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口计生委摘牌随想
一个人口相对过剩，规模超十三亿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相关不同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内涵却截然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由不同发展时期面临的相应人口问题重心、任务、目标所决定。因此，厘清人口问题重心，才能辨析不同时期人口问题的任务、目标，分清不同时期人口问题的本质与非本质，才能防止混淆与认识不同时期人口问题，才能避免以认识及解决前期人口问题的任务、目标，来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
伴随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以宪法为框架,以法制规范的法治行为准则,而步入的新型工业化中期，以及同步随之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实质是一个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已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的新时期。此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已跃居为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主导因素，故不仅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已经解决，而且低生育水平的稳定也已成定势。因此，完全可以断定，此间计划生育工作，虽然主要仍是提高出生质量、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搞好流动人口服务与继续落实相关奖惩政策，但是人口问题已不再是以降低生育水平为主旨的计划生育，而是转移到了以解决城镇化及城镇人口畸形分布等为主旨的新时期人口问题。其实，新时期人口问题早就在实践中凸显出来，由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不仅无不与城镇化及城镇人口畸形分布等休戚相关，而且也已成为制约近期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
步入新时期后，国家人口计生委既缺乏以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充分认识与汲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工作经验与教训，也没有与时俱进地认识到新时期人口问题，当然，也不可能意识到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在全局发展中的至关重要地位与重大意义（另专题论述），故以国家人口计生委摘牌随想为题，简述如下七个问题，供学者与决策者思考。
一.缺乏以实践检验标准认识最佳生育政策
1970年，由群众首创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是在高生育水平下，将家庭与国家的困难与利益一并考虑的智慧结晶。鉴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合理，故效果始终颇佳，因而在1973年，被政府确认为实施计划生育的全国政策。这一反映来自群众，代表大多数民意的决策，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基本符合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所以，在短短不足10年间，全国人口自增率就从1970年的25.83‰，急剧降至反映1979年实施效果的1980年11.87‰；粗略（指一定假定条件下）反映当年育龄妇女
一生平均生育子女数的年度总和生育率值,则从1970年的5.81急剧降至1980年的2.24。无论是自增率还是总和生育率值，均在此间温饱问题都尚未解决前提下，取得大幅超半下降的事实，无疑则被国际社会誉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生育史上的奇迹。从经济社会诸影响因素归因看，完全可以归咎为是实施计划生育的成效；从实施的领导组织机构看，因此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尚未成立，无疑则应归功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从此间国情看，计划生育工作可谓是基本既无行政措施又无行政命令。晚、稀、少”二孩生育政策，之所以有如此显赫成就，主要是"文革"期间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带来的困难与压力，使过快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凸显出来，使实行计划生育与否，已成为走到绝路上的一项回头措施。在那时的背景下，政府、社会与家庭都颇感人口非控制不行。因此，在广大群众中确实蕴藏着自觉实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生育一经国家提倡，过快增长的人口，就在合情合理政策及政府提供免费避孕上门服务下，得以如此有效抑制的缘故。
