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知名宰相非常多，中唐的陆贽似乎名气并不大，但是，不少有识之士却往往以陆贽作为宰相楷模之一。宋代苏轼曾经给哲宗推荐陆贽的奏议，认为陆贽的政论“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而且开卷了然，是帝王最好的教材；清朝曾国藩列举“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为政务典范，要求儿子曾纪泽熟读；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干脆写了《中国的治道》一篇长文专论陆贽的《翰苑集》，认为陆贽揭示了中国治道的根荄。正是前贤这种异乎寻常的关注，给今人提供了探究陆贽管理思想的路标。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他出生于唐代的天宝盛世之末（754年），尽管他成长于安史之乱的社会动荡之中，但时事乱局并未冲击到苏杭一带。相对平定富裕的家乡，官宦世家的余荫，使陆贽形成了良好的教养。《旧唐书》本传说他“特立不群，颇勤儒学”，诚哉斯言，这正是奠定陆贽管理思想的基础。然而，儒学的熏陶和积淀是一种底衬，当时并不能显示出来，使陆贽迅速出人头地的因素，则是他的文采。陆贽能写一手出色的骈体文，用典随手拈来，词语字字珠玑。这种文字功夫，在他后来的诗文奏章中处处可见。正是这种文采，使他在18岁就高中进士，次年又应考博学弘词科，从此步入仕途。

唐代科举是仕途正道，而科举的不同科目存在着差别。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白居易27岁考中进士，还写下了“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得意之句。孟郊进士及第后，“一日看遍长安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陆贽18岁中了进士，第二年又参加制科博学弘词登第，这在唐代科场是少见的，同自诩“最少年”的白居易相比，说他是神童也不为过。但唐代进士的优势体现在任职后的升迁上，初任官职不过九品。按照唐代规矩，即便世人把进士看作“白衣公卿”，羡慕其“头上七尺焰光”，进入官场还得踏踏实实从基层干起。陆贽最初所任职务，是华州郑县尉，即管理一县治安的从九品小吏。此后按部就班，先后担任过渭南县主簿（正九品）、监察御史（正八品），进京以后，经常承旨入翰林，到建中四年，以祠部员外郎（从六品）为翰林学士，成为德宗身边的亲信。

安史之乱对唐朝盛衰的影响极大。当陆贽进入官场时，这场大乱虽然基本平定，但它的后遗症却在不断发酵。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战争中形成的强藩拥兵自重，朝堂之上宦官专横跋扈，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仅仅从在册户籍上看，天宝年间为5200万户，十年大乱后变成了1600万户。战争时期借用游牧民族的兵力平叛，又使回纥、吐蕃看透了唐朝的虚弱不堪。加上陆贽所辅佐的唐德宗，是一个刚愎自用、多疑善变、轻举妄动而又没有担当的君主，把各种政治、军事矛盾推到极端。陆贽从进入翰林院起，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大势。

比较一下代宗和德宗，就可发现这父子两人互为镜像。代宗懦弱，但这种懦弱又是一种宽厚。例如，代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郭暧，郭暧仗着父辈的军功与公主吵架：“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杖暧数十。”（《资治通鉴》卷224代宗大历二年）史书对代宗多有赞誉。《旧唐书·代宗纪》史臣称赞代宗“少属乱离，老于军旅，识人间之情伪，知稼穑之艰难”。他的懦弱和宽厚，能够把各种矛盾冲突缓解到朝野各方可以容忍的程度，却给德宗留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这也怪不得代宗本人，情势使其然耳。德宗强硬，要一改父辈的窝囊，但这种强硬又缺乏实力支撑。德宗有文才，好逞能，总觉得自己高明，还喜欢同他人辩论，“朕好与人较量治体”。他即位时正当青年，锐气十足，一心要根除河朔祸患，结果惹出了泾原兵变的大乱子。

德宗刚即位时，曾派黜陟使分巡天下，时任渭南主簿的陆贽，曾经给中央下来的黜陟使提出了一整套治国建议。《新唐书·陆贽传》载：“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可以说，这是一套完整的政务方略。

