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子最早起源于西方，两河流域及欧洲在4000年前就已经进入轮子时代，中国最早在夏代晚期才进入轮子时代。西方最早出现的是四轮车，后来才有了双轮车。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而中亚的马车又来自欧洲及西亚。殷墟出土的双轮马车与两河流域的马车在外形上令人惊奇的相似。双轮车传入中国后引发了汤武革命。

　　早期的车子实际就是轮子，车厢很小。汉字“车”字如同一个车轮子和车轮子两侧露出来的车轴，篆书“车”字中间的“田”字是一个圆形的轮子，而比篆书更为古老的甲骨文象形字的“车”字就是一个轮子形状。

　　随着西周战车时代的到来，中国进入轮子时代的第一个高峰期，双轮马车成为那个时代最经典的形象，无论是驰骋于战场，抑或是周游于列国。汉朝继续将马车的民用化推向高潮，除过单辕改为双辕，在技术上未能有新的突破。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以骑（马）代车后，1127年宋室南渡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一个开放尚武的中国转向一个内敛文弱的中国。以轿代车，以人代畜，轮子在中国逐渐走向没落。

　　在一个漫长的轮子时代中，中国几乎从未将两轮车发展到四轮车。虽然在先秦时代的墓葬中曾经发现过一些四轮车，但这些四轮车只是礼仪用品，并非生活实用的交通工具。在两轮车的基础上，中国所做的唯一改进是减少轮子：只用一个轮子而发明了独轮车，一个轮子都不用发明了轿子。独轮车属于人力车，轿子也可以归入人力车，只不过去掉了轮子。从畜力到人力这无疑是一种倒退，从两轮到独轮再到无轮更是倒退。因此说中国的轮子时代实际是一个倒退的历史。

　　中国虽然拥有灿烂的轮子文化以及漫长的轮子历史，但是当1902年汽车从上海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却难想像汽车与中国双轮车会有什么关系。两轮的马车是不可能发展成为四轮的汽车。与中国两轮车相比，西方四轮马车是一个更伟大的创造，因为它具有独立的转向装置。这一装置是出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甚至说丝毫不逊色于轮子的发明。中国人虽然学会或者发明了轮子，但却未能发明独立的转向装置，因此就不可能出现四轮车。与中国相反，欧洲具有古老的四轮车历史，在瑞典南部的古老岩画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能够通过前轮转向的四轮马车，而罗马共和国时代就以四轮马车作为军队辎重运输工具。与两轮车相比，四轮车行驶更加平稳，运输量更大。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西方世界的大帝英国第一次派使团访问东方世界的大清帝国，拒绝下跪的英使马嘎尔尼带给乾隆的礼物是一辆精美的四轮马车——皇帝的座位不仅在后排，还低于御手的座位。与尊贵的中国轿子比起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因此马嘎尔尼被礼送出国，他这辆四轮马车从此被封存在圆明园。60多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发现了这辆马车，不远万里又运回英国，放进大英博物馆。服务天朝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孔德说：中国人更喜欢的是最残缺不全的古董，而不是完美的现代的东西。这与欧洲人大不相同，欧洲人只喜欢新事物。

　　与欧洲的四轮马车相比，中国的双轮马车如同皇权统治一样，从秦汉到清末2000多年几乎没有多少改变。既没有刹车装置，也没有减震装置，当然也用不上转向装置，甚至没有货运客运之分。上下车极不方便，不要说座位，上面连个海绵垫都没有，全靠屁股减震。因为洋人不习惯像中国人那样盘腿打坐，就在车板上挖了个窟窿，让两条腿垂下来，惹得中国人一番耻笑。当时坐这种马车从天津到北京，至少需要在路上颠簸两天半，跟过山车有一拼。中国双轮车准确的叫法应当是骡车，骡子这种“太监马”更老实更省草料。