亿万群众实施“晚、稀、少”政策创造的生育率下降奇迹，一方面映现出群众是驾驭人口变动的主人与主体，一方面又映现出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的客观事实。按那时死亡水平推算，1980年总和生育率值实际已降到了更替生育水平水准。无论从政策落实进程还是从年龄结构变动来分析，只要“晚、稀、少”政策稳定不变，生育水平与人口增速的下降态势，也必将持续，2000年末总人口无疑将控制在12.3亿左右，肯定要远比后来实现的总人口大幅减少！
生育率就是假定在1980年后长达20年间不再有任何下降，即以截至1979年实施“晚、稀、少”，初步形成的1980年生育模式不变，所推算的上世纪末总人口，基本可以认为是，其后长达20年曲折过程，历经1980年的大幅“紧缩”生育政策,1984年后的完善生育政策与其后稳定政策，以尽最大努力，才最终取得的结果。这就足以说明：1980年至1984年初期，不足5年的强力推行“一胎化”，以适得其反的巨大负效应告终；之后为增加“一胎化”政策实施可行性、减少负效应，而进行的必要政策完善及其稳定，效果也大不如“晚、稀、少”二孩政策，从而使计划生育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
因此，在泾渭分明的事实面前，是否坚持以实践检验标准，以最佳效果抉择生育政策，竟因客观认识与主观认识的分歧，而成为持续至今的焦点问题。
二．缺乏以实践检验标准汲取沉痛教训
1980年总和生育率值降至2.24与人口自增率降至11.87‰，是在出生一孩中，未达晚育比例还高达49.17%；出生二孩中，未达晚育年龄或间隔年限的比例竟仍高至82.75%的条件下取得；也就是说，落实“晚、稀、少”政策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毫无疑问理应继续实施。然而，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与仕途私念作祟的少数学者，因受“左”特别是“文革”极“左”思潮遗留影响，仍旧还是只认顶层指令而毫无顾忌是否可行，故在根本不具任何“收紧”这一政策的客观条件下，把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竟移花接木到计划生育，误导把生育政策重心转移到“只能生一孩”。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影响决策，宋健等同志根据有限可耕地与淡水等相关资源，以人口为主线，通过所谓系统动力学模型推算，便简单机械地得出，百年后中国养育的人口最大规模是6.53亿，非此则将没水喝，同时还给出2000年优化规划的最佳人口为10.56亿，因此，极力主张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孩。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既指出了“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指出了“我国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是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因此，只以已勘探清楚的资源，又不考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互通有无与优势互补，那么，在封闭条件下，无论是建立在静态理念上计量的适度人口，还是以适度人口为基础计量的最大人口容量，都远不符合实际。所以，以数学模型模拟人口与发展，并将其数据作为决策参考的作法，实在不可取。
中国在人口与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有力表明了人类有所作为的发展前景，而且也充分认识到，尽管人口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也决不能以“人口决定论”来认识与解决发展问题。
然而，宋健等同志却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至高科学名誉，以人口周期长的特征为由而力推“一胎化”，实质是要力行主观强迫客观就范，把长期历史形成的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幻想在极短十多年解决。遗憾的是这种极“左”主张，竟在客观既毫无可行性又违背公共政策制定原则条件下，对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生育政策，在1980年初期便唯意志地进行了意义迥然不同的“转移”，以不分城乡差异“一刀切”成的“只能生一孩”，取代了家喻户晓的“晚、稀、少”二孩政策。从而使计划生育工作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天下第一难”。其难，就难在广大农村群众普遍不接受，以种种不正常方式抵制，使计划生育工作的实施，失去了大多数育龄夫妇主体的支持基础，迫使一个时期的基层计划生育部门，不得不转为以组织计划生育“小分队”推行。因此，导致原以经常工作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措施自主选择为主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得不转为以行政强力推行的“突击”为主，“通不通三分钟”为主，及“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为主。诚然，反映此间计划外怀孕妇女，在东躲西藏环境下，出生人口素质大幅下降的“超生游击队”现象，以及节育措施事故大幅增多问题，都无不与“紧缩”生育政策、工作脱离群众紧密关联。