但是，陆贽引起德宗的重视，并不是这套政务方略，而是他的诗文功夫。德宗本人聪明，以文见长。《全唐诗》说德宗道：“善属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三令节御制诗敕群臣赓和，品第优劣。四方贡艺者，帝多亲试。或有乖谬，浓点笔抹之；称旨，即翘足朗吟。”这样一个自负文才的君王，自然会赢得下属的吹捧，“无不服帝之藻鉴焉”，由此更增加了他对诗文的自信和兴趣。在德宗为太子时，他就知道了陆贽的文名。当上皇帝不久，就把陆贽召进翰林院。

唐代的翰林院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唐玄宗时开始设置，主要是陪伴皇帝作诗赋文，鉴赏辞句。翰林学士最初不是官职而是使职，所以，诗仙李白供奉翰林，依然是白身。进入翰林院者官品不限，但必须文才出众。翰林院的位置也很特殊。唐代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大内，翰林院的位置紧跟在皇帝身边。驾在太极宫，翰林院在显福门内；驾在大明宫，翰林院在左银台门内紧挨麟德殿旁（其遗址已经发掘）；驾在兴庆宫，翰林院在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旁的金明门内。皇帝出巡，不管在东都、华清宫还是其他离宫，均有翰林待诏之所。翰林院的这种特殊位置，决定了它能与皇帝形成密切关系，由文人近侍自然而然演变为中枢机要。令狐綯任翰林学士时，半夜皇帝召对，回来时宣宗让拿皇帝专用的金莲炬照明，致使翰林院门吏以为皇帝驾至，可见翰林院的特殊性。陆贽初进翰林院，其官职也被提拔为祠部员外郎，其后，陆续被提拔为考功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一直到权知兵部郎中，这些职务他实际上并未履职，而是一直在翰林院陪伴德宗长达十年。

让陆贽大显身手的机会是德宗的决策失误造成的。德宗即位后，不甘心河北藩镇抗命中央，对幽州、魏博、成德、淄青诸镇采取削藩策略，并派马燧、李晟等将领率军征讨，导致四镇朱、王、田、李分别称王造反，朱韬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四王又共推淮西的李希烈为首，把叛乱扩大到河南。李希烈自称建兴王兼天下都元帅，在叛军中兵力最强，向唐军发起攻势，取汝州，围郑州，逼襄城，威胁东都洛阳。德宗又不愿放弃河北唐军对叛镇的进逼，不得已派哥舒曜率凤翔、邠宁、泾原三镇兵力和神策军出关对付李希烈，并令宣武节度使李勉救援襄城。在初战失利后，继续从泾原调兵出关东征。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人经长安前往战场，时已深秋，泾原兵冒雨犯寒来到浐河盼望赏赐，却由于京兆尹犒师的饭菜恶劣而鼓噪反叛。“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叛兵冲入长安抢掠，京师大乱。德宗仓皇之中逃离京师，到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此即泾原兵变。兵变后，德宗仓促派遣使者出关告难，下令撤销河北行营，又令围攻关东诸镇的唐军回师救援。

皇帝逃离首都，占据长安的兵变头目姚令言拥戴原来担任过泾原节度使、现留居京城的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为首。朱泚收容泾原旧部，聚集人马，在长安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屠戮唐朝宗室，又率兵十万，进攻奉天。而德宗逃到奉天后，手边只有左金吾大将军浑瑊的几千人马和少量邠宁援军。在朱泚的猛烈攻击下，奉天岌岌可危。城中粮尽，朱泚把军帐扎在乾陵之上，居高临下威慑危城。德宗甚至对追随来的群臣下令道：“朕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奉天坚守一个多月后，终于迎来转机。各路勤王援军陆续入关，对长安形成围困之势。兵力最强盛的李怀光，由河中（今山西永济）经蒲城趋泾阳，在醴泉大败朱泚。朱泚退保长安，奉天解围。

