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人生悲剧
（襄樊学院
喜剧赢得的是欢笑，正剧赢得的是掌声，而悲剧赢得的是人们的同情和泪水。诸葛亮的一生，正是一场悲剧。所谓悲剧，则是将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诸葛亮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金言，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有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有赏罚分明、办事公正的工作作风，又有聪颖智慧的头脑。像这样的人，本该事业有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却失败了。难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发出了长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在流泪和叹息之后，我们是否该从这悲剧里面汲取一点什么教训？是否该总结一下，产生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即试图就此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有不到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诸葛亮是在刘备三顾的感召之下“遂许先帝以驱驰”而出山的，隆中草庐对策是他为刘备规划的统一天下的宏伟蓝图。鉴于当时的形势，诸葛亮把实现蓝图的希望寄托在“人谋”上。他在对策中指出：“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胜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1）所谓“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即是说曹操有天时之利又有人为之谋。又指出：“孙权据有江东，已利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2）所谓“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即是说孙权占有地利的优势，同样也有人为之谋。而当时的刘备，即不占天时又不占地利，也无人为之谋。而在“天时”、“地利”、“人谋”三者之中，最为重要的当然属于人谋。所谓人谋，其实就是“人和”。也就是君臣上下，精诚团结，集思广益，共谋统一大业。没有人和，“人谋”也就是一句空话。诸葛亮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希望，加之孟子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3）这或许就是隆中对策的思想基础。诸葛亮要在“人谋”上与占有天时之利的曹操争锋，与占有地利优势的孙权相抗衡。也就是说他要创造“人和”的优势来赢得“天时”、“地利”，从而实现“兴复汉室”的宏图伟业。
能否做到“人和”，进而获得尽善尽美的“人谋”，则是能否实现隆中决策战略目标的关键。事实证明，诸葛亮的悲剧结局，正在于他没有很好地做到“人和”。也就是说蜀汉没有形成上下一心、精诚团结的局面。君臣之间的不信任，大臣之间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息过。既然如此，哪能有什么“人谋”可言？
表现在君臣之间，刘备一直没有公正、平等地对待属下臣僚。尤其是在对待关羽和诸葛亮的问题上。正如王船山所云：“先主之任孔明，而终不违关、张之客气。”“关羽，可用之材也，失之可用而卒至于败亡，昭烈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4）这在选派何人守荆州最合适的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由于刘备的干扰，诸葛亮不得已而委任最不合适的关羽镇守荆州，从而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刘备同诸葛亮在对马谡的看法和使用上也存在分歧，刘备临终告诫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诸葛亮却“深加器异”。“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师祁山，“时有魏延、吴壹，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5）而诸葛亮居然“违众拔谡”，让马谡驻守街亭，结果大败而归。且不说对先主遗言的态度，仅就“论者皆言”来看，诸葛亮的过失也是不可原谅的。采纳群言，方为“人和”；一言堂，则说明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在不和谐的情况下，很难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街亭的失败，罪不在马谡，而马谡却因之而死于非命。马谡悲剧的原因，也正是“人和”的局面没有形成。
因庇护马谡而解职的向朗，“以吏能见称，自去长史，悠游无事，垂二十年。”（6）向朗所犯，仅因马谡逃亡，“知情不举”。而诸葛亮却“恨之，免官还成都。”像向朗这样蜀汉少有的人才，就这样被一棍子打死，弃而不用二十年，实在是太可惜了！《三国志·向朗传》说他被罢官以后，“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勘定谬误。……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所谓“不干时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议论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一个曾经是蜀汉重臣的人，二十年来却“不干时事”，说明了什么？“人谋”兴蜀，像这样人的智谋不开发出来，谈何容易！从他的遗言诫子，或许可以看到这位老臣对当时“不和”时局的批评：“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而堕。今但贫耳，贫非人之患也，唯和为贵。汝其勉之。”（7）只有和，才能打胜仗；只有和，国家才会平安无事；只有和，才不致于亡国。有关“人和”的论述，何等深刻，何等精到！与其说是诫子，不如说是对蜀汉政权的警告。
