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6日上午公布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据统计局网站，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282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

　　一季度经济增幅跌到7.4%！虽然这个速度在2012年的第三季度也曾出现过，后来由于当年第四季度的“换届效应”而得到改善，但这一速度确实已跌破了李克强为中国经济设定的底线，亦即7.5%的增幅。同时，从今年1、2月份的经济数据来看，情况确实不容乐观。

　　下面的问题自然是：政府是否会出手？如何出手？出手到什么度？从目前情况来看，政府依然信心满满，表示不会出手，而且主要以微刺激的措施来调整经济。

　　中国经济决策层面临的核心问题

　　关键是：微刺激措施是否将有效？如果把微刺激比喻为“文火炖汤”，那么急剧下降的经济形势就可被比为“疾风暴雨”。“风和日丽”之时，“文火炖汤”自然是良药一剂，但若遇到“疾风暴雨”，则“文火炖汤”的功力显然难以匹敌，不然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风险。

　　另一个比喻就是：当伤风感冒初起之时，桑拿浴等自然疗法无疑管用，但一旦发烧到了39度甚至演化成肺炎，那就非吃抗生素不可了，即便明知道抗生素可能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现阶段和未来半年内，中国经济决策层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检验“文火炖汤”匹敌“疾风暴雨”的功效？中国经济的“感冒”症状正在加重，是否该吃药？虽暂时不吃“西药”，但“中成药”是否管用？一旦“症状”加重甚至转化成“炎症”，是否须吃“抗生素”？而一旦动用“抗生素“，则用药的“剂量”该到什么程度？“抗生素”取得短期疗效之余，将引发多大程度的“并发症”？

　　不久前，我在太原主持一个由经济学家樊纲等人参加的论坛。其间，我不断追问中国经济到底有哪几贴“药方”，是否可能继续采用投资这一虽不断被人诟病，但却屡试不爽的“药方”。樊纲被我问急了，脱口说道：“经济的‘药方’来来回回就那么几贴，关键就看你如何用了。”

　　未来半年，亦即我之前评论所说的“李克强经济学”须见分晓的半年内，是中国经济决策层不断评估中国经济“感冒症状”及其走向的半年，也是不断寻找各种“药方”的半年。

　　中国经济：下一步到底用什么“药”？

　　所有这些“药方”中，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措施也许可能不会再用了，或至少被排在最后的选项位置上，但投资呢？这恐怕就难说了。

　　谁都清楚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不少人也都知道投资拉动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今天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对中国这么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来说，一旦启动投资，那就是政府投资大幅度回升的时候，而不会是民间投资的抬升；而一旦政府投资复活，一方面必然带来经济短期效益的迅速抬升，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国进民退的死灰复燃，民营经济自由度的再次大幅下降，甚至还意味着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和国民幸福指数的大幅下降。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两难，但却是谁也绕不开的一个两难。前面提到2012年中国经济曾经跌破7.5%，但那年的第四季度究竟是用什么办法使经济回升的吗？一句话：换届效应。去年这个时候，中国经济也是一片惨淡，五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全面下滑，但去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到底是靠什么回升的吗？一句话：投资，或政府投资。

　　从去年七月开始，万亿级的投资在各地悄悄启动。各地虽不再高调宣布投资计划，但各种投资方案却悄然成型和启动。仅四川一个省，未来两年就要启动4.26万亿的投资计划。去年年底，刚刚组建的铁路总公司的投资项目，多得让人乐开了怀。

　　所有这些投资计划，相信都对去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的回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真可谓“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呢？

　　投资策略：新瓶旧酒，老路新走？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再引用一些我的新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里的段落：

　　李克强从2013年3月上任总理，到2013年9月中旬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其间正好满半年，180天。用我的分析来说，李克强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上任伊始，他在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就未来中国改革和转型的方向发表了一篇讲话，集中讲到未来转型到底方向首先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当时在电视前看了这一段后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转型的深层规律很有了解和研究的总理，下一步就要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果敢去推进改革，并以足够的谋略来绕过阻力，迂回接近终极目标了。