正是在泾原兵变的应对中，陆贽展示了他的非凡才能，辅佐德宗转危为安。当德宗逃离长安到达奉天时，随同大臣十无一二，紧急情况下军务繁忙，朝政实际上完全由陆贽主持。调度军队，安排庶务，策划应急对策，处置紧急事件，都是陆贽一手操作。史载：“时天下叛乱，机务填委，征发指踪，千端万绪，一日之内，诏书数百。贽挥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经思虑，既成之后，莫不曲尽事情，中于机会，胥吏简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旧唐书·陆贽传》）更重要的是，陆贽不仅要为瞬息万变的军情费脑筋，而且还要为刚愎自用又多疑善变、喜怒无常又不放心别人的德宗补窟窿，苦口婆心地说服德宗，打消他的荒唐念头，校正他的愚蠢举措。在这些方面，陆贽取得了极大的成效。徐复观认为，陆贽取得成功的条件有三：一是陆贽自己的学识超群人格杰出；二是德宗对他非常亲信；三是德宗自己相当能干，而逃到奉天后悔恨不已。这三条，恰恰当时都具备，从而为陆贽施展才能搭起了平台。“及出居艰阻之中，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旧唐书·陆贽传》）

奉天解围后，危险并没有完全过去。朱泚退到长安据守，勤王主力李怀光不是迅速出击，而是认为自己功高未赏，屯兵咸阳，以他的藩镇兵与神策军的待遇不同为由向德宗发难，并宣称要与朱泚联手来威胁德宗。这几乎与泾原兵变的理由一模一样，奉天又处于李怀光的威胁之下。德宗不得已，仓促离开奉天，向南逃到汉中（兴元）。但李怀光虽然反叛，却与朱泚互不服气，并未联合，德宗南下后他继续驻在咸阳已无意义，就返回了河中老巢。浑瑊、李晟等将领与其他唐军在长安周围打了两个多月，其间还用上了吐蕃尚结赞的骑兵，最终收复京师。朱泚兵败逃亡，被部下所杀。德宗改汉中为兴元府，回到长安。

在奉天到兴元的这一时期，陆贽可以放开手脚，对德宗的批评毫无顾忌，而德宗待他也犹如亲人。从德宗对陆贽不呼其名而称为“陆九”，就能看出他们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种既不叫名也不称字而是按排行论序的称谓方式，是唐人特别亲近的一种表示。皇帝把这种辈分排行称呼用在大臣身上，足以说明两人的亲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陆贽得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平心而论，德宗性命不保，全靠陆贽给他排难解危，陆贽不但成为流亡政府的台柱子，而且成为德宗个人的主心骨。在从奉天到汉中的行进途中，山道狭隘，前后走散，夜间途中驻扎时，德宗找不见陆贽，“泫然号于禁旅，曰：得陆贽者，赏千金”。翌日相见，喜形于色，可见他对陆贽的倚重程度。

李怀光是一员悍将，他来自渤海靺鞨族，原是郭子仪的部下。德宗为了剥夺郭子仪的兵权，把郭子仪率领的朔方军分为三部分，由李怀光、浑瑊、常谦光分领。李怀光的性子耿直，直言德宗身边的卢杞等人为奸佞。当他率军解奉天之围时，如果德宗能够接见慰问，推诚相待，也不会造成新的乱子。然而，卢杞害怕李怀光说他的坏话，就给德宗建议不见李怀光，而是令其乘胜收复京师。德宗听信卢杞之言，激起了李怀光的反叛。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陆贽面对的真正难题是什么。德宗虽然光复京师，但河中、淮西的反叛并未解决（河北三镇已经表示归顺）。于是，德宗派浑瑊、马燧征讨河中，李怀光最后兵败自杀。先前反叛的李希烈，此时自称大楚皇帝，虽然地盘不小，但在唐军四面围困中，最终内乱而亡。全国局势，陆续大致平定。

整个这一时期，陆贽都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运筹帏幄，决断政务。唐代的三省制，有一套较为严密的运行程序，形成了机构之间的互相制约。宰相们不仅要处理好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而且还要费尽气力打理百官之间、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从奉天蒙难到兴元蒙难的这一阶段，朝廷需要的不是规范而是应急，灵活随意的翰林院便扮演了主角。陆贽要集中精力应对的仅仅是同皇帝的关系，基于德宗对陆贽的信任，加上外部压力使德宗看到了自己的错失，使陆贽可以采取平时德宗难以接受的策略。根据权德舆的记载，德宗在奉天下诏罪己时，并不那么心甘情愿，尽管他知道祸是自己闯的，但皇帝的面子至关重要。而陆贽在此时从容进奏道：“此时诏书，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昔禹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陛下诚能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俾臣草制无讳，庶几群盗革心。”正因为德宗迫不得已接受了陆贽的建议，所以陆贽为他起草的诏书充满了悔过真情，感动了大量士卒。“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当德宗企图以更改年号转运时，舍不得他那“神圣文武”的尊号，阿谀之徒建议在尊号上增加文字以转运。而陆贽告诉他：国泰民安时期尊号也要不得，何况丧乱之时。“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际，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以谢灵谴，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旧唐书·陆贽传》）过去在皇宫中，建有琼林库和大盈库，存放正规财政之外的皇帝私产。泾原兵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听说这两个仓库宝货山积而官衙无钱犒赏军队。逃难奉天不久，各地勤王送来贡品堆放廊下，德宗让人在堆放物品的走廊上题写琼林、大盈库名，陆贽急忙奏请德宗，迅速撤掉这两个牌子。类似这种在平时看来均属于“逆龙麟”的批评甚至指斥，几乎无时不有。翻阅《翰苑集》的奏章，处处都是陆贽与德宗争辩的文字。