1980年，强力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孩，酿成人口自增率从1980年的11.87‰大幅回升到1981年的14.5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16.01‰，甚至较1975年的15.77‰还高；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24大幅回升到1981年的2.6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2.86（1980年后的最高值）；农村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49大幅回升到1981年的2.93，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3.20（1980年后的最高值），若此值假定粗略反映了1982年全国农村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那么，该年全国农村生育水平，则是普遍都生了三个孩子，生四个孩子的比例也高达20%。初步形成的“晚、稀、少”生育模式大幅倒退，致使第三次全国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于1986年到来，人口规模增量大幅提高。这些都有力地验证了“收紧”政策，适得其反地导致了令人吃惊的多生之果！此外，强力推行“一胎化”，不仅使计划生育形象在广大群众中受损，而且在国际社会也造成不良影响；为有益于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1980年前一直强调的，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的战略决策也被改变。
1980年至1984年初，尽管强力推行只生一孩的时间短暂，但受其影响，及其后政策完善不到位影响，即没有恢复“晚、稀、少”二孩政策，所以，后来即使规定了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也仍使上世纪末总人口，较“晚、稀、少”政策不变的应有效果，要多生半个多亿！这一沉痛教训务必要认真记取。
三．缺乏以实践检验标准辨析正负效应
面对“紧缩”政策导致的负效应，遗憾的是，那时竟有那么多人口学者、统计工作者，乃至计划生育部门领导者，却都陷入了把“紧缩”生育政策，等同于是把生育水平“紧缩”下来，主观定能强迫客观就范的认识误区。误以为人口与生育水平的大幅回升，是对“只能”生一孩政策的完善（形象比喻为“开小口、堵大口”）所致成。然而，只要将此间历年人口自增率与总和生育率值按年份顺序划分，以生育政策完善的准确时间是始于1984年来分析，就可一目了然地厘清何为事实，何为颠倒事实，从而可醒悟地认识到，正是由于没有以1984年开始完善生育政策的时间为标准划分，来准确地分析其前后生育度量指标的大幅变化，才产生了想当然的如此糊涂认识。所以，才那么留恋“一胎化”，误认为今天的低生育水平与“紧缩”生育政策紧密相关，甚至把对执行不下去的“一胎化”，从政策完善来加以修正的“正”效应，也扭曲为“负”效应。实质上，这是把“是”与“非”扭曲。
1980年起不足5年的强力推行“只能”生一孩，所产生的诸多方面负效应，之所以没被上下逐级领导机构充分认识，因为在强力推行“一胎化”后，一是普遍把完善政策误认为是放松计划生育；二是把通过完善政策纠正存在问题、改进工作，误认为是否定从紧从严的计划生育；三是“一胎化”形成的那种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四是面对那时计划生育的如此实践背景，对数据敏感的误导者来说，深知如此实践效果映现的政策内涵。为掩盖其误而自然选择了将“一胎化”导致后果，强加在1984年完善政策头上，因此，才在关键的时间，反复利用不同媒体平台，乃至召集所谓外行专家向中央写报告，反复大造是“开小口、堵大口”的政策完善，导致了“开小口也没堵住大口的人口失控、半失控”后果。显然，这是以易使人误解的“开”及“没堵住”所筹划出来的一种，用以欺骗舆论的似是而非论，对此，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蓄意转嫁行为。
如果给中央常委讲授人口问题的学者，那时能把全面（而非其后少数典型实例）实施不同生育政策，历经实践检验的不同效果说清楚讲明白，我相信恢复二孩生育政策早就实现了。如果能把新型工业化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大不同于前期，及其成因、显著差异与发展的走向厘清楚，能把那些服务于国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所涉及的全国城镇化规划与区域城镇化规划问题、城镇化速度与质量问题，以及稳中求质、求效、求速的发展问题和极大改善民生问题，都与新时期人口问题密切相关，分别说清楚，就会令决策层耳目一新地发现，新时期人口问题的性质，不仅已发生改变、工作重心须转移，而且任务的科学内涵因大幅提高而更加复杂、艰巨。遗憾的是，讲授者无论是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发展历程的系统了解，还是对实施不同生育政策，导致实践效果差异极为显著的认识，不是欠缺广度与深度，就是该肯定的未肯定，该否定的未否定，或是根本还未真正搞清楚。当然，对转入新时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只能是仍滞留在往昔阶段的过时认识上，而无与时俱进的新见地。因为在反映不同生育政策实践效果的数据面前，连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得出令人信服结论，建议恢复或完善到二孩生育政策的能力都明显不足，也就更不用说提出新时期服务于全局发展，面临的新人口问题了。可见，这种严重滞后的学术研究水平，根本不适应科学决策的需要，乃至还影响到今天的人口和生育决策。
