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三中全会的讨论已经升温，如何让改革继续推进，又如何通过改革继续释放发展的红利，确实值得期待。在农村领域，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林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以下简称“三权”）的抵押问题也广受关注，想谈个人一点粗浅的看法。

　　首先，如果说“三权”抵押能从目前的试点转为面上推广的话，将有利于金融与农业的结合，使金融这一农村发展的根本支撑问题得到破解。对农户而言，可以通过土地承包权特别是种养在土地上的农作物、果树、牲畜，还有农机的抵押等，缓解生产投入资金的不足；对农业企业而言，将缓解投资周期长、产出慢而造成的流动资金紧张局面。

　　其次，如果“三权”能够抵押对农业企业将形成利好，但也仅仅是缓解作用，可能概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农业的弱质性并没有因为产权的可抵押而改变，只是为经营者起到一些“喘口气”的作用；而且具体还存在许多操作上的问题，比如农村产权的流转市场发育与平台建设问题，产权抵押的风险防范问题，产权抵押的估值与可贷款率的问题等等。

　　再次，即使“三权”抵押推开，只要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将难以出现土地暴富的局面，因为农地归根结底是不值钱的，这是世界上的一般规律。然而，需要担心的是，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引起土地的人为的非市场化集中，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坐拥土地的企业形成“地主效益”，这是要警惕的。

　　最后，不管怎么说，“三权”抵押从点上走到面上，也是城镇化加速推进情况下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水到渠成之举，因为客观上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强烈呼吁，也是更多社会资本介入农业极其关注的。但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从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出发，既要激发土地的内生潜力，更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绝不能在操作层面演化为对农民的又一次掠夺。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