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中国力量”:在国际市场博弈中彰显“中国定价权”

                                   陈晓明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已日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愈来愈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的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它在给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对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因素”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中国在国际商品市场上频频遭遇“高买低卖”，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政府和企业都深切地体会到被动承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带来的“切肤之痛”。“定价权”是一个欲说还休、欲哭无泪的沉重而尴尬的话题。 

1933年7月1日,《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小说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忍痛亏本粜米，从河埠头的万盛米行粜米到街上购物，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场景，在丰年反而遭到比往年更悲惨的厄运。故事的年代距今远矣，而类似的故事至今却在不停地上演着，只是“主角”换成了中国企业，“米行”换成了国际市场。的确，全球“定价权”之殇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几千年执著于泱泱大国梦的中国。铁矿石、石油、稀土，甚至玉米、大豆、电子产品等等，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制造大国，却不得不承受着价格受制于人之痛，且在争夺全球定价权方面几乎束手无策。

全球钢铁的46%由中国购买，全球每年新增钢铁产量的90%由中国购买，中国无疑是世界钢铁行业当之无愧的最大买家，我们没有定价权。中国大豆多年来进口量居世界首位，然而没有定价权，中国原油进口量全球第二，然而我们还是没有定价权……作为卖方，我们是否掌控定价权呢？中国的稀土储量和产量都是全球第一，然而不是我们掌握定价权；全球丝绸产量的70%在中国，且中国丝绸的70%用于出口，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丝绸行业毋庸置疑的老大，可作为最大的供应者，我们依然没有定价权。“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已经成为中国这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的真实写照。从铁矿石、石油到稀土，在全球定价方面，中国最失败的不仅是在对原材料有着绝对需求时没有定价权，甚至于在中国垄断的部分上游资源领域我们仍没有定价权。

统计显示，中国2009年占全国总产量80%的71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钢产量增长10%左右，利润却同比下降31.43%，平均销售利润只有2.46%，而国际铁矿石巨头必和必拓公司依赖铁矿石涨价，仅2009年下半年就实现净利润61亿美元，同比增长134.4%。2010年10月“加钾收购局”尘埃落定，必和必拓铩羽而归。当所有人都在为加钾最终能否落入必和必拓之手而担忧时，加钾却通过中化将一批高价的钾肥“倾销”到中国；稀土是宝贵的战略资源，有“工业味精”、“新材料之母”之称，广泛应用于尖端科技领域和军工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生产、应用和出口国，占据着国际市场87%左右的份额，但是，中国稀土往往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国外，导致这一战略资源屡屡曝出“土豆价”“白菜价”……从进口到出口，从石油、铁矿石、稀土到玉米、棉花、大豆，再到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等工业制成品，中国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的现象极为广泛，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中国在做买方时“越贵越买”、“越买越贵”，做卖方时，“越卖越贱”、“越贱越卖”，反正折腾来折腾去就是赚不到钱。原油定价的失语、稀土价格的困境、铁矿石价格的失控、丝绸定价的无奈等等，在定价权上，无论是作为供应者还是作为购买者，中国企业在绝大多数时都处于失语状态，长年陷入“多产不多得”的怪圈，“中国因素”为何成为“中国劣势”？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21世纪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特征的世纪。今天的竞争已超出国门，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加上正在进一步肆虐的金融危机风暴更是冲击着全球经济实体的“堤坝”，其惊人的破坏力使中国经济愈来愈明显地感受到了“冬天的到来”。 

在国际定价权方面，我们“打工”的身影之所以投射的那么深远，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定价权却一直成为不和谐的音符，我以为一是体系不健全，二是没有相应的联盟，三是缺乏核心竞争力。要走出“失语状态”，必须积极锻造“中国力量”，在国际市场竞争博弈中角逐国际定价权，将“引进来”、“走出去”并举，让优势产品先行，完善风险管理工具，提前培育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过去通过控制资源来控制定价权变为通过控制定价权来控制资源，因此，要将过去只提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中国因素”转化为参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制定的“中国力量”。 

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提高到60%左右，“中国因素”对我们而言并非所谓的荣耀而是沉重的负担。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战略资源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其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对战略资源供给短缺的国家而言，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系数与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而与该国战略资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成反比。因此，我国战略资源安全必须从根本上减少对国外战略资源的依赖，通过政治、经济、法律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参与全球战略资源竞争和分配。因此，在除大宗商品定价权之外，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定价权的问题。要选择好中国战略资源安全的路径：优化能源结构，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和效率；推动资源行业并购重组，建立上下游一体化企业；建立能源储备，应对能源供应的意外风险；加快战略资源立法，构建战略资源安全法律保障体系；第五，拓展经济手段，参与国际战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施展战略资源外交，塑造国际战略资源的和平环境；倡导多边主义，参与完善国际战略资源安全机制。

定价权的取得肯定是艰苦和漫长的，它关涉到国际货币体系、政府作用、经济贸易、金融市场、企业管理等诸多领域，它是由方方面面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定价权的背后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海外利益遍及全球，是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国际定价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影响到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国要做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坚定推动者。同时要加快国内调结构、转方式的步伐，积极培育自身绿色产业，推广绿色增长理念，力争在国际可持续发展规则制定中赢得更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