四．缺乏以实践检验标准揭示本质及人口结构认识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那些只考虑需要而不考虑可行，更不考虑群众可接受程度的误导者，以及怀有心计的宁“左”勿“右”后续伴随者，之所以至今都仍反对生育政策完善到二孩，就是继续要为其误导致成的失误遮掩，不敢正视与承认实践检验已做出的回答。其在当前的主要代表人物宋健与蒋正华同志，若敢于晒晒为其误导而遮掩的那种带有革命色彩的“左”的意见，并参与到一场阳光下的辩论中来，那么，在亿万群众实施不同生育政策，实践效果却大不相同的面前，通过媒体平台让数据事实说话，必将使关注政策问题的决策者切实认识到，1980年把“晚、稀、少”政策紧缩为“只能”生一孩的“大跃进”，宛如邓小平同志该年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针对超越客观可能的形“左”求速，而导致更慢实“右”结果，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何等类似！关于“左”的问题，他在1992年更加明确地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此外，实施两孩生育政策的国家及地区，诸如韩国与台湾，其实践均已表明，生育水平都早已稳定在低生育水平下运行，也是有力佐证。
中国是一个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稳定相当一个时期的低生育水平，是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客观需要，而稳定低生育水平，也需将生育政策稳定在二个孩子的基础上，因为这既是合情合理制定社会公共政策的需要，也是计划生育实践检验证实的正效应经验与负效应教训，客观要求恢复或完善到二孩生育政策的需要。
人口与发展按相适应关系，可把人口分为相对过剩、不足与适宜三类。任何一个人口总量，都是其全部分年龄人口加总之和；任何一个人口总量变动，都是出生人口和其余所有分年龄人口的尚存变动综合体现。这就表明人口规模变动与新生人口和所有分年龄人口的尚存变动，是一个同步、有机、不可分割的变动整体。因此，那种把中国人口问题割裂开来，误认为近期与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是结构而不是总量，甚至误认为解决总量与结构发生了掣肘性矛盾，显然，这是一种曲解，因为人口的相对过剩、不足与适宜，其相应的年龄结构也必是相对过剩、不足与适宜。
中国解决相对过剩人口，只能从出生“阀门”，通过对其相应过剩年龄结构，一个年龄接一个年龄的解决过程来实现。而解决相对过剩人口规模的过程，也即是解决其相应年龄结构而使其合理转化的过程。这种年龄结构合理转化，因也被称之老龄化，故中国老龄化无疑是大好事。由此不难得出，在人口相对过剩、不足及适宜前提下，度量与分析年龄结构变动的年龄构成比指标，其所表征的统计意义也大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这就有力表明年龄构成比指标，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通用，从而也部分诠释了著者近期首创的人口转变与年龄结构转化新理论（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转化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2，N0.1；也见“Reexamining China’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Age Structure”,《China Economist》Vol.7,N0.4,2012）。统计分析显示：老龄化及老化程度，相对大多数人口相对适宜的发达国家和人口相对不足的国家来说，其意义与人口相对过剩的中国及普遍与中国类似的发展中国家，则迥然不同。因此，那种以所谓年龄结构不合理，或以相关人口老龄化为由，作为疾呼实施二孩生育政策的依据并非恰当。这也正是与我建议尽快恢复实施二孩生育政策，根本不同之所在。
五．缺乏以实践检验标准反思昨天认识今天
1984年7月，著者与国家计生委政研处张晓彤同志，在《公开信》发表后，就2000年人口控制目标12亿以内及相关生育政策等若干问题，给中央写过一份《关于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的研究报告，很快就被全文印发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参阅文件》1984[21]号。时任总书记、总理、书记处书记及中央办公厅主任，都分别做了重要批示。 胡耀邦同志批示是：“启立、建秀、兆国同志：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
