以后独著和同恩格斯合著的所有著作。
然而，经过研究，我发现，马克思的这种“转向”和“断裂”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错误，所以，我也就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可靠的理论，而是将其当做一部需要完善的有错误的残缺理论体系（详情另文告知），简单地说，就是资产阶级罪不至死、资本主义命不该绝。
然而，即使是这种有错误的残缺理论，中国人却仍然对其深信不疑，这种盲目的不假思索的迷信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
一是掩耳盗铃式迷信。具体表现是：不管是谁指出了马克思的错误，也不管这个人论证的多么严谨，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相反，他会说：你说的与马克思不符，这不是马克思的，是你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没有错误！拜托，我本就在论证马克思的错误之处，你还在以我说的是否与马克思相一致来判断我，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么！
二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式的迷信。具体表现是：当你说马克思有错误的时候，他会说：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思想理论也是如此。不可能出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的，所以，马克思有错误是正常的，没错误才不正常。正因为他有错误，才需要后人不断地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这种论调貌似非常科学，但是实际上错误百出，也害处极大。说他错误百出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弄明白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这一对范畴的真正含义：所谓真理，是就本质问题而言的，一个能彻底解决本质问题的方法就是绝对真理，反之就是谬论。就一般而言，人类所能遇到的问题往往表现为本质问题和衍生问题，前者是后者的根源，后者则是前者的表现；前者只有一个，而后者则由无数个；解决后者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解决了前者，但解决了前者，后者则必然得到解决。而只有当这个本质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下一个新的本质问题才会出现，人类的生活才能进入新的阶段。所以，所谓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是就人类历史进程中会出现的各种本质问题而言的——从总体上说，没有什么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本质问题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真理都终究都是相对的，但是，任何问题，只要它是本质问题，就绝对能够得到解决，不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这是绝对真理的本质含义。那么这种迷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呢？最根本的就是把目前人类所遇到的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对立当作人类所能遇到的唯一一个、也是全部本质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就等于是说人类永远都不可能摆脱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纠结，或者说，这种纠结本来就是人类应有的生活状态！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说他害处极大，一方面是说他实际上否定了人们改变现实、谋求生活新的生活方式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则为他的错误寻找借口：什么必有阵痛啦；什么必有不合理啊等等都会成为他一错再错的理论支撑。而如果允许他继续下去，则不但不会最终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和痛苦。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种鬼话还有人相信！
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奇怪地迷信马克思主义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自己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养成的有脑不思考习惯：
这个习惯之所以能够养成，从本源上讲，应该归罪于两个因素：一是老子；二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思考世界本体的中国哲学家，但是他却一次性地结束了中国人在世界本原上的思考。他在他的《道德经》中，以一种近乎神谕的方式规定了他所谓的本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他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不要去规定道的特征，也不要去探索他的本质，你如果想要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会破坏道的本质。如此以来，谁还会再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老子说了，世人所有对道的规定和言说都是错误的，干嘛还去做这种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呢？由于此，中国人开始在“世道”、“人道”等等道的外围领域里“悟道”而不“言道”。“悟就是思考啊”，你一定会这样反驳我！但是，要知道，“悟”是一种非逻辑行为，它不讲求思考的连续性和无误性，而注重突如其来的“顿悟”，而且，言语本身也规范思考的方式之一，任何思考，只有经过语言过程，才能转化为可知的、确定的具体的思想，没有经过语言规范的思想，其正确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所以，由于中国人醉心于“悟道”，也就失去了锻炼自身逻辑思维的能力，同时也养成了一种“不劳而获”的思维习惯，至今还有人在想：要是有一天，知识不用经过学习就能存在于自己的脑子里多好！至于说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有脑不思考的习惯，是因为中国人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地大物博的自然环境中，这种环境没有造成他们生存上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这使得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将自然界作为自己应当思考的问题对象，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不擅长自然科学的初始原因，同时也是根本原因。一个不擅长自然科学的民族，同时也就是一个不擅长理论思维的民族——没有自然科学做支撑，也就不可能出现哲学和哲学思维！
由于没有理论思维，没有理论思维习惯，任何一种较为艰涩的哲学理论或科学理论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无法理解；同时，由于没有理论思维习惯，每每遇到一种理论，他们的第一反应也就往往在不信与信之间判断，而不是先审慎地思考这种理论的逻辑，然后在按照一定的思维过程去评估它。相反，中国人只是简单地看结论，只要这个结论我能接受，那这个理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反之，则被斥为谬论加以唾弃！
由于没有理论思维习惯，中国人学习某种思想的过程往往表现为背诵，所以中国人看一个人的知识储量，往往通过检视其背诵情况来判断的；同时，由于没有理论思维习惯，也就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造成了一个理论思维空场，一旦有某个理论进入了这个空场，则很难加以改变！