　　1900年大清国向全世界宣战（《宣战诏书》），不幸战败，天朝的老佛爷“欲殉社稷”，但被奴才们“勉强扶掖而出”，然后乘坐这种国产骡车出德胜门“于枪林弹雨中仓惶西狩”（《罪己诏》），真可谓一路颠簸——颠得跟掉进簸箕里一样。一生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年到古稀竟遭此磨难，这对慈禧来说绝对比亡国更为恨事。对暴力化的帝国来说，统治需要道路，逃跑更需要道路。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马车上的西欧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地球成为一个画满经纬线的圆球被放置在资本家和政客的客厅，马车时代正在走向自己的终点。自从马出现以后，人类保持了长达数千年的移动速度如今已经到了即将突破的临界点。进入19世纪，即使在最好的道路上，一辆四轮马车24小时也只能行驶不到400公里，这个速度与2000多年前的罗马时代并没有太大差别。

　　速度取决于两个条件：动力和道路。马是生物能源中最高效的动力，石子路是当时最平整的道路。人们还发现，马车在有轨道的路上行驶时，拖拉的重量比在普通路面上高3倍。因此木轨道出现了，这种提升是原则性的突破和颠覆。蒸汽机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化石能源，而钢铁提供了一种比石材和木材更坚硬可塑的人造材料，就这样，火车诞生了。

　　如果说轮子使人的运载量量增加了数倍的话，那么火车则将运载量和速度提高数倍，而费用则只有从前的几分之一。火车一下子把从伦敦到爱丁堡的旅行时间从2个星期缩短到2天。1825年9月27日，斯蒂芬逊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旅行号”蒸汽机车，装载着90吨货物和450名乘客，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驶进了一个全新的轮子时代，这个时代就叫现代。

　　“铁路是工会、社会和国家统一的黏合剂”。在大西洋彼岸，美国第一条铁路于1830年5月24日建成通车，此后一发不可收，到50年代以后逐渐达到高潮，无数来自中国和爱尔兰的新移民为了美国的钢铁车轮葬身北美荒原。美国的良心作家梭罗批评道：每一根枕木都是一个中国人的冤魂。蒸汽机时代的轮子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时，北方拥有2.1万英里的铁路，而南方只有7000公里，可以说，北方通过蒸汽机轮子凝聚起来的力量达到南方的3倍。假如美国南北战争早爆发10年，获胜的将有可能是南方，因为那时南方和北方依靠的都是马车轮子。

　　同样，火车使大陆国家德意志和俄国迅速崛起，并获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为了修铁路，日本与俄国在中国大打出手，而苏维埃帝国的远东铁路最终使北蒙古脱离了中国的版图。“新沙皇”斯大林曾毫不掩饰地对“中国太子”蒋经国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蒋经国自述》）。

　　在斯蒂芬逊50年后，英国人用2根铁轨将吴淞和上海连接起来，这条中国最早的铁路很快就被天朝用28万多两白银买去，然后予以拆除。数年之后，总算在北方的唐山和胥各庄之间铺上了英国的铁轨，只是上面滚动的铁轮子仍由中国骡子拉动，故称“马车铁路”。“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天朝的鞑靼们深恐轰隆隆的蒸汽机惊扰了长眠于东陵的列祖列宗。当初英国人最担心的是，火车上的烟囱会将路边的房子点着，浓烟会污染空气，锅炉会将乘客炸死，当然马车夫会失业，农民的燕麦也会失去主顾。

　　虽然说“庚子之难”中骡车有救命之恩，但次年老佛爷从陕西返京仍然选择了“扬我国威”的16抬銮轿。北京唯一的变化是铁路已经修到正阳门，以方便洋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庚子之变，有惊无险，全靠祖宗显灵。为了以后更方便去祈求祖宗保佑，一条通往西陵的“新易铁路”在4个月内就完工了，充分体现了天朝速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中国第一列客车载着慈禧一行浩浩荡荡去给老祖宗上坟。极尽奢侈豪华的“龙凤专列”集中了天朝最优秀的奴才和最奢华的装修工艺，这座轮子上的宫殿不仅配备有特制镶金的床榻和各种华丽的器具，甚至率先引进了卫生间，黄金打造的马桶配以中国上等锦缎……上坟途中，老佛爷可以尽情享受权力和财富带来的乐趣。