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耀邦同志恰恰是因为在《公开信》发表后的不长时间，见到这份来自实地调查与利用普查等资料，提出若干见地完全不同的研究报告，诸如，针对人口目标与政策制定所依据的数据参考，因为都是来自宋健等的人口预测，故在方法论上，提出其选用的是错误控制量—总和生育率；在测算的准确程度上，提出其结果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在认识与建议上，也都提出与那时所思所做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对策建议。该研究报告正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推陈出新大胆地发表了言之有理，令人信服而赋启迪性的不同意见，所以，耀邦同志才那么感慨，那么动情，那么重笔地高度称赞：“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国家计生委根据批示精神，在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于1984年9月23日至28日，召开了有多学科，多部门各界人士与专家学者，高达数十人参与的《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论证会。论证会的最后一天28日，我们以题为《科学是规律的反映 实践是历史的见证》，对与会者提出的诸多问题，不仅做了全面的一一解答与阐述，而且还对报告中数据由来当场做了演示。此外，对涉及的测算方法论及其他方面问题，也都分别做了清晰而详细的说明。因此，既充分论证了报告的测算，是一个留有充分余地的结果，也充分论证了所提对策建议适宜可行，最终得以一致确认（见马瀛通著《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论证会开得如此民主，直至再无新问题提出才告结束。遗憾的是，经过如此民主形成的集体意见，又经如此充分科学民主论证，却因受不明原因影响而搁浅，但其后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实践，一方面充分证实了耀邦等同志批示的正确与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充分证实了未落实所导致的后果，不仅大幅远离预期目标而且还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对此，有所为可做的只能是，将其作为沉痛教训来记取，并但愿如此科学民主决策能成为一面镜子，令学者与决策者反思，以使后来的工作与发展少些遗憾。今天看来，这一史实已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映以耀邦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从群众利益出发，尊重科学与实践，时刻牢记“左”的教训，有错必纠，勇于解放思想，勇于实事求是，力求科学民主大发展的一个典型史例。
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跃居为影响生育水平下降的主导因素，故致使生育水平降至更替生育水平以下而发生了质变。之所以称是发生了质变，一是这种低生育水平，从本质上改变了人口内在发展方向；二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居主导地位而产生的低生育水平，既相对稳定又不易反弹。
今天，以历年人口统计数据映现出的近30年计划生育实践轨迹，来回顾这段历史，数据表征的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期，强力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一孩，实际是一种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空想”，即使是在今天的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也仍毫无实施的可行性。大多数农村地区家庭的生育现状是，凡能生育的夫妇基本都生了两个孩子，终身只生一孩与多孩的都是少数。实际生育水平并非像过低总和生育率值所表征的那样低，其主要原因：一是总和生育率值如实反映生育水平的前提是稳定人口，而中国人口与稳定人口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二是出生瞒报、漏报相当严重；三是受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人口管理问题影响，不仅难以准确统计其主要生育旺盛年龄段人口，真实出生人口，而且因其受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影响但又不能定居城市，故致使其生育行为仍主要以二个孩子为主。然而，终归因城镇人口比例增大，基本又都是生了一个孩子，故全国的低生育水平应是客观事实。随着“农民工”人口有序市民化，在其考虑久居城市生活与抚养、培养子女的成本时，家庭自觉选择生一孩的比例将有不小提高，即使在二孩政策下，有一部分城市家庭要生二孩，只要有序进行，生育水平也不会有大的波动。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两次全国生育抽样调查均表明：在全国育龄妇女中，终身丧失生殖能力的比例只有2%左右。而那时欧洲五国调查的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分年龄丧失生殖能力的比例，20-24岁为3%，25-29岁为6%，30-34岁为10%,35-39岁为31%，40-44岁为31%，45-49岁为100%。30多年后的中国，育龄夫妇在受到来自不同途径、不同程度污染影响的同时，因又受一些人的饮食结构不以五谷为主，若干转基因食物不断累积的潜在影响，以及性生活过早、婚前人工流产增多与性开放弊端影响，故致使终生丧失生殖能力的育龄妇女所占比例，现时恐怕不会低于那时的欧洲。
