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的文化伴随中华文化产生发展，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成为中华文化的灵魂与核心。
礼最初产生于古代氏族社会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祀仪式，《说文．示部》曰：“礼，覆也，所以侍神致福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曰：“礼者，覆也，其所践覆，当识时要，故礼所以顺事也”，礼产生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是血缘社会中敬畏天地鬼神的产物。礼借助上天和自然来加强自己的神秘性和合理性，但其内容又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情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氏族社会祀神祈福仪式的礼，被统治阶级加以改造成为一种统治手段。
礼的内容博大精深，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涵盖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行动，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们在长期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成为礼的渊源。《汉书．礼乐志》将礼作了分类：“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思思远之志，为制哀祭之礼；有拳拳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涉及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并有与之相配合的整套礼节、仪式，复杂而繁琐。
礼的主要作用是“别亲疏，等贵贱”，以确定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为指导原则，《礼记•典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在古代社会中是等级的标准，伦理的支柱，法律的准则，修身的规范，具有治国、理家、律己的特殊功能。礼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对今天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如现今偏远农村仍遵循婚姻六礼，、家产继承中出嫁女无份额的习俗。
对礼的使用，其目的在于追求最终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认为：“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之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蕴涵着忠孝、诚信、贵和求安、关注生命，化解争纷等和谐精神，带着极强的追求自然和谐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追求并非只限于虚幻的形式，而在于它的社会性，即通过协调平衡德与刑的关系、礼与刑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吏与民的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相统一的理念。这种和谐精神在孔子仁学体系中表现为中庸之道，为实现和谐，达到理想的中庸境界，礼与乐发挥了使社会臻于和谐统一的特殊功能。《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种自然和谐的中庸之道，不单纯是哲学思想和审美评价，更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科技等领域，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谐、圆通的体系。用今人的眼光将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科技等一一从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剥离出来，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这些单纯的领域是那么不完美，带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若将这些带有“缺陷”的各部分组合起来考察，便会发现一个整个和谐的文化体系，这些缺陷是合理的，是这些“合理的缺陷”换来了整体的和谐。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在整个传统文化追求和谐、圆通的理念下，带着鲜明的民族特征，亦表现出了种种不合于现在法治理念的独特之处，形成世界五大法系中的中华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