　　第二个阶段：2013年5、6月间，中国经济和李克强经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考验。如前所述，2013年5月，中国进出口数据全面下降，显示出周期性和结构性兼而有之的明显放缓迹象；6月，中国一些地方遭遇“钱荒”现象，一个原本流通性泛滥的市场，刹那间居然闹“钱荒”，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时，李克强的思路是：政府的干预之手尽量不伸出，让市场自己调节和解决。也恰在此时，一些外资银行归纳出了“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及其三个要素。但如前所述，其第一个要素“不出台刺激经济措施”很快就被李克强的“底线思维”和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所纠正。

　　第三个阶段：从6、7月开始，万亿级的投资措施先后出台并逐渐到位，其主轴依然是基建，尤其是“铁公基”建设。在这一投资措施的拉动下，7、8月的中国经济数据明显回升，尤其是8月的数据颇为亮丽，让所有人都送了一口气。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到了七、八月，中国经济回暖态势明显，尤其是8月份主要的经济指标如PMI、PPI、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货运量等都出现了回升向好的势头。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9月中旬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给了李克强一个新的阐述他战略思路的机会。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面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政府不出手是不现实的，不然社会风险太大；但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太频也是不好的，不然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结构性问题，2008年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惨痛教训。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中国既不可能完全放弃经济增长来调结构，又不可能不调结构而简单地抓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寻找一个平衡点。

　　但问题是：这个平衡如何掌握？中国素来的问题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林毅夫的“投资论“再次被证明为行之有效，而且不得不行。

　　2008年11月，吴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会上见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签上大名赠我留念。在这本书里，他比较了苏联式以投资见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Extensive Growth）和以注重效率见长的集约型增长模式（Intensive Growth），强调只有集约型增长模式才是经济发展持久的源泉；而集约型增长的重要环节，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的著作还透露，当时服务业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仅占30%多；而在日本，这一数字则是70%多，美国更是达到了80%多。

　　2008年年尾时读吴敬琏的这本书，也许觉得这只是对中国三十年经济历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后再展读此书，方有别有洞天之感，因为五年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中国没有向更为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更为依然依赖投资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投资，投资，再投资，成了2008-2013年中国经济的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其间，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标。但必须坦率承认，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

　　时间又过了十个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这时距离由美国两房危机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好过了一年。在浙江省委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个“典型促转型”活动，我应邀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论坛担任主持。

　　论坛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记得的细节是，论坛云集了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省重要的民营企业家。当时，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已经下达，中国经济在这一“强心针”的刺激下，正在呈现“脸色红润”的复苏局面。

　　论坛休息时，我想做点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业家们问了一个似乎有些不当的问题：“四万亿人民币，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烟、聊天的企业家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终的回答是摇头。只有一位企业家答道：“我的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拿到了四百万。”

　　四百万，这是我迄今听到的唯一从四万亿中投资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营企业家。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哪里？毫无疑问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各政府单位。

　　2009年秋天，我还到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城市考察，就连在出租车上，都从收音机里听到各城市的一些区政府在规划、出台各种投资项目。那一年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大国。各种有用或没用的项目，各种暂时赚钱或不赚钱的项目，只要想得到的，就没有做不到的。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就这样白花花地流入了各种巧立名目的项目之中，大量的流通性开始泛滥……

　　于是，由于基建项目，许多地方的GDP开始回升，暂时的就业保住了，8%的经济增长率保住了，社会稳定保住了。而至于基建项目完成之后，码头是否有货船开出，公路是否有货车奔跑，GDP保住之后，钱是否流入老百姓的口袋里，那就全然没有人关心了。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在主持《有报天天读》节目时，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库里，摘录了一份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及其应对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日本政府一度也曾采用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方法来挽救经济，其结果是：基建投资的快速成果是能拉动GDP的上升，但却无法体现在居民个人财富上；因此，从长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必须慎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手段。

　　但在2009年的中国，似乎没有人听得进这样的声音。只要能保住GDP，只要能保住社会稳定，管他是“强心针”还是“止痛针”，先用了再说。因此，投资，投资，再投资，象一阵魔风，让中国的人们入魔、疯狂……