理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进入中国头脑深处呢？概括起来将，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有奶便是娘。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在很多情况下选择信仰某种理论，是以利益为条件的。也就是说，我信仰你，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如果有好处，我就相信，反之则不信！而且，一旦某种理论让他发现，只要相信它，就能得到好处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相信，即使是指鹿为马它也原意。所以，当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时候，这个传教士往往能治病。而一些邪教之所以能够传播，也是因为这种教派告诉中国人，你相信我，你就可以有病不吃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原因在于由于中国人有脑不思考，也就往往等着别人思考。这在历史上也就表现为大多数人的思想都不是自己思考所得，而是被给予的，是由另一个人传授给他的，而这个传授给他的人在给予他思想的同时，也给予了他利益，久而久之也就养成了“天塌了自有大个子顶着”的等靠要心理；
二是有权便是爷。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往往存在于权力阶层，而且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只能通过学习才能进入权力阶层，这被很多人称之为“官本位”现象。这种现象发生的久了，人们的心目中便产生了一个印象：凡是当权者，必然是有知识的，甚至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从两的方面说往往与权阶成正比：皇帝的话叫圣旨，叫金口玉言，而平民则只能道听途说。所以，在中国，只要某个有权势的人物说出了什么狗屁不通的一段话，就立刻被大多数人视为经典；
三是哗众便可取宠。中国人不在意事情的本质，却非常讲究说话方式，但是中国人对说话方式的取舍和判断，也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妙”、“好”等等价值性指标为依据——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话有三说巧者为妙”。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即人们完全可以不顾事实地乱说一通，只要说的让听者感觉舒畅；另一种结果则是：长此以往，大多数人也都会认为事实无关紧要，理论也只是一种说法、一种文字游戏而已，二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这种情况在现今的中国也是存在的，他们才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只要你的说法让他感觉不爽，你说的再真也会被对方看成是错的。相反，只要你的说法能让他们心情愉悦，那你怎么样他都行，即使你让他管你叫爹他都愿意；
四是成仙即为得道。还有一种情况，可以使中国人接受你的说法，那就是你的说法要充满仙气，让他感觉云里雾里的摸不着头脑，他必会信你！比如什么“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等等这类话语他们最喜欢。但是这些东西是禁不起推敲的，比如“大善”，什么是善呢？你所说的这种大善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等等。但是你若这样去问他，首先反对你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听众。他们会群起而攻你，视你为洪水猛兽，认为你破坏了他心中的仙人的形象！
五是情同则可手足。在所有的中国人接受某种理论的方式中，这一种是最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即只要你说的与我的本身情况相一致，那我就可以将你说的信以为真，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因为能够这样才被中国人迷信至今的！
首先，马克思所倡导的公有制与中国古代财产所有制具有本质性相同
提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者说财产所有制，中国人会很觉得费解，但是只要说所谓财产所有制就是要解决财产归谁所有的问题。中国人会立马明白：简单啊，就是财产的分配制度啊！（我敢打包票，今天仍然有90%的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包括那些职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学者和教授，而且马克思也是这么认为的。）
其实，所谓财产所有制，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财产分割、分配的制度规定，相反，它是一个包括财产的取得、分割、流转和保值增值等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规定；此外还包括对这种制度的合法性确认制度和保障补救性制度等等配套制度，这些加起来，才算是完整的财产所有制。
我们先看看万恶的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所有制吧，从财产的取得方式上看，它主张通过个人奋斗取得财产，劳动创造财富是资本主义财产取得制度的核心；在财产的分割、流转等方面，自由和市场是资本主义财产流转制度的核心；在财产的保值增值方面，利润第一、顾客至上是资本主义财产发展制度的核心；为了确保这种所有制的稳定运行，资本主义国家从两个层面上设计了防止私人财产受到侵害的制度安排：在国家等面上，首先是宪法之上原则，国家源于宪法，而不是宪法源于国家，以确保私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其次是在国家权力内部实行权力分割，防止国家权力过于强大；同时从各种方面切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可能途径，以防止国家成为除个人之外的另一个强大而有力的经济实体；再次，国家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有限任期制等制度，以防止国家权力成为某个个人谋利的工具；最后，为防止人民因为不公正或生活境遇的不幸而积累起来的怨气和愤怒威胁到私人财产所有制，国家确认了公民游行、结社、言论、思想等等自由，以保障政治表达机制的畅通无阻；在社会生活层面，为防止某个个人因实力过于强大而威胁私人财产制度的稳定性，国家制定反垄断法、中小企业资助法、失业人口救助法等法律；为保证私人财产制度的有序流动性，国家制定了合同法、交易法等等法律；为了使私人财产制度始终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国家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确保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国家的保护和尊重；为了确保少数人的意见不被忽视，国家制定相关法律予以保护；为了确保私人财产所有制成为每个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信念，国家倡导基督教信仰等等。（我说的不一定完整，但主要的东西是有的。）
现在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给出了公有制的基本内容：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必须加以保护的东西，他们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１．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２．征收高额累进税。３．废除继承权。４．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５．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６．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７．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８．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９．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１０．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可见，马克思所谓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财产取得方式：暴力夺取；财产流转制度：不详（种种迹象表明，马克思并不想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希望发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身份置换。所以，我们可以做出的推测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财产流转、保值增值制度都仍然按照现有的资本主义方式进行，但是，这里面存在着矛盾：暴力夺取财产与劳动创造财产之间的合法性如何共融？还有财产流转中如果出现暴力夺取该怎么办问题怎么解决？）财产保障制度：不详；限制国家权力制度：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不详（似乎只有高额累进税和废除继承权，其他的都没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且没有活力的社会：暴力夺取与劳动取得并存；国家权力极其强大，人民基本无权；没有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从马克思似乎不想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是：国家是唯一的最大的资本家，它垄断一切、高高在上、无所畏惧、无所不能！
