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跟西方社会原本就不是一回事，两者有不同的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可称之为百姓社会。从下往上看是百姓社会，从上往下看就是帝王社会。

　　而西方，从希腊到罗马一直到近代，整个社会形态和结构被表达为公民社会。这种公民社会在希腊和罗马以城邦为基础，城邦是一个公民的共同体。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假设为前提，也就是说，公民社会必定是假设了户外生活优于户内生活。希腊人跟中国人不一样，喜欢往外跑，离开家庭走出去找跟他比较相近的人，就大家彼此关心的话题进行交流。今天我们把这样一个户外活动表达为“公共生活”或“公共空间”。希腊城邦对于这样的生活不但不压制，而且是鼓励的。为了鼓励这样一种生活，他们建立了很多设施，比如柱廊、广场。广场文化是公民社会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公共空间。就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这是公民交往的一种方式。

　　公民就大家彼此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和交流，这种交流和交往一定也有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宪法。宪法本身是公民法，是规范公民交往的法。西方的公民法、宪法宪政等规则都有交往性。

　　相反，中国社会是百姓社会，我们最大的特征是假定户内生活优于户外生活。中国人天生是家庭动物，用最通俗的话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像西方公民社会的交往需要规则一样，中国百姓社会的家庭交往也需要规则。这种规则从哪儿来？儒学。

　　儒学论述了我们中国的百姓社会和帝王社会。家庭交往不外乎就是这几个人，父和子，夫与妻，兄弟姐妹，再加上朋友之间。朋友之间不是公共空间，是私人生活。这些被称为“纲常伦理”，就是中国最古典的礼法。这种中国的私人性的法律，与西方公民社会的法律完全不一样。这种法律具有训诫性，有表达父爱主义的特质，比如父慈子孝，夫妻间要互敬互爱，兄弟之间像朋友一样。儒家劝说你应该怎么做，而从来不说应该享有什么。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人有自己的修养方式和生存方式。

　　当下的中国社会恰好处在转型期，从传统的百姓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我们除了要汲取西方的公民社会的规则、规范、礼仪之外，儒家能帮什么忙？

　　我认为，儒家在整个公民社会的构架上、结构上，或者说儒学作为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它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育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儒学碎片化以后，渗透到我们社会的各个领域，嵌入到我们的公民社会里，对公民社会的某些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有四个方面：一是儒家强调君子理想、公民责任和公民道德养成。君子理想即修齐治平，放在今天来看，作为一个公民要勇于担当。君子首先要有责任，修齐治平是一份强烈的责任心，这对我们公民的概念非常有帮助。

　　二是儒家强调的入世心态。一个公民必须有积极向上的态度，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社会，要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一种入世心态。

　　三是儒家强调家国情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恰恰就是西方人强调的公民道德。一个社会在进步发展，公民肩上必须负有一种责任，这种家国情怀对于公民概念的形成非常重要。

　　四是儒家强调人的内面性，这也是儒家最具有现代性的一面。君子要知耻，羞耻之心是儒学强调的；公民要知耻，不知道耻也就不会有道德。儒家还强调“忠”，一个公民要忠于国家，这也是孟德斯鸠第一强调的：什么叫公民道德？就是爱共和国。“勇”就是勇气，孔子一直强调忠勇，儒家要培养人有毅力、有勇气的人格。“行义”，义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公平和正义，一个君子要“行义”，而不是行不义。一个君子要有“德”，而不是无德。儒家强调“知耻、行义、忠勇、有德”。我们在强调公民理论的过程中，儒家对一个公民的道德伦理、公民责任有着很大的帮助。

　　西方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更强调宪政民主，即一个公民社会要有宪政制度框架做保障，有民主作为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对于宪政和民主，我们中国的儒家与之有什么关联性？

　　近代以来，很多知识分子都从这个方面入手，来探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梁启超读了孟子的这段话：“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认为这是中国最高的民主思想。当别人在宣传西方民主主义的时候，他首先想到孟子“民贵君轻”的想法。

　　当西方的理论和信息传达到中国以后，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这些问题？爱德华·萨伊德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他认为一个域外的东西传到域内必须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出发点，即西方的宪政民主在西方到底是什么时候生成的；而要往其他地方传播时则要经过第二个阶段：一段很长的距离。在距离中一定会消耗掉一些东西。三是传播到了之后能否生存下来需要一些条件，这些条件总结起来即抵抗和顺从。四是新意的生成。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接受西方宪政民主思想时，不是抵抗，恰恰是顺从。因此用儒家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重新解读西方的宪政民主。

　　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能为中国人所理解，事实上正是依靠了中国人的修养。这说明儒家的民本资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接纳、理解西方宪政民主的资源意识，经过儒家民本思想的再筛选之后，西方宪政民众思想才能在中国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