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格高尚，不存私心的政论家，外在的诱惑显然改变不到他，那么他若让人感到发生变化，一定是他的价值观有了偏差。

　　梁启超将变化与运动极端化，于是提出“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这句话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念书时，毛泽东受他的启发，又发明出一句新话，“盖天地惟动而已矣”。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固然不错。但只看到运动的绝对性，却不去看运动相对静止的那面，就违反了辩证法。

　　因为价值观存在极端化的倾向，而作为公正客观的争论家，本身不能容忍这种极端化的毛病，在这里，梁启超发生了自我严重冲突的情况。这时，他自觉不自觉地遵从了公正客观的立场，一定程度上放弃或者修正了价值观，所以他弄得自己跟不上自己所倡导的变化。

　　我不以为梁启超一生有变化。整体去看，他一开始就站在那个风动帆动人不动的地方，所谓“前激进、后保守”，变化的只是时代的风帆，而不是梁启超。最形象的比喻是：在一个黑臭欲溢的大湖里，别人都茫然乱窜，梁启超却看出问题，他一把冲上前决了堤，于是泡在湖里的人都被他牵引，身不由己，被潮流裹袭，冲出了大湖，涌向大海。梁启超自己也被水流带了进去，他也在水中奋力向前，因为他一直在努力看清水，看清人，所以他的步子稳健，速度也迟缓。那些当初泡在湖中，没有方向的人，被高压的湖水射出，反倒一下子拉开梁启超好远。他们反试图回过头来拉梁。梁启超拒绝了，他希望自己看清，他在一步一步走自己的路，因为曾一度引领时代，又持公正客观立场的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被水一下子弹到自己前面去的人，会有什么更好的路，反过来还可以告诉自己。

　　是的，梁启超一生没变，变的是他的时代太快，而他始终保持同一速度。你可以说他跟不上，但今天回过头来，你不能不惊叹，他那稳健的步子，他在稳健中求变的路子，其实并没有错。因为超出他的速度，许多后果他早已想到。一个人能够看出他的时代好远，看到身后若干事情，这样的人不能说是保守。

　　如果将梁启超放到今天，等于他经历了这样：他才喊男女平等，女子解放，大声呼喊不缠脚，却有人马上接口，喊让女子走T台；接着又有人喊，应该搞人体彩绘了；然后是李银河紧跟着站出来，喊马上搞性解放，说人性无罪，“乱伦有理”。短短的时间里，经历这么多眼花缭乱，梁启超就算是天才，脑子也无法瞬间转过弯来。他与他的时代，结合得如此紧密，抛开时代，根本无法谈论他。

　　必须说，梁启超作为一介书生，不能提三尺之剑直取天下，他以笔为剑，全然顾不了自我，一心为中国计，为老百姓计，忙得不亦乐乎，其人可敬可佩。他内心里有律令，不为利益而改变立场，不做流氓政客之道，光明磊落，坦荡君子，其行足以为后世师。

　　梁启超其实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在《与蕙仙书》中说了个故事，因为留学日本期间，他爱上了他的女翻译蕙珍。他自己说是“心头小鹿，忽上忽落”。他将这些想法，居然都写信告诉了妻子。还自嘲说：活了28岁，还是头一回碰到这样可笑的感觉。这样坦荡的人，率真得可爱。但他随即又想到：嗟夫！吾独何心，尚喁喁作儿女语耶。大丈夫当事天下，怎么可以儿女情长？

　　读到这里，我马上想到一首《贺新郎》。唯有真性情者，才可以做到不为利益所诱，不为外力所动，甚至宁愿委屈价值观而不改立场。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与我们今天所处时局多么不同，但他们的七情六欲，以及如何摆正的想法，至今读来，还是感到亲切。

　　能够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坚持自己始终坚定的立场，将历史奋力推前一把，又能作伟人的桥梁与铺路石，在我看来，梁启超已经实现了自我，成就了自我。他一生的成功，得于他坚持要改变，又得于他自我不变。要去改变的是时代，轻易不变的是自我。

　　如果说从梁启超身上得出经验，说得更严重一点，教训，即是在价值观上，可以选择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但在鼓吹时，践行时，一定要清醒，不能激进片面，即使无法辨证，至少也要做到中庸。否则难逃“攻乎异端，斯害也己”的宿命，公正客观的立场与高远的价值观会产生冲突，导致割裂。

　　理想驱动社会发展的速度，带来的变化，常常打破个人计划，这类事情，今天依然经常发生。历史与当下，人有异，事常类同。今天，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平凡普通的公民，在遭遇迷惑或身陷困境之时，依然可以将梁启超作为一个参考坐标，来判断在时隔百年后的变与不变，权衡自己在今天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