今天，中国育龄夫妇的文化素质已大幅提高，生育意愿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育龄夫妇也不可同日而语。在少生、优生、优教，已成大趋势背景下，终生丧失生殖能力的育龄夫妇比例较大上升，实际已成为中国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的内生因素。因此，涉及与低生育水平相关的主要问题是，低生育水平在持续多久后，才需将之回归更替生育水平而得以稳定，这是需提早研究、历经论证而加以酌定的问题。
六．缺乏以实践检验标准对不同生育政策效果显著不同的认识
中国计划生育实践对实施不同生育政策效果的检验结果，以雄辩的事实表明：群众首创的“晚、稀、少”，是人财物投入最少，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与降低生育水平实效最佳的政策；生育政策重心转移到不分城乡差异的“只能”生一孩，非但使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倍增，而且还使人口增速及生育水平大幅回升，即效益与实效都为最差的政策；以增加“只能”生一孩可行性而从政策角度对其进行完善，虽然相应投入不少于“只能”生一孩，但对抑制人口增速及降低生育水平的实效，却是远好于“只能”生一孩政策而大不如“晚、稀、少”二孩政策。面对如此实践检验结果，参与过误导“只能”生一孩的学者，虽甚感尴尬，但却一反常态地以“公开信”中，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实施时间长度是一代人为由，说其现已完成了一代人使命，因此，生育政策今天应完善为二孩。这不禁令人要问，强行推行“一胎化”及生育政策完善不到位，所导致的20世纪末总人口，较比政策若是“不折腾”，即一直实施“晚、稀、少”二孩政策，要多生人口半个多亿。因此，所谓现已完成了一代人使命，实质是以幻想的一代人使命落空而告终。显然，这也决不是完成一代人使命的本意。
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结果还表明：那种把群众按计划生育政策办的生育行为，视为是政策允许其生一，还在生二，若政策允许其生二，还不都生三？纯属是一种背离政策实践效果的悖论。照此逻辑推论，岂不是不准生育，才可能生一孩？其实，生育政策一旦脱离了经过教育，群众所能接受的程度，也即脱离了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原则，那就必然失去基本的约束力而起反效果。可见，无论是学者还是决策者，都应从实施“晚、稀、少”二孩政策，反倒使育龄夫妇终身只生育一孩的比例提高，终身生育多孩的比例大幅下降的事实中得到启示。
七 缺乏对新时期城镇化中人口问题的认识与故伎重演问题
农业与工业及第三产业相比，农业的弱势产业特征是不可改变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走工业化道路，而没有工业化则没有城镇化。
所谓城镇化，虽是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来表征的指标，但其内涵却是综合反映，伴随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以城市发展为中心，以技能培训拓展就业渠道，在促进农业现代化基础上，不断有序引导农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变，励精图治，确保非农业人口比例增长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及服务业需求互为适应、互为促进。
中国作为人口超13亿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尽管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与扭转人口内在发展方向的任务业已完成，但作为与工业化相伴的新型城镇化中人口问题，虽早已凸显出来却一直未能认识，诸如近些年来人所共知的“春运潮”，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那种将“春运潮”归咎为运力与管理问题，虽年复一年地大力解决运力与改善管理，可到头来却总未如愿以偿，因为下大力所解决的那些问题只不过是“春运潮”的表象而已，其实质是城镇化中人口过度向大城市聚集，致成的城市人口畸形分布问题。因此，只有伴随城市人口畸形分布问题的解决，“春运潮”才能随之消失。
近代以来的世界城镇化表明：城镇化发展的健康与否，其结果则截然不同。健康城镇化带来的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否则，将会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到那时再来纠正，所付代价将十分可观。这就是说，城镇化如何发展，其最终结果将大不一样。
目前，中国实际城镇化水平，不仅大大滞后工业化进程，而且城镇人口分布还呈畸形分布状态。城镇化之所以发展至此，既有旧时等级化城市资源大不同，发展水平差异大的原因，也有后继发展，对旧时等级化城市资源差异大及城镇人口分布不合理，未加以改善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期，宋健等同志旨在凭借所谓系统动力学模型，以人口与土地、淡水等多种相关资源的计量模拟，作为举荐制定全国及区域人口与发展规划的依据。对此，我与张晓彤曾以发达国家对相关理论与实践的认识，系统阐明了这是一种建立在，以静态概念“适度人口”为基础的相应主观臆断。明确指出了其在各种假定条件下的推算，若作为一种假定后果的探索是可以的，而将之用作人口与发展问题的决策参考，则万万不可取。
