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舞》与土家族《摆手舞》辩考
近年来，在民族乐舞的研究中，普遍认为湘鄂土家族的《摆手舞》，与古代巴人的《巴渝舞》，不仅具有历史的渊源关系，而且有相似之处。读后，觉得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我想从他们的未尽之意，谈谈自己的意见，以推动中国民族舞蹈史的研究。
一、从巴人的历史入手
在古文献记载中，巴既可作为种族名，又可作为地名。“《禹贡》梁州之城，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这种记载最早见于已佚的汉代谯周所著的《巴记》。随后《玉篇》、《广韵》、《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均有引文。关于巴人的起源，最早谈及这个问题的是《山海经·海内经》，书云：“西南有巴国，太皞生成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而《华阳国志·巴志》却说巴人系黄帝后代。两种说法都把巴人纳入中原文化的体系。这种共祖相传的产生与发展，以古代各民族的相互依存关系为背景，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利，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倾向。
古代的巴人，是一个异常强悍的民族。曾活动于汉水流域一带，进入两湖地区后，一度成为殷商的“方国”，也即是甲骨文中所见的“巴方”。李白凤教授在《东夷杂考》一书中说：“徐夷在商代称为虎方，就是以崇拜虎为中心的一族”。可见其与商的渊源关系。后来，由于殷商奴隶主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压迫，巴人又与活动于陕西中部的周族关系颇好，结成联盟。《尚书》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这就是巴周结成联盟后，巴人对周朝所做的趫出贡献，也即是《巴渝舞》产生的历史根据。
从这段文献记载看来，巴人确是一个崇尚武功精神的种族，同时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但是，随着巴人向阶级社会转化过程的开始，部落酋长和氏族贵族掠夺杀伐，战争频繁，巴人的民族舞蹈就自然地朝着“战舞”的方向发展。“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不是无所本的。原始民族在战争之前，为了鼓励氏族成员的作战勇气，必须举行一种战斗前的歌舞运动，以刺激参战成员的热情，激发参战成员的斗志。这种集体性质的战舞，正与原始氏族社会相适应，又是带有普遍性质的历史现象，目的除鼓舞士气外，还有威慑敌人的作用。这种军事歌舞，还带有巫术作用，在远古时代，无论南方或北方，毫无例外地相信巫术，普遍流行这种宗教活动，巴人就是利用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打败殷人，因而巴人“歌舞以凌殷人”的作用即在于此。
公元前七世纪末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又变成为楚国的附庸。巴人暂时屈服于楚人的武力威慑之下，但奴隶主的利害冲突无法消除，巴人一有机会就立即起来抗楚，终春秋战国之世，巴、楚的斗争几乎贯串巴人的全部历史。所以古代的巴人，从商周以至战国时期，在进行艰巨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同时，留下了绚烂多彩的青铜时代文化（包括独具特色的乐舞文化艺术在内）。
古代民族的流徙、错杂、分裂、融合是正常现象。巴人的主要兴旺时代，是在春秋战国前期，到周慎王五年，秦惠王遣张仪伐蜀，灭之。“仪贪蜀之富，因亦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至此，巴国即告灭亡，随之巴人也就四散了，其中有的留在湖北，有的进入湘西。他们中的主体部份，虽也在西汉活
跃了一段时期，但经三国到魏晋，便逐渐消失，同化于汉民族之中了。
二、关于《巴渝舞》
《巴渝舞》是古代巴族的歌舞。汉以后的文献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其原因不外“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秦亡以后，刘邦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巴族在人力、物力上，都对汉王朝起过巨大的支援作用。刘邦带着天性劲勇的巴人，前歌后舞，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因而对巴人持有特殊的