　　现代的车轮无可阻挡，即使傲慢的天朝。“凡有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行人，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天朝宣统三年为中国传统的辛亥年（猪年），即1911年。天朝的北京第一次崭露出进步、现代的气息。时任《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用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8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民众的物质生活正日益丰富，这是肯定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

　　事实上，铁路确实成为天朝覆灭的导火索。在官商盛宣怀的策动下，天朝颁布“铁路国有”计划，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以“民股”参与铁路建设的广东、四川、湖南和湖北四省民众发起集会抗议，神圣的天朝以强硬姿态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悍然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这场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使抗议转变为一场武装起义，督办大臣端方从武昌带新军入川镇压，途中被新军军官刘怡凤处决。10月10日，正义的武汉新军向天朝开枪，两日后在武汉宣布成立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历史就这样令人拍案惊奇，没想到堂堂天朝竟然被铁路颠覆。

　　当权力爱上轮子时，轮子会更爱权力。早在天朝时期，“老佛爷”就在她阳寿60岁时得到了一个后现代的生日礼物——一辆德国产的“奔驰”。这是袁世凯一万两白银的创意，果然令老佛爷又喜又惊：“这车跑得这么快，要吃许多草吧？”太监们都不会驾驶这辆不吃草的车，就请京郊哈德门一位名叫孙富龄的人做御驾司机。天朝的奴才们又联名上书：一个开车的奴才竟然和老佛爷平起平坐，有失天朝体统云云。可怜孙富龄只好跪着开车，一手压油门一手压制动一手握方向盘——两只手的孙富龄不久即畏罪潜逃。因为没能找到“3只手”，这辆奔驰也就不用“吃草”了，慈禧重新回到她的16抬大轿上，直到数年后作为一具尸体被抬入东陵。

　　其实早在汽车出现之前，欧洲就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完善的近代工业体系，四轮马车完全实现了工厂标准化的大机器制造，玻璃窗、橡胶轮胎和滚珠轴承等新技术使马车更加廉价和舒适。18到19世纪，马车几乎成为所有新兴城市的共同风景线，新兴的市民阶层成为轮子上的新人类。产业革命为轮子革命铺平了道路，188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将内燃机装在一辆四轮马车上，汽车这样诞生了。事实上从“顶篷带着流苏的四轮双座”马车到现代汽车是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只是将马的牵引换成内燃机而已。但中国的双轮骡车几乎与汽车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与马车相比，汽车的优点是“不尥蹶子、不咬人、不知疲倦、不出汗，只有干活时才吃饭”。

　　几乎与汽车出现的同一年，一种不需要任何外来动力的行走机器诞生了，它就是自行车。只需要10公斤铁和1公斤橡胶，它就将人行走的速度提高一倍以上。没有哪一种发明比自行车更神奇，自行车堪称是人类最杰出的轮子作品。人类虽然发明轮子的历史已经长达5000多年，但直到自行车之前，从来没有人能把两只轮子连接起来乘坐。人类第一次不需要借助外力就可以双脚离开地面行走，两个轮子解放两只脚。从自行车诞生的那一天起，这种两轮机器就风靡了全人类，并引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自行车使得中产阶级妇女可以很容易就能够独自外出，从而自行车成为一种独立的标志。或许也可以说，自行车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将人类带入飞行时代。修理自行车的莱特兄弟给轮子装上了翅膀。如果说4000多年前，人类第一次借助轮子离开了地面，那么这一次人类借助轮子飞上了蓝天。1979年，布莱恩?艾伦骑着他用自行车改装的人力飞机从法国飞到了英国，他用双腿连续蹬了3个小时。