30年后的今天，学术上与宋健等差距较大的蒋正华同志，从政前，就未见在学术上有过新见地；从政后，又未从事过科研；从时间长度看，从政要远大于从事科研。然而，令人见怪的是，相关人口方面重大科研课题，却时常花落其手；令人不怪的是，如此学术水平且研究又无连续性，出不了新成果自然则在情理之中。因此，作为宋健等后继者的蒋正华，近期，只有把类似那时宋健等同志的作法，从形式上，以改称“人口与发展数学模型与综合决策支持系统”；从性质上，以换汤不换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掩盖华而不实的内虚。之所以这样下定论，主要因为只要承认一定条件下的生产要素，不是静态而是动态变动，那么适度人口概念就无所依附，而相应数理模型就不能成立。当然，作为其结果，因后继者同其前者作法无本质区别，也只能是又一次脱离实际的故伎重演，或脱离实际更远的虚幻数学游戏。
在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下，后继者同其前者一样，都仍会以低生育水平为标准，认识新时期人口问题。因此，必然会误以为当前的人口状况与发展，将适应现在与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需要，甚至还会误认为此间无人口问题。究其原因关键是仍尚未认识到何为新时期人口问题。诚然，以此认识水平做决策支持系统政策模拟，岂不是重蹈误导决策覆辙？
中国在转入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后，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影响，从滞留在发展模式、经济结构、资源配置、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的诸问题中，可显见那些与市场经济简政放权相悖的计划经济印迹。只要从市场经济理念，充分认识目前仍以人口与发展数学模型所做的模拟，就会明确而清晰地识别出，此作法完全有悖市场对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起基础调节作用的主旨，其结果必然也是与实际脱离的纸上谈兵。这种早已被国内外学界视之为劣品的理念，实践又证实为悖论的作法，竟被《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作为一项社会科学软课题《人口与发展数学模型与综合决策支持系统》的大项目，不能不说这是科学上的一大悲哀！这怎能不令人质疑参与此项目的评审者，是否为界内人士？如果是，那就不得不质疑，是否是这方面的相关内行？若是内行，是否有走关系及有意“放水”之嫌？科技部如此管理与审批科研项目，管理者的权力与责任，以及评审学者的学术道德与责任感都哪里去了？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任何一项科研新成果，都是真才实学者勤奋努力，不辞辛苦、脚踏实地、长期深入实践、汲取前人成果与经验，探索发现问题，不断反复比较、鉴别、论证与智慧累积、灵感“顿悟”的结晶。尊重科学，就要尊重人才、尊重科研规律与科研过程。在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又难以有效监管的科政不分体制下，一些科研项目与某些在职或不在职的官员、官员学者及惟利是图随从者，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这些科研项目，只要将其投入，最终研究报告，连同项目负责人、科研单位与参加人员，在科技界公示，就会发现很难有任何新见地或独具的任何知识产权。可见，科研体制若不改，一些科研项目则变味为“行政科研”，诚然，“行政科研”也只能出那种，假定条件的“大虚空”式“科研”报告与庸才。科学是规律的反映与探索规律的学问，科研工作就是探索与研究规律。科研若都不能按自身规律办，何能出科研新成果与科研人才？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位在学术上未曾有过任何新建树，而在仕途上却宛如“火箭”式升迁的后继者，竟百思不得其解地模仿美国学者寇尔构建的世界分区域模型生命表，来构建中国分区域模型生命表。寇尔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将有限的分区域死亡数据构建的分区域生命表当作模型用，作为死亡水平类似人口，在缺乏死亡数据时的替代模式。当然，不短缺死亡数据的人口，仍须以其实际死亡数据为依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死亡数据丰富，而在那时构建中国分区域模型生命表，实质是一种不知模型生命表用途的无的放矢模仿，无论其在学术上还是在应用上，都无任何实际意义。就是这样一个总以曾居官位，不时地来驾御人口学术领域的自以为是官样学者，竟能时常招揽到科研大项目大资金，可就是从未见与大项目大投入相称的科研成果与新见地面世。
屡屡的科研大投入与极不相称的产出矛盾，不能不令人质疑资金的流向及是否存在腐败问题？一些无人口学专业背景的领导者，近些年来，因为一直误将他作为是一个把持方向盘式的专家型领导，而他也时常以不知为知之，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对人口科研等工作颐指气使。然而，遗憾的是因其水平有限，却总也没有把握住新时期人口问题，所以，不仅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定位找不到北，也使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服务的新时期人口任务不明确。因此，无论是提出所谓从出生到死亡的全程服务大人口观，还是反复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等，都未能抓住服务于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大局的新时期人口任务，诸如，如何规划区域城镇化与全国城镇化，如何定位各大中小城市的城镇化，以及如何从现城镇化中发现与解决相关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人口问题等。