回京以后，德宗对陆贽依然是信任的，而且处处表达出特殊关照。陆贽早年丧父，母亲留在故乡。局势安定下来后，德宗不等陆贽提起，主动派中使迎接陆母到京奉养。两年后，陆母去世，葬地选在洛阳，德宗又派中使专程到苏州护送陆父灵柩前往合葬并监护葬礼。这种以朝廷出面的最高规格迎送，各地藩镇和大小官员无不厚礼馈遗。德宗深知陆贽清廉，他的本意未尝不是让陆贽借此风光能够有所收益。然而，陆贽的倔犟连皇帝的账都不买，他虽然对德宗的关怀感激涕零，却对沿途馈遗“一无所取”。

陆母去世，陆贽按惯例辞官守丧，行三年丁忧之礼。服满之后，以原官中书舍人起复，依然担任翰林学士。德宗擢其官职为权知兵部侍郎（正四品），依旧在翰林任职。但一年以后，德宗下令免去陆贽翰林之职，专任兵部侍郎。表面上，陆贽不过是少了一项兼差，但了解唐代官制的人都知道，这种任命实质是让其远离中枢。唐代官制分为阶官（散官）、职事官、使职三类。散官为身份品秩，职事官为正式职务，使职为临时派遣。陆贽在翰林院的最后头衔是：通议大夫（散官）、权知兵部侍郎（职事官）、翰林学士（使职），相当于当代说某人为十三级干部、副部长、某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陆贽虽然担任过多种职事官，但从进入翰林院起，这些职事官不过是编制和待遇所在，与实际从事的政务没有关系。从监察御史到兵部侍郎，不过是标志陆贽由“科级干部”到“副部级干部”的升迁而已，真正的工作全在翰林院。德宗为何要把陆贽从翰林院撵出去，有多种推测，但很有可能是德宗嫌他说话“伤面子”的缘故。

按照常规，陆贽的资历和功绩都足够晋身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然而却只让他去当副部长，陆贽自己很坦然，德宗   却可能觉得过意不去，于是，下令让陆贽“权知贡举”，当了贞元八年的主考。陆贽以他对人才选拔的独到见解，在科举考试中改变以往的做法，不是消极防弊，而是积极察人，把“通榜”的正面作用发挥到极致。所谓“通榜”，类似于现代的专家推荐，是否录取，不在于考场的一时表现，而在于平常的文名积累。陆贽不仅依赖自己的文辞见识，而且请工于文章的左补阙梁肃、礼部郎中王础、礼部员外郎崔元翰帮助自己把关，主要根据对考生以往诗文的品鉴衡量优劣，最终选取了23名进士。所选之人大多誉满天下，其后有十馀人官至台省，三人入相。即便在政坛没有显名者，也在文坛不同凡响。所以，后人称陆贽主考的这一榜为“龙虎榜”。该科及第的韩愈后来在给祠部员外郎陆傪的信中，把这一科的成功之处归纳为三点：一是陆贽考察文章之详，二是陆贽对协助通榜的梁、王等人信任不疑，三是梁、王等人荐举之公。此事验证了一个管理常识：如何保证选拔人才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主事官员的见识人品比制度规则更重要，信任机制比防范措施更重要。韩愈之所以能够发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慨，很可能同他的这段经历有关。