　　当马车将西方城市带入轮子时代之际，中国的城市文化以租界这种洋泾浜形式迅速萌芽，从而使一个黑暗中世纪的中国突然之间迎来了现代的黎明。无论是中国的轿子，还是欧洲的四轮马车，竟然都未能在“洋人”的城市里流行开来，而是一种装有橡胶轮胎和海绵座椅的“黄包车”为中国城市装上了轮子。据说这种人力车是美国传教士果伯为了锻炼身体而发明的。正是这个随着鸦片一起来的人力车将中国第一代市民拉入一个轮子时代。一个世纪后，中国城市竟然拥有40多万辆人力车，无数勇敢的人力车夫与内燃机驱动的汽车一起穿行于大街小巷，这使中华民国政府将其斥为对“人格的贬损”，但这种看法并不适用于古老的中国轿子。当时曾有人送给“布衣大佬”吴稚晖一辆人力车，吴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直接当作沙发椅用：“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人力车无疑是对中国轿子的改进，也是一种艰难的进步。城市之外的乡村中国，始终以脚夫和轿夫作为运输工具，基本与轮子无关。值得一提的是，与黄包车相始终的一个世纪中，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一直是北京（北平）的主要运输工具，甚至用于市内载客，这是对帝国道路的莫大讽刺。

　　100年前，西方世界已经开始进入汽车时代，中国刚刚体会到轮子的快感。中国的汽车时代虽然没有到来，但中国总算有了道路。在此之前中国所谓的“路”只限于人的脚或者牲口蹄子行走，几乎没有轮子之“道”。“帝国政府和民众很大程度上将修路的事情交给了大自然”。西方世界的轮子从马驱动发展到机器驱动，中国虽然重新找到了轮子，但仍然离不开对人的奴役，人总是中国最廉价的动力资源。

　　公元前战车时代结束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轮子上的战争，欧洲战场轮番上演机械化闪电战和坦克大战。东方战场虽然也进入了火器时代，但还远没有进入轮子时代。面对轮子上的日本军队，没有轮子的中国军队不得不抢夺民用大车。

　　《剑桥中国现代史》记载，美国人格雷厄姆·佩克于1941年在陕西南部和河南北部进行旅行时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们需要的东西。

　　此前数年，数万红军跨越大半个中国，用自己的双脚完成了25000里的“长征”，当然，一些人是坐着轿子或者说担架从中国南方到达黄土高原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全面的轮子时代是从自行车开始的。半个世纪前的1962年，飞鸽、凤凰和永久这3大名牌自行车凭票供应的价格为每辆650元，而当时的人均年收入仅为70元左右，几乎不吃不喝劳动10年才可以买起一辆自行车。实际上自行车几乎是最廉价的轮子，如此精巧的发明竟然连专利限制都没有。当20年前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了5亿辆时，中国第一次进入轮子时代。自行车使中国人第一次将自己的移动速度集体性地提高了一倍，将自己的活动半径延长了数倍。甚至中国当局将“幸福”和“繁荣”定义为每个家庭拥有一辆“飞鸽”自行车。

　　与城市自行车同步发展的是乡村的人力架子车，中国农民在20年前基本放下背篓和扁担，从而进入轮子时代。从几千年的独轮车到双轮架子车，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不仅载货量大了许多，而且不再有翻车之虞。

　　也就是说，仅仅20年前，中国才第一次成为一个轮子上的国家——虽然这个轮子仍需要用人自己的力量驱动。

　　从孙富龄跪着开奔驰开始，直到20年前，汽车和轮子在中国始终是权势的象征。1978年，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200，名列世界倒数第一。20年前，中国私人汽车尚不足百万，如今中国汽车总数达到2亿辆，中国人似乎一下子从自行车时代跳到了汽车时代。20年间，中国实现了一个轮子的梦想。

