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儒教教什么？

       这个问题，可从“儒”字说起，因为汉字本身就蕴藏着中国文化的大量信息。

   “儒”由“人”和“需”构成，即“人”之“需”为“儒”；“需”即是需求、民生、经济；经济就是经世济民。所以儒教教的就是经世济民之道，以造经世济民之才。具有经世济民之才与能的人便是儒者；认为儒者应该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五谷不分、重仁义而不屑经济，是后世的误解。

       造就儒者，是儒教教育的目标。儒者的初级成就是贤，做一名社会的管理者，最高成就是成圣并且为王，“人皆可以为尧舜”，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所以现在对儒教的大众化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即“不外乎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那一套”。可是这一套有什么不好吗？中国从汉武帝时代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起，搞的都是这一套。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套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国家亦成为泱泱大国。只是到了清代晚期，由于西方列强凭借其先进科学技术迅速崛起，我们才显得落后了。

    其实现在看来，西方列强当时所谓的先进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有船有炮有枪而已。这帮海盗，凭几艘船几门炮和几条枪，就把我们打得昏头转向，可见清廷的国防当时有多脆弱。不过这又应验了老子的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不是么？清末的“海盗”肆掠之祸不是依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所造就的“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之“福”么？而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福不是早已隐伏于当年的昏聩贫弱、“海盗”肆掠之祸么？用历史而非政治的眼光看，可以说，西方列强的入侵，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国民造成灾难也加速了满清腐败王朝的覆亡；伤害了我们的自尊也暴露了我们的自大；打击了我们的自信也激发了我们的自省。在屈辱与痛苦之中，我们开始反思，并逐渐掀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这个热潮围绕着“强国富民”、“中”“西”“体”“用”吵吵嚷嚷一路过来，到“五四”终于要打倒“孔家店”，又犯了另一个极端。那时亦不乏痛心疾首者，如辜鸿铭、梁漱溟等，但他们衰弱的嗓子很快被偏西的高音喇叭淹没了。

    那么“孔家店”是否真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以至被动挨打的祸首呢？当然不是，如果孔丘这样一个姓孔的小土堆就阻挡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孔家店”非打倒不可，那么西方的上帝不更有力量阻挡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么？基督堂不更应该被打倒么？可是事实上西方人每周末到教堂做礼拜并不影响他们在其他更多的时间进实验室搞科研；他们一边信仰上帝并不影响另一边发展科技；甚至他们一边宣扬上帝之爱也不影响另一边扛着洋枪洋炮闯进我们的家门。近代中国，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满清政府政治腐败、国防虚弱，据说乾隆在世时西方传教士曾送给他一把手枪，被他一直藏在礼品盒里，到清朝覆亡终于成为文物。弘扬宗教文化是国民的本分，国防则是国家机器的职能，国防的强弱取决于国家政治而非宗教文化。把一个封建朝廷被动挨打的根源归结为科技落后并归罪于宗教文化而对政治体制故意加以忽略，实在有点莫测高深。不过连冯友兰这样的大人物也曾说：“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

    诚然，宗教与科学存在矛盾和冲突，宗教亦犯过压制科学发展甚至迫害科学家的错误，比如伽利略案件。但是追根究底，会发现宗教和科学本来同源，都起源于对头顶星空的仰望和内心道德律的叩问，一个向善，一个求真，它们之间的矛盾不仅正常，而且是彼此促进、各自超越的动因，至于冲突、压制和迫害，皆属人为，是人祸，非宗教或者科学的宿命，何况有不少科学家还是教会学校培养的。所以伽利略案件，只是罗马教廷和教皇乌尔班八世的错，不是宗教的错，如果尊重历史，还会发现伽利略和教皇乌尔班八世原来是朋友，他们的恩怨不是宗教问题亦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此地不是罗马教廷，无需慷慨陈词，但我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明：何止于伽利略案？宗教和科学几个世纪的纠结，“政治”都是幕后真正的幽灵；那些“宗教政治家”和“科学政治家”们，才是科技进步的真正阻碍。值得欣慰的是，梵蒂冈教廷已于1992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人民网资料）：

可惜冯友兰先生已先于1990年11月26日病逝，不知道有这回事。

       假设约翰·保罗二世这次充满歉意地站出来为伽利略平反是真正的宗教良心的觉醒，是宗教良心对“政治”野心的一次胜利而不是又在搞什么“政治”，梵蒂冈教廷亦由此转换角色从矛盾的制造者变成调和者，宗教和科学几个世纪的恩怨也许可以浅表地缓解，但要深度解决还得指望“政治”脱掉“”号回归本质，这正是孔子两千多年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政”，从“正”，从“文”，《说文》注云：“政者，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蕴含正义，“治”，从“水”，从“台”，意谓公平，合为政治，即是秉持正义与公平，这便是政治的本质，然而变质之后，却玩弄欺骗与权术。

    政治之变质，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八佾舞于庭”，礼崩乐坏，孔子著《论语》、《春秋》，疾呼“克己复礼”，但位卑言轻，叫不住政治远离本质的脚步；到唐代的《贞观政要》，政治已无正义公平的气味，完全演变为权谋；后来李宗吾撰《厚黑学》终于把政治抹黑，政治遂成为阴谋诡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脸厚心黑、争权夺利、狼心狗肺的行当；当今之“仕”， 虽有先贤“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从业经验可资借鉴，但读《论语》法先贤者几乎绝迹，能有雅趣喝一杯于丹烹制的“论语”鸡汤就很不错，偶有读书者，阔大办公桌上摆放的亦是《贞观政要》、《厚黑学》或者市面上流行的其他有关“政治博弈”、“为官之道”、“官场谋略” 的所谓“成功学畅销书” 。可见现在的“政治”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变质而腐败。此前说到“政治”我都加了“”号，即是要表明现实政治早已变质而非本质。

    无奈人类自从形成社会，政治就是每一个人的命运。在命运面前，孔子的态度是“尽人事，听天命”。所以他在“天下之无道也久矣”的情况下，仍不遗余力奔走于列国，聚徒设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授以“孝悌”、“忠恕”、“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为政以德”、“天下大同”之学，后来子思、孟子、程朱诸子又予以发扬光大，终于形成四书五经的体系，便是儒教之教。所以儒教即是政教，儒者即是政者，学而优则仕即是从政，说它是宗教是因为它亦具有宗教的基本要素：教义（四书五经）、徒众（各族人民）、信仰（孔子）、崇拜（祖宗）、场所（家庭、祖庙、宗祠）、仪式（节日祭拜）等。

    儒教的理想政治是君子为政，拒绝小人，但历史上却总是小人得势的时候多，君子走运的时候少。两千多年来，社会发展的实际轨迹并未按孔子儒教政治的理想模式运行，儒者们（如屈原、文天祥等）虽无力挽救政治的沦落，亦留不住那一个个远去的王朝，但无意间却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走的是泥沙，留下的是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