在如何正确对待彭羕上，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彭羕原本一介布衣，秦宓荐之于太守许靖，在许靖属下任书佐。后来谒见庞统，“统大善之”。又为法正所知，遂“并致之先主，先主亦以为奇”，“识遇日加”（8）。拔羕为治中从事，切言“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驰。”（9）由此可见，彭羕并非无能之辈。彭羕的主要毛病是骄傲，批评教育、谈心说服也许是不难改正的。刘备没有这样做，诸葛亮也没有这样做。相反，诸葛亮却“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10）。试问，这是安定团结的做法吗？这样做，能发挥“人谋”的作用吗？诸葛亮暗中搬弄是非，致使刘备疏远彭羕，降为江阳太守。彭羕不知就里，“私情不悦”，在马超那里辱骂刘备并说了一些愤激的话。而马超又“常怀危惧”，于是举报了彭羕，导致彭羕被杀。可悲的是，彭羕最终不知自己究竟死于谁手。临死还致书诸葛亮，诉说本心，表白真诚，颂扬诸葛亮是“当世伊吕也”。君与臣、丞相与属官，不能开诚布公，却在背后猜疑，只能搞得人人自危。如马超“常怀危惧”，有何“人和”可言！
同彭羕一样，魏延也是一个有缺点、但却不可多得的将才。他“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战功显赫。也是先主刘备特别看重、并委以重任的将军。缺点就是性情“矜高”，不肯下人。他与另一位蜀汉重臣杨仪关系特别紧张，以至于“水火不容”。而杨仪也不是一个好人，爱嫉妒，“性狷狭”。这两个人闹矛盾的事，连东吴人都一清二楚。可见，蜀汉政权的内部不团结，到了何等程度。作为丞相的诸葛亮，却不作调节工作，仅“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11）这种在矛盾双方求平衡的做法，显然不是化解恩怨，和谐关系的有效方法。一旦失去平衡，刀兵相见，严重的后果就会难以想象。魏延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发表不同的意见。《三国志·魏延传》载：“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这样一来，诸葛亮“不忍有所偏废”的天平就失衡了。诸葛亮在病危的时候，“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袆、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12）。这退军的秘密会议，把魏延这个“先锋”给排斥在外，显然是针对魏延的阴谋之会。诸葛亮临终却还导演了一场杀魏延、死杨仪的闹剧。蜀汉能不亡吗？正真的“人谋”的优势终于无法形成，是因为人不和。人不和，又怎么能赢得天时、地利？诸葛亮的悲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蜀汉没有和谐的政治环境。没有上下一心，精诚团结的气氛。
诸葛亮最后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夙兴夜寐，事必亲躬。蜀汉政权，独倚诸葛。“军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唯公足之。”（13）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亲校簿书”，“罚二十以上，皆亲自监焉”。似乎离开了诸葛亮，就会寸步难行。这岂能是理想的“人和”局面？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事大家做，分工合作，协调一致，才是正常的工作状态。为此，主簿杨颙谏之曰：“为治有体，上下不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饮食而已，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14）杨颙是丞相主簿，校簿书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而诸葛亮作为丞相，本不该插手却偏要插手，这叫杨颙做何感想呢？所以杨颙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这才“直入而谏”。其语气是愤激的，他直接了当地批评了诸葛亮不懂“为治有体，甚至连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道理都不明白。诸葛亮虽然“谢之”，但后来杨颙终于没有再干主簿工作，而是作了东曹属，去“典选举”了。只信己而不信人，包办代替，使下属无所措手足，缩手缩脚，不敢有所作为，又怎么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呢？
蜀汉真的没有人才，非要累死丞相诸葛亮吗？事实并非如此。只要善于发现、善于使用、善于培养，不求全责备，不要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人才一定会有的。不说魏延、杨仪，也不说彭羕、谯周，我们可以开出一大串精英人才的名单来。向朗难道不是人才，缘何闲置二十年不用？有才不知用，不善用，等于无才。
说了这些，我丝毫无意要否定诸葛亮在“人和”方面的理论建树，也丝毫无意要否定他在“人谋”方面曾经取得的巨大成功，如三分天下即是人谋的结果。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诸葛亮是人不是神，以他所形成的文化，其精华部分，我们要继承；其因失败而引出的教训，我们要汲取，以为鉴戒。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都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1）（2）陈寿《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59，12。912。
（6）（7）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向朗传》。中华书局，1959，12。1010。
（8）（9）（10）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彭羕传》。中华书局，1959，12。995。
（11）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杨仪传》。中华书局，1959，12。1005。
（12）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魏延传》。中华书局，1959，12。1003。
（13）王夫之《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8，6。378。
（14）陈寿《三国志》卷40《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中华书局，1959，12。1083。.（潘世东转载于魏平柱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