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中，城镇化水平、城镇人口迁移变动与城镇人口分布的合理与否，都系关着大力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以此为前提的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发达与中等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水平、质量，都大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及可循的基本规律。从其走过的城镇化道路可知，中国城镇化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发展的相当复杂过程。鉴于国情不同、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基础与水平差异大，故不同城市发展的效益与推进城镇化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也大不相同。因此，规划一定时期的城市人口规模，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既有区域城镇人口合理分布问题、全国城镇人口合理分布问题，也有涉及相关度量、评估城镇化与城市体系建设的问题，足见，新时期人口问题在城镇化中的举足轻重作用。
然而，作为那时国家政府职能部门的人口计生委，却没有认识到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当然也就无法将之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联系起来，而是竟做一些与其他职能部门重复的事。人口专家本应以前瞻性研究成果，供政府职能部门参考与向中央反映，然而，若干专家注重的却不是这些，更不是客观发展的实际，而总是紧盯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者所言，将注意力与精力都集中在做领导所言的诠释上或获取经费上。这些专家的研究能不滞后客观发展的实际吗？能领悟到新时期人口问题及任务，较之过去如何大不同与如何艰巨吗？如果认识人口问题，一直还停留在都已经解决了的人口过快增长和低生育水平稳定上。当然，从中央角度看，怎能不撤并国家人口计生委呢？
未来人口问题的工作重心，应转移到服务于城镇化上来，而不是在任何别的问题上，否则，就与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任务不相符了，这正是我对《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之所以提出质疑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看，鉴于其根本没有提出新时期的人口问题与新任务（见价值中国网马瀛通网站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而仍是滞留在前期已解决了的人口问题上，这实际上就已提供了撤并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根据。
须强调指出的是，新时期人口问题，已从解决生育水平问题转移到解决健康城镇化的问题，因此，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城镇化过程从理念上说，主要涉及城镇化水平与城镇人口合理分布两个方面。健康城镇化，不仅紧密与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体制建设、城市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异、国家战略安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等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城市群经济增长极及相关协调管理、高效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相关，同时也紧密与城市体系、房地产、启动内需、物质文化生活文明问题相关。足见，研究与解决相关城镇化的新时期人口问题，是在一个时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环境中，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无形手”和政府有效调控作用的“有形手”，划清市场职能与政府职能的界限而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相得益彰。这样才能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合理城镇化规划范畴，积极引导与解决城镇人口合理分布，促使城镇化健康发展。显然，高度重视与解决新时期人口问题，是一项服务于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全新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