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红利谁得谁失看城镇化取向问题
所谓人口红利，实质是部分学者将人口年龄结构按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划分，不分年龄构成比指标使用前提条件（请参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转化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2，N0.1；也见“Reexamini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Age Structure”,《China Economist》Vol.7,N0.4,2012），就以年龄构成比标，误把一个相对过剩人口年龄结构转化过程中，某一阶段极为有限的部分侧面，所映现出的劳动年龄人口过度剩余所占份额现象，偏颇地认为是“人口红利”期。这种认识实质是对未实施计划生育时期，高生育水平下盲目高出生所产生的那部分年龄结构，以“人口红利”期来加以肯定，而这种肯定自然也是对实施计划生育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否定。实践表明：这种人口红利，只不过是在不合理分配体制，缺乏相应制度安排或有效监督下，把城镇化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日趋加剧的就业难与就业竞争，转化成可雇用更加廉价劳动力，可对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更多剥夺内涵的“体面”表述而已。因此，从社会管理的政府、资方与劳动者这三方的不同角度，对相对过剩人口下的劳动力价值取向的认识，其结论当然也就大不一样。
政府只要从科学发展战略与执政为民的角度认识，必认为相对过剩人口对发展存在着巨大潜在压力和消极作用，即不利于不断稳定、高效发展经济，不利于不断提高就业水平，不利于不断提高整体人均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速改善民生与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过程，势必都是减轻人口压力与消极作用，而有利发展的过程，这才是不同概念与截然不同认识的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故可称是与日俱增的过程。
资方则认为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过剩产业后备军，不仅有利资方低成本选择劳动力的余地，而且还能低成本地满足旧生产部门随时扩大生产规模需要，以及满足因发展而形成的新兴产业需要。不仅所付代价低，而且随时可以更换更有利的他人顶替，故可谓是人口红利。
劳动者则认为除稀缺人才外，潜在失业的劳动力后备军，因相对过剩愈严重，则就业也愈加艰难。无论是在民营企业，还是在公权力不能得以有效制约，或将公权利作为私有“资本”来行使的“国有资本”企业，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夺，不同资本形态都已达相当程度。因此，对从农村进城的劳动者来说，尽管收入要较在农村务农要高得多，但从其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付出，与城市的市民相比，显然就不能称是“人口红利”。诸如与当地城市的市民相比，几乎为零的相关“农民工”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医疗与社会保障问题等，甚至至今仍存在的少数到年底还要讨“血汗的工钱”现象，你能说“人口红利”农民工有份？你能说这些居住在城市满半年，统计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工，就是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的表征？有人说这是中国“特色”城镇化，我说这是以“特色”扭曲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