　　于是，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国进民退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逆转现象，民营经济的空间开始极度萎缩，国有经济空间和政府权力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胀；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大量投资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这一普通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得到应征……

　　后面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人们都已知道。国进民退继续蔓延，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政府权力更为集中；“保八”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民间情绪却一路逆转。

　　其间，就纯经济角度出发，政府也曾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亦即抑制投资，拉动消费，改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同时尤其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加大力度。但坦率而言，这一举措几乎无一获得成效。尤其是房地产调控在2011年达到最为严厉的状态，但2013年新政府上任后稍一放缓，一线城市的房价就如

　　这就是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走过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当美国经济开始其结构调整，尤其是微观创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济则进入了一条国进民退，以投资拉动但却导致国富民穷的“斜路”。

　　中国经济必须迅速走出这一“斜路”，才有发展前途；也只有走出这一“斜路”，才能有未来长远的光明。这是2012年-2013年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经济：直面真理，拒绝忽悠

　　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如前所述，经济数据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刚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位置上卸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12年下半年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将继续需要依赖投资和政府刺激措施。

　　听了这话，我当时一个直觉就是：这是一个违背经济学规律的论断，因为对经济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政府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投资和货币刺激），学理上称之为“政府货币政策逆向操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强心针”。“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却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通缩。

　　林毅夫，这是一个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界都想响当当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早年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言，尤其对新农村建设方面，而且还是第一个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华人。

　　如前所述2008年秋天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我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组织了连续13期的系列访谈节目，从高尚全、吴敬琏、江平、刘永好、温元凯、周瑞金、金观涛都先后出席节目。我的朋友胡祖六曾建议我找找林毅夫，还热情地给我了林毅夫的联系方式，但其时林毅夫已世行任职，出席节目料有诸多不便，我也就作罢。但我却一直关注着林毅夫的各种研究观点。

　　林毅夫在香港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书，是我少有的从头至尾仔细阅读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他在书中对“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中国的成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论述，都曾给我很大的启示。

　　但林毅夫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两个核心观点：一、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二、面对可能出新的经济放缓，中国依然需要采用投资和政府刺激的方式来拉动经济。

　　对于上述第一个观点，我曾主持过不少经济论坛，听到过数不清的经济学家的此类乐观观点。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有一位曾在外资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学者，面对一帮眼光充满饥渴的民营企业家侃侃而谈，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将面临庞大的市场潜力，那就是数以亿级的农民将转化为市民，中国的基建、汽车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面临巨大的潜力。

　　也有的“准经济学家”（亦即那些对经济一知半解的评论人士）也到处鼓吹中国经济的第三次或第四次浪潮，甚至拍着胸脯，麦克风的分贝震耳欲聋，听得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热血沸腾，于是愿意掏出大把的银子邀请这些讲者；然后听完热血沸腾的演讲回到家，企业家们发现原先的那些困惑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无解

　　今天中国经济的严酷事实：一方面长期前景光明，但另一方面却又障碍重重，只要搬掉障碍，前景一定光明；但问题是体制障碍积重难返，经济结构的障碍又接踵而来。只谈障碍而不谈前景，自然会落入悲观或虚无；但只谈前景而不谈障碍，那无疑就是大忽悠了，不是傻就是坏。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拒绝忽悠，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但林毅夫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我真诚地相信，作为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将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一定经过了严肃、认真的理论研究，也一定充分考虑了各种体制和结构性障碍的因素。

　　林毅夫和吴敬琏，两个当今中国几乎齐名的经济学家，但两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角度却截然不同。林毅夫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而吴敬琏看到的则是在通往广阔前景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两人的角度各有侧重，各自言之有理。到底谁更有说服力了？你该更相信谁？一切都就看你自己的分析能力了。

　　从做电视的角度看，有一天若能把林毅夫和吴敬琏请到一起，让两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做一番PK，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虽然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但是，林毅夫关于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的方案，倒是一件十分值得探讨的事情。如前所述，“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却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通缩。

　　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谁都不想打“强心针”，但不打“强心针”而任由经济一路下滑的代价，却又是谁都承受不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毅夫的“药方”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克强总理遇到的难题，也正在于此。

　　（详细请阅读邱震海的新作《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