感情。
《前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说：“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賨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舞乐也，巴俞之乐因此始也。巴即今巴州，俞即今俞州，各本其也”。《西域传赞》注说：“巴俞之人所谓賨人也，劲锐善舞。本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欢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舆地纪胜》卷１６２也说：“巴西宕渠，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也。”这些文献记载，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巴人刚勇好舞，（其中賨人即巴族，唐长孺先生也肯完“巴蛮即賨人”的说法）它是
巴人流传下来的古老民族舞蹈，是一种军前舞，内容古老而朴质，这正如《释名·释言语》的解释：“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
但是，自从汉高祖刘邦“令乐人学习之”以后，这个猛锐气概的民族舞蹈原意尽失，直接纳入炫耀武功的庙堂乐舞范畴，并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成为一般贵族富商的欣赏对象。《盐铁论·刺权》说：富贵人物，“中山素女，抚流徵于堂上；鸣鼓巴渝交作于堂下”，就是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而对原始的《巴渝舞》，却是“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门外”，逐渐被人鄙视。《前汉书·西域传赞》载：“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延鱼龙角抵之戏”。这是汉武帝时的事，用这些节目来燕飨外宾，名字上记述很不清楚，似乎西汉已把《巴渝舞》算在百戏之内。《巴渝舞》为汉艺伎乐人掌握以后，流传到三国时期，在曹魂黄初二年，改名为《昭武舞》；到晋代改名为《宣武舞》；到南朝恢复《巴渝舞》舞名；到隋朝为隋文帝废止，直到庸代清商乐中，《巴渝舞》又得到了流传，而剩下的只是“玉帐观渝舞，虹旌猎楚田”，“蛮歌声坎坎，巴女舞蹲蹲”的
清商之乐了，这就是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眼中的《巴渝舞》形象。
三、关于《摆手舞》
由于土家族没有义字，古代社会生活一直没有记载下来。汉文献记载，特别是单独提到土家族的名称，史书上一直没有看到，直到宋代以后的史书上，才把土家族称做“土人”、“土丁”、“土民”，或“土蛮”。特别是王承尧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４年１期上，发表了《古代的鸟蛮与今天的土家族》一文，认为土家族是鸟蛮的后裔，并与纳西族、彝族是同族同种，这个论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否定了潘光旦教授提出：土家族即古代巴人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潘光旦先生的看法：“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无疑还是比较正确的，何况唐樊绰《蛮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巴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在黄帝部落联盟中，确有一个虎氏族。又史载：颛顼氏有一子，“居江水，是为虎”，指的正是以虎为图腾的远古巴人部落。因此，《后汉书》在写廪君蛮时说：“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正是对远古祖先的的崇拜，是对夷人白虎部落的一种怀念，巴亦可能是白虎部落的转音，所以巴人也可称为虎人。