　　100年前，美国的亨利·福特创造了世界第一条轮子流水线，并用它来生产轮子，T型汽车这种有4个轮子的“钢铁怪物”从此发轫。每24小时就有10000辆T型车驶下生产线，号称要“给世界装上轮子”的亨利·福特使美国成为第一个轮子上的国家。汽车几乎是美国精神的象征——那种自由驾驭和掌控的感觉。数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20年时间，中国制造了世界最富的一群人，上海车展一辆售价一亿二千万的豪车一亮相即遭抢购。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与有着悠久轮子历史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的轿子文化借助西方轮子又一次起死回生。汽车在中国并不是交通工具，而是权势与面子的物化，因此汽车在中国常常被叫做“轿车”。轿子文化在轮子时代叫变成为轿车文化，轿子的雍容、气派、华丽也成为中国轿车文化的核心。轿子权力演变为轮子权力，并由此催生了轮子时代的新“舆服制”：部级官吏排气量3.0升，价格45万元；副部级官吏排气量3.0升，价格35万元；一般官吏排气量2.0升，价格25万元以内。在传统的轿子文化复苏中，炫耀攀比的超标豪车又成为官场攻讦的“腐败利器”。在紫禁城外的道路上，官轿与私轿的比例为4∶1，中国的官轿总数超过600万辆，每年支出达1万亿。

　　尽管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全世界的1/18，但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占全球的1/5。每年有10多万中国人被汽车轮子轧死，有100多万人被汽车轮子轧个半死。平均每天要用300个中国人的身体和生命来祭拜轮子。轮子的优势在于它不被认为是凶器，以车轮杀人叫做车祸，这就是李一帆与药家鑫的区别。2010年那个不幸的冬天，轮子下的钱云会和“我爸是李刚”已经成为中国轮子时代一个永远的血色符号。轮子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权力的图腾和象征。在权力下的中国，轮子的灾难从来都是权力的灾难。一个失控的轮子背后是一个权力失控的国家。轮子上的中国为轮子修建了世界上最宽阔的道路，然后让这些道路变成停车场。一般而言，一辆自行车（电动车）占用道路为5㎡，一辆轿车需要占用50㎡的道路，14亿人口的中国人均城市道路仅为10㎡。当轿车的轮子不再转动时，中国又回到了没有轮子的轿子时代。

　　50年前，疯狂的红色中国掀起第一次轮子崇拜的高潮，齿轮和轴承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时尚图腾。50年后，第二次轮子崇拜波澜再起，中国的高速铁路网不仅是全球最快速的铁路网，也成为人类史上最烧钱的轮子工程。无论贫穷的民众能否买得起车票，中国将义无反顾地率先进入高铁时代，谁也无法阻止权力的轮子越转越快。京津间全长115公里，中国将时速从200公里提升到350公里，为人类节省了15分钟时间，由此增加92亿投资，为中国的GDP做出了贡献。每年春节都是中国人的轮子节，无数农民工骑着古老的两轮摩托车浩浩荡荡踏上千里归途，这是中国高铁时代最为吊诡的一幅图景。

　　在2011年7月24日的温州动车追尾惨祸之后，《纽约时报》头条摘引一则微博：“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

　　250年前，西藏活佛达赖六世为了觐见天朝的十全皇帝，从拉萨出发向北京进发，在路上用了整整3年。第二次浪潮解放了人类，在轮子时代的今天，从拉萨到北京如果坐飞机只需要短短数小时。轮子改变了世界的距离，不知天高地厚的地球在轮子时代变成了“地球村”。

　　中国古代传说中，费长房有缩地之术，能把千里变咫尺。很久很久以前，《山海经》中记载了“夸父逐日”的典故，甚至神话人物哪吒脚踩“风火轮”，但在一个人类被轮子征服的时代，神话已经不存在了，甚至人们连最后一点想象力也正在失去。这个世界正变成一个轮子主宰的世界，而人只是挣扎轮子下的蚂蚁。

　　如果说20年以来中国进入第二次轮子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就是中国第一个轮子时代，那也是中国轮子文化的本土出处：有炫耀轮子的各国国君，有羡慕轮子的冯谖，有崇拜轮子的孔子，也有一个拒绝轮子的颜斶。

　　《战国策》中记载，齐宣王欲拜颜斶为师：“愿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不卑不亢地予以拒绝：“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言罢飘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