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女性作家的创作困境与出路
———王晓云、李小洛、杜文娟现象浅析
叶松铖
安康女性作家的风头是在近五年才显现的，他像一束光焰，在安康沉寂的文坛，突然升腾起来———明丽而又耀眼！然而，安康女性作家的崛起，并不是一个群体的崛起，她还是个体的，甚至可以说是单薄的。而这些女性作家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一夜之间大红大紫！她们其实都经历了文学的受难期的过程，都有过挣扎、落寞和奋起。
说到安康女性作家，我们很自然就会提到王晓云、李小洛和杜文娟的名字，她们三人引起文坛的关注，是近五年的事情。
王晓云的成名是在上海，她在上海经历了漫长的七年的拼斗，我相信，她的成功不完全是机遇，恐怕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勤奋以及对文学永不放弃的信念和追求！王晓云的小说，在安康女性作家中，除前辈作家张虹外，她的潜力是最大的。中篇小说《汉水渡》、《海》可以窥见到她驾驭题材的成功。而中篇小说《林间小兽》则是一种破传统的写法，它的大胆，是一种奇俊的叙述方式、一种捉不住的飘忽感觉。
李小洛的身上带有明显的传奇色彩，她早期的诗，如诗集《情感水族》，基本上还是缱绻的个人抒怀，是玻璃体、是水花、是一片绿叶和一缕柔风……而十年后的今天，早年的李亚明，却变成了李小洛，符号变了，人没变，但诗风却变了，这是一种彻底的变、大踏步的变，是质的飞跃。因此，李小洛的传奇就是诗的传奇，是本土诗人在外线的巨暴。令我震惊的是，她身上的诗人气质，为什么突然间，就超越了地域的束缚。她比走出去又回归的作家、诗人，似乎多了点什么？有人拿李小洛的前后诗歌进行类比，他们总觉得无法联系，他们总觉得这种跨度实在是太大了，大得无法让人接受。其实，这种突变是文学积累的突变，是认识的突变、是超越自我的突变。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种能量的引爆源，是来自于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积累，然而，创作的突变，它是在量的基础上的突变，没有因，我们所希望的果就不会存在。李小洛早期的诗和后期的诗出现的落差，或者形成的波峰波谷，应该是合理的。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安康的很多诗人都没有走出去，即使走出去了，那也是小幅度的，没有出现李小洛那样的震波想象？我想，这里面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诗人对自我的认识深化了，即，她从认识诗到认识了自我，开始注意到了诗与灵魂的重叠。李小洛早期的诗或许只是一枚水泡、一圈涟漪，而后期的诗则是浪花、是卷起的潮汐。因此，我们用水泡去关照浪花，用涟漪去映衬潮汐，那是我们对诗歌把握上的错后。李小洛作为一个诗人，其实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跳跃，她是渐进的、也是坚实的。而她后期的诗歌所出现的那种我们看似“突变”的过程，说到底，还是一个诗人的成熟。但有一点，应该表明：李小洛作为一个诗人，她是独特的，她有着十分敏锐的诗歌直觉，这是她的禀赋。二是网络的作用。李小洛对网络的倚重，是一种借力发力。她的触网，是视觉的拓宽，也是一种精神的开放。不是网络成就了李小洛，而是李小洛与网络构成了一种默契。李小洛不是形而下的诗人，她的诗歌境界一直是洁净的、高远的。李小洛没有走出去，但在我眼里，她是一个真正的，走得最彻底、最干净的诗人。她把思想交给了远方、交给了美丽的诗神！
杜文娟比起王晓云、李小洛要稍晚一些，她应该是近三年才开始活跃的。然而，他们三人的文学起步，属于同一个时间段。杜文娟也属于本土成名的作家，我从她身上看到了文学的崇高，她的执著，曾经让我感动。我读过她的一些作品，但严格地说，她的散文要比小说好，感情很真挚，文章有着清晰的思想脉络。有的篇章，叫人觉得美不胜收，细微之处足见功底。如，散文《南中国有个叫周庄的水乡》、《川藏纪行》等。这些作品透出了一种天然气象，它完全脱胎本土了。杜文娟也是立足于安康的，但不同的是，她一直行走在路上，她穿越在自己的生命途中，因此，本土对她的影响就变得若即若离了。杜文娟的“行走”是一种自我突破，她对于“行走”的理解，是深刻的、是自觉的，也是可贵的。
王晓云、李小洛、杜文娟是时下安康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然而，女性作家能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创作势头、能不能形成蔚为大观的文学景象？我以为女性作家正面临三个困境，如果摆脱不了，也许，接下就会出现疲软、最后是昙花一现。第一个困境，是知识的困境。我想，女性作家在经历了创作实践的跋涉后，该做的一件事情，不是构思宏大的题材，而是应该静心：坐下来梳理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思路，补充自己的能源。这个过程不可小觑，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作家就不可能有创作后劲。即使仓促下笔，最终也是败笔。有人藐视知识的储备，他们不屑于再读书、再学习，由于名气而产生妄自尊大的心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作品的格次就提升不起来。安康女性作家要把自己放在陕西乃至全国的大背景下，去认识和思考。她们应该以前沿作家，如王安忆、迟子建、方方、须一瓜、范小青等，作为自身的参照。