廪君化虎是一种氏族部落图腾崇拜的生动反映。一切图腾的祖先传说，图腾动物的描写，都不外集团成员对于猎取动物意识化的结果。图腾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由纯粹的动物信仰而转化为动物与氏族领袖连结在一起，使动物图腾人格化，处处表示氏族领袖的优越地位。但是图腾崇拜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东西，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甚至在一个部落中会前后根本对立，巴人由廪君崇虎到板楯射虎就是明显的例征。板楯被后人称为“白虎复夷”、“弜头虎子”。（《华阳国志·巴志》）足见他们也属廪君后裔。后来巴人主体部份向川东迁徙了，而留居下来，以清江流域为活动中心的，就是廪君的直接遗裔，并以他们发展为主体，发展成为鄂西土家族，向川东迁徙的就成为川巴板楯，一部份板楯进入湘西，就成为湘西土家族。忌虎是板楯湘西土家族的特征，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打虎匠”，视白虎为凶神，在他们祀神活动中，最恨白虎神；而鄂西土家族恰恰相反，崇奉白虎神，虎是鄂西土家族的特性，视白虎为吉神，在他们的祀神活动中，最崇敬白虎神。“凶”虎神与“吉”虎神，不但是氏族的祖先保护神，也是氏族的标记和团结的象征。尽管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但是，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巫术观念。
今天的《摆手舞》流行的范围，却只限于湘西及与此紧邻的鄂西来凤，而不流行于鄂西清江流域，这自然地使人把湘西土家与川巴板楯联想在一起。
关于《摆手舞》的历史，左思的《魏都赋》中就有明确的记载，“明发而耀歌”。李善注说：“耀、讴歌、巴土人之歌也。何晏曰：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舞也”。刘禹钖《竹枝词九首》也写道：摆手时、“击鼓以赴节”时间是“岁正月”。左思与刘禹钖的记述，都与《龙山县志》所载土家摆手“男女相携，蹁跹进退”相符，陈基《题玉山草堂诗》中的“竹枝已听巴人调，桂树仍闻楚客歌”，恐怕也是这种歌舞的写照，朱熹还有“摆手临行一寄声”的诗句，都是对土家族摆手舞的一种朴素的描述。
土家族的舞蹈，大都带有祭祀祖先的巫风性质，有的还在婚丧仪式中，表现对白虎神的崇拜。今天土家族的《摆手舞》、《铜铃舞》、《跳丧》、《耍耍》都是古代巴人流传下来的祀神、娱神歌舞形式。其实这种歌舞在渔猎时代就已产生，并具有先民舞蹈形式的共性。古老的土家族以捕捉野兽为主，在长期狩猎过程中，熟悉了劳动技能，了解了野兽的习性，劳动之余，为了追忆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经过，模拟动物形态舞之蹈之，成为一种减轻疲劳的娱乐形式，所以至今土家族的《摆手舞》中，还保留有磨鹰闪翅、跳蛤蟆、拖野鸡尾巴、打鸟、犀牛望月，以及勇敢擒猎的高浪、切削、五花盖顶这样一些模拟自然形态的舞蹈语汇。其它如《铜铃舞》中的孔雀开屏，《耍耍》中的丹凤朝阳、鹅心扑水、燕儿含泥、蛤蟆晒肚、猴儿抱桩等等，无不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农业社会，土族又对农业生产技能产生极大兴趣，同样在劳动之余，庆贺劳动成果，把平日农业生产作为课题描述，既培养了年轻一代的土族人员，让他们懂得怎样生活、怎样劳动，以便提高劳动生产技术。因此在《摆手舞》中，增加了砍火渣、挖土、烧灰积肥、种包谷、褥草、插秧、割谷、织布、挖麻陀、打蚊虫、捉蚤子等模拟生产、生活的舞蹈语汇。每逢举行民间《摆手舞》时，男女青年都要把最美丽的“西兰卡普”披在身上，作为舞蹈服饰，给舞蹈增加优美而欢乐的气氛。其它如《跳丧》中的怀胎、摇丧、四人穿花；《耍耍》中的观音坐莲、梅花三弄等等、无不与生活有关。由于氏族间争夺并吞频繁，为了氏族集团利益，在战争中激励士气，于是在《摆手舞》中相应创造了一些军事动作，也是自然现象，一来显示氏族集团的强大，二来教育氏族青年不忘敌人。如浅竿、黄龙缠腰、队比、披甲，还有《跳丧》中的雪花盖顶，《耍耍》中的独臂华山、丹凤朝阳、鹅儿扑水、燕儿含泥、蛤蟆晒肚、猴儿抱妆等武术，都是以动物形态的模拟中提炼而成。当然这些舞蹈语汇，在保留不少原始歌舞特色的同时，又加入后代某些东西，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古代舞蹈，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巫术神权的社会里，《摆手舞》不能不与祭祀有关，加上土家族对廪君白虎灵魂的崇拜，土家族又属廪君的后裔，这种祭神风气不仅表现在《摆手舞》中，时间又是正月初三至十五祭祖时举行，地点必须聚集在八郎庙、白帝庙、摆手堂，而且白虎的祀神崇拜也表现在婚丧仪式中，如结婚男方正堂大方桌上要铺虎毯，丧葬时要有唱有跳。唐樊绰《蛮书》注引说：“初丧、击鼓以道哀，其歌必是，其众必跳”。《天下郡国利病书》卷９６也记有：“戚邻咸聚，挝鼓乐作至夜，男女杂遝。”指的就是这种乐舞风俗，其唱词《十梦》有：“三梦白虎当堂坐，当堂坐的是家神。”其舞则有虎抱头、大王下山等动作。经研究，这是廪君巴人原始丧仪的遗风。因为在原始时期，巴人曾把死人看作一种欢乐的喜事，而不表现出悲伤的气氛，故谓之《跳丧》。