然而，胸怀坦荡的陆贽，在这次主考中却遭到来自同僚的暗箭。当时陆贽拜相的呼声很高，朝中主政的宰相窦参担心自己失势，尤其是陆贽直言窦参贪贿，更引起窦参的忌恨。与陆贽同任翰林学士的吴通玄，忌妒陆贽得到重用。有人推测，陆贽离开翰林院，就是遭到吴通玄的排挤。他们为了彻底阻断陆贽的仕途，同窦家姻亲嗣虢王李则之联手，借陆贽主考一事，“言贽考试举人不实，招纳贿赂”（《旧唐书·吴通玄传》）。问题在于他们不是采用正面弹奏方式而是“造谤书”匿名诋毁。德宗深知陆贽清廉，他又是一个沾沾自喜于“明察”本事的君主，弄清真相后，天威怒发，将这几位造谣中伤者先贬职后赐死，而令陆贽接替窦参，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

在担任翰林学士时，尤其是在泾原兵变中，德宗对陆贽言听计从。然而在正式拜相后，德宗与陆贽的关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陆贽上任不久，德宗打算处死窦参，诬其结交藩镇意欲谋反，没想到陆贽为曾经陷害自己的政敌辩解，认为窦参贪贿有状而谋反无据，“事关国体，义绝私嫌”，不宜治其死罪。德宗想查抄窦参家产，陆贽又强调朝廷体统和国法规制，制止抄家。唐代实行集体宰相制，与陆贽同时为相的有四五人。德宗为了表示自己对陆贽的信任，告知陆贽可以避开其他宰相密封言事，以示恩宠。陆贽则强调“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声称宰相“事当无间”，不宜密奏。德宗知道陆贽非常廉洁，“清慎太过”，告诉他可以拒绝馈遗财货，但小礼品收点无妨。“都绝诸道馈遗，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纳诸财物，至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却引来了陆贽长篇大论的批评：“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义正词严，拒不奉诏。陆贽为了维护朝廷的公正形象，在许多事情上直斥德宗之谬，而小肚鸡肠的德宗那里，对如此风范迟早难以容忍。

宰相不同于翰林学士，尤其是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制度上并无主次之分。经过唐玄宗时期的李林甫、杨国忠专权，后来的宰相们更强调平等议事，轮流执笔。宰相的进退又以皇帝的意旨为准，所以，多数宰相善于窥测皇帝意图，以固宠信。陆贽则不然，他总是要给德宗讲道理，不断戗茬。终于，在是否任用裴延龄的问题上，陆贽与德宗发生了尖锐冲突。裴延龄是一个只知讨好皇帝的小人，德宗打算用他理财，陆贽坚决反对。而同为宰相的赵憬，则把陆贽的奏章内容偷偷提前通报给裴，让他做足了工作，导致德宗相信裴延龄而不再相信陆贽。由此，陆贽担任了两年宰相，就被罢免相职，成为太子宾客，虽然品秩依然是三品，却不过是个闲职。更要命的是，此前德宗罢免的宰相，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善终。裴延龄借机攻击陆贽结党，欲置陆贽于死地，德宗也萌发了处死陆贽的念头。谏议大夫阳城则为陆贽鸣冤，迫使德宗承认陆贽“罪不至死”，贬他为忠州别驾，此时陆贽才42岁。

陆贽贬职忠州十年，闭门谢客，“避谤不著书”，修习医学，以救民间瘴疠，著有《陆氏集验方》五十卷（篇）。德宗死后顺宗即位，下令召还陆贽，结果陆贽恰在此刻去世（805年）。顺宗追赠陆贽兵部尚书，谥曰宣，其文集《翰苑集》由此也被称为《陆宣公文集》。同时期人权德舆为《翰苑集》作序，把陆贽比作汉代贾谊，称：“汉道未融，既失之于贾傅；吾唐不幸，复摒弃于陆公。”宋代陆九渊，把陆贽比作孟子。“贾谊就事上说仁义，陆贽就仁义上说事，是以贽之奏议，有称为仁义百篇，唐孟子者。”日本石川安贞说：“自汉至唐，上下求之，或有行事而无立言，或有立言而无行事，事言两备者，唯陆宣公而已矣。”《四库全书提要》对《翰苑集》评价道：“盖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切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故历代宝重焉。”历代对陆贽的褒扬，恰恰说明其人品与思想的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