要把读书、思考结合起来，汲取传统文化的养料，要在经典中营卫自己、强壮自己。只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才可望写出大气之作。第二个困境，是“水泡”困境。有人摆脱不了水泡现象，她们满足于短暂的浮华。一百个水泡，抵不上一滴晶莹的水。那么，换句话说，一百部速生的作品，抵不上一篇真性情的短章。面对浩瀚的历史，我们却记住了《过秦论》、《陋室铭》、《岳阳楼记》、《秋声赋》、《再别康桥》、《大堰河，我的保姆》……多的、厚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去盲目堆积作品的厚度、不要去刻意追求作品的数量。有人总爱拿作品发表了多少，作为炫耀的资本。载体是手段、是形式、是展现才华的一种必然途径，但并不是所有被刊物看重、被媒体渲染的东西，才是好的、美的东西。我相信，那些没有出手，一直久久打磨、细细擦拭的，到头来也许才是最有价值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了沉潜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希望我们的作家（当然也包括女性作家），能皈依到生活的本位上来。安康的女性作家，有自身的优势，优势我们就不必说了，关键是我们要看清自己的劣势。如何扬长避短，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第三个困境，是区域拓展的困境。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但这一点却至关重要。区域的限制，曾经制约了我们很多作家。这种制约不是创作手段，是思路、是认识上的狭隘。不错，女性作家中，王晓云、李小洛、杜文娟等人的作品，基本上摆脱了区域的束缚。但区域内的创作气候却不是一时就能改变的，这里面除了人文环境、历史背景，还有潜在的人为的惯性。前两种不可怕，因为作家完全可以克服，而后一种所谓的“惯性”，它渗透在了我们自己的体内，甚至和我们的思维粘连在了一起：这种“惯性”在自己身上，就会逐渐演变成一种满足、一种惰性、一种我行我素的心理；在他人身上，又会滋生一种对别人的轻慢、嫉妒、诋毁和排斥。有人能谅解、包容、接纳低能者、庸俗者，但就是看不惯超越自己速度的人，对别人跨栏的精彩，没有发乎于心的叫好声，而是背过身去无端指责其使用了“兴奋剂”。立足于安康的女性作家，一定要有开阔的胸襟，绝不能囿于一隅，只有胸襟的开阔，才有思想的开阔。
安康女性作家的出路在哪里？我以为还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当然，前提是必须冲破“困境”，只有冲破困境，才会明了如何给自己定位，这即是出路所在。笔者在这里可以作一个概略性的说明，也算是抛砖引玉。一是低位高看。“低位”是一种谦逊的姿态：一滴水在绿叶上滚动，可以看到它的晶莹和浏亮，如果放入大海，它就渺然无痕了。“低位”既是谦逊的姿态，也是小我的姿态，这不是一种自卑，而是一种气度。“高看”是一种眼界，这是视角，更是一种认识上的伸展。如果我们的女性作家，能很好地把握自己，那么挤入前沿作家的行列，也许就不是什么神话了。二是走稳，但不要走快。安康女性作家的差距，还是在积淀上，这里面有生活的，也有知识的。我们的作品和前沿作家的作品，在容量上、品质上，都存在不小的距离。笔者不久前，重读了迟子建2001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鸭如花》，这是七年后的重读，但它依然让我震惊。作家对人物内心的细微把握，以及那种对“罪犯”心理的精确的探知，不能不叫人佩服。可以这样说，安康的女性作家中目前还没有达到迟子建早期中篇小说的高度。因此，我觉得安康的女性作家，还要在“走稳”上下功夫，并且还要在如何“走稳”上去思考。“走快”是好事，但这也是有前提的，我以为只有“走稳”了，才有快的速度。那么，就文学创作而言，如果我们的积累达到了爆发点，那就不需要引爆，它会自然从灵魂中产生大爆炸的能量。三是注意对底层生活的关怀。现在有个误区，就是女性作家很少去涉足我们身边的生活，很少对本土投注关注的目光。我前面曾提到一个区域束缚的问题，但这是说我们的作家如何解放思想、如何突破自己的精神防线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本土生活的取舍、体验，其实创作的源泉就在我们的脚下，就在我们汤汤水水的生活中，无论你飞得多高，你也会落在地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又岸》都是写本土生活的，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或许能悟出一些东西：立足本土而又超越本土，作家首先要在共性中去发现个性，也许我们有同样的经历，但关键是取决于我们的体验、我们洞悉生活的深度。对于生活，作家不应该是旁观者，而应该成为生活本身的一个元素。生活中的各种味道，作家不能漠视，尤其是底层生活，一定要去品尝其中的酸甜苦辣。有了这种认识的味觉，才可能产生创作的激情。
近几年来，安康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正在呈上升的趋势，一个稳固的作家群已经基本上形成。但目前个体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大师级的作家还没有诞生。女性作家的这种势头，虽然不能说是十分强劲，但至少它冲破了区域的藩篱，开始以自己的独有步伐，迈向了广大的领域。她们展现了自我，也展现了安康，因此，她们是可贵的、也是美丽的！（潘世东转载于安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