这一点，是资产阶级最不能容忍的。我可以断定的是：资产阶级宁愿放弃财产，都不愿意放弃对国家的限制，因为这是西方人经过千百年的流血斗争才得来的成果，因而也是他们最为自傲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却放弃了这一点，或者说他无视西方人几千年来对于自由、独立的努力和梦想！或许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终究是昙花一现，而如今有人还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迎来新的春天抱有幻想，这纯粹是痴人说梦。
西方人接受不了，但中国人一下子就能接受，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在中国古代，包括财产在内的一切都是国家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对此，有人一定会反驳，这不是私有吗？怎么可能是公有！我只能笑你不懂所有制！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一个皇帝敢说这天下永远是他的。明智一点的皇帝都会认为他只是一个代管人而已。古代中国人，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会认同一个道理：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而谁当皇帝呢？唯有德者居之！在这种所有之下，财产如何取得呢？回答是：夺而分之！每隔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当财产明显不足以保障家庭的稳定性的时候，就会发生王朝更替活动，新王朝建立的第一件事不是颁布宪法，而是土地分配法、财产分配法，有的甚至是在夺取权力的同时就已将土地许诺给自己的追随者，所以，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人会跟着造反，原因只有一个：为了获得土地、财产！那么在和平时期，一个人如何才能得到财产呢？答曰：国家分而配之！你可以入仕，当官了就有钱了！当然，你可以做生意，靠着物价的地区和季节差，积累一点财富。但是这样的来的财富，始终不得安宁！要么不被尊重，要么就是担心社会动荡，又来一次王朝更替，那时你的所有积蓄都会被夺而分之！
可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财产的取得制度，还是财产的分割、流转制度，甚至是财产增值制度都与国家权力相关，都是夺而分之。这就是古代中国的王道之所在：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在解决财产纠纷问题上，中国古代仍然奉行夺取制度，即夺取夺取者的一切——以再夺取而否定夺取。也就是说，它以暴力夺取而王，同时也已暴力夺取而禁止别人再王！这就是所谓的“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真正含义：权大于法、国大于人！试问，在这样的国度怎么会有资本主义存在？你刚一冒头，人家就给你夺取了！
同时，在中国古代，暴力夺取还是中国古代财产公有制的自救制度：一方面，通过暴力夺取，防止财产过于集中以威胁公有制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只要私有制不威胁到公有制的统治地位，私有制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的，但是，一旦出现了大规模兼并和垄断，就会出现暴力夺取以实现公有制的原初状态；另一方面，暴力夺取还是社会矛盾的调试器。一旦随着私有制的发展，政治权力为个别家族所垄断而堵塞了社会分层的正常流动的时候，暴力夺取就开始打破这种局面，以使徘徊在制度之外的社会精英重新回到权力系统之中。如此，通过暴力夺取来实现公有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的连续性，断绝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质变之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热衷暴力的根本原因：暴力不仅是个人谋取正义财富的正当渠道，也是一部分被排斥的社会精英获得社会地位的正义途径！这种所有制不在意物质积累，不注重物质发展！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是中国古代的公有制，都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发展方式范畴，都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直接像对立的发展方式：一个放任国家权力，一个限制国家权力；一个暴力创造一切，一个劳动创造一切；一个以暴力消灭敌对者，一个以规则约束敌对者；一个民虚国实，一个民实国虚；一个法由权生，一个权由法生；一个国有国享，一个民有民享；
说到资本主义，有些人说了，既然资本主义那么好，那你为什么反对中国完全资本主义化！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永远不可能出现标准意义的资本主义，只会出现一个最恶劣的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又有人将其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这是一针见血的！在中国，如果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那必是一个强权资本主义——每一个资本家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权力家族，同样，每一个当权者的背后也必会有一个资本家族；这样的资本主义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权利、自由、民主，因为他们的根本前提是国家非经济化，把国家从生产过程中驱逐出去！但是，可笑的是，至今还有人在高喊什么国家能力，其实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削弱甚至消解国家的能力！
当然，马克思也提到了国家消亡说。但是，他只是认为国家必然会消亡，谁知道国家在消亡之前会存在多长时间！所以，宁可不要去幻想什么国家自行消亡理论，也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反思！
然而，我们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往往会这么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那就……？唉，没办法了！
我的观点是：二选一不是中国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因为这两种社会制度都是人类的发展方式，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顾此失彼，要看到中国古代历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不要妄自菲薄、自卑自贱，必须将二者的结合起来，即实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协同一体制度（当然，我仍然认为中国古代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实际上已经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古代史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真正走上全面的、完善的发展道路。作为知识分子，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迷信，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锻炼他们的理论思维，迫使他们开始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