综上所述，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民族学的材料看，都足以证明土家族的民族舞蹈艺术，是土家族祖祖辈辈对劳动生产的审美反映。这里有祖先征服自然的形象描述，也有他们在劳动创造中坚韧不拔的智慧表现。《摆手舞》除娱乐外，还保留有祈求家神护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和平安宁的意义在内。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古代土家族对自然现象无能为力的矛盾心理。
我同意《鄂西土家族简史》一书的某些提法，即土家族“在称谓上与古代巴人有连续性……某些信仰，还保持古代巴人的信仰，某些文化，还保持古代巴人的文化。”但我不同意该书提出的《摆手舞》即《巴渝舞》遗风的类似立论。既然如此，现在的土家族并不等于古代巴人，如果把今天土家族的《摆手舞》，不顾社会发展，历史条件，“创造性”地硬拉成是“古代巴民族的‘白虎舞’的演变和发展”或者是《巴渝舞》的再现，我认为至少是牵强附会，何况“白虎舞”一词，古文献基本无此记载，完全是作者的杜撰和发明。（见１９８４年３期《舞蹈》：《土家“摆手舞”探源》一文）
四、多余的话
《舆地纪胜》卷１６２载：“巴西岩渠、其人勇健好歌舞，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楯国都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载：“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世号为板楯蛮夷。”有人以此认为巴族与賨族是两种氏族，发源地不同，一在夷水，一在渝水；姓氏不同，巴族有巴、樊、驿、相、郑五姓，而賨族有罗、扑、督、鄂、广、夕、龚七姓；信仰不同，巴人“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崇拜白虎，而賨族却“专以射白虎为事”，恨虎。《全唐文》卷７４４卢求《成都记序》载：“昭襄王时又有白虎为患，益禀君之魄也。”好象这两个民族存在有严重的对立和斗争。上文已述，这些论点都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賨族和板楯都是巴人在流迁中的分支，统一的名称仍叫巴人。
但必须指出，刘邦平定三秦，既有賨人，又有僚人参加。僚人是以巴族和汉族分化出去的民族，这两种民族都在历史上刚勇好舞著名。杨雄《蜀都赋》载有：“东有巴賨，绵亘百汉”。左思《蜀都赋》也载有：“左绵巴中，百汉所充。”都是指春秋时代川东汉后裔而言。同样，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华阳国志·巴志》中的“巴师锐勇，歌舞以凌殷人，”也不是仅有巴人一族参加这次战争，其中还有汉人、蜀人。《左传·昭公元九年》不是明明白白地说：“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汉、楚、邓、吾南土也”就是证明。
一九八三年我曾在《舞风》上，发表了《汉代“巴渝舞”初论》一文，仅从《巴渝舞》在汉代的历史情况，作了初步考述，并未对其历史作深入的探讨，看来还是很不够的。但这并不等于我同意《巴渝舞》即土家族的《摆手舞》观点。
由于这个民族舞蹈历史久远，我仍然坚持它与汉代的《巴渝舞》毫不相干，有人认为：“《巴渝舞》是汉朝初年的乐人，在采集民间巴人“白虎舞”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当然，从汉初的历史角度进行推论还是正确的，问题是这“白虎舞”不知出于何典？历史是不能创造的，如果有人坚持要把土家族的《摆手舞》硬看成是《巴渝舞》的再现，或“有相似之处”，或摆手舞“沿袭《巴渝舞》演变而成”的观点，我认为都是一种主观臆断，拿某些人的话说：是“缺乏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实地具体考查，”没有从发展看问题。
总之，《巴渝舞》和《摆手舞》都属巴人舞蹈，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舞种。《摆手舞》是一种劳动的赞颂和狩猎时激情再现的舞蹈，是对劳动的抽象化和艺术化的再现，这种舞蹈既和土家族的劳动生存分不开，又和土家族对祖先禀人的崇拜无法分离，其中多少还带有一点原始图腾的折光反映，而《巴渝舞》却是西周时期巴族留传下来的集体军事歌舞，除鼓舞士气外，还带有威慑敌人的作用，后来被汉人吸收、改造后，从汉宫庭雅舞直接变成唐代的清商乐，已完全丧失民族舞蹈的生命力，成为“舞容娴婉，曲有姿态”的象征性舞蹈了，因而军事歌舞的名称也就虚有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