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6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两篇报道，摘录了我博客文章中的一些内容。下面一段蓝色文字是我加上的注解。】
老龄化挑战中国生育政策
2012年06月29日 中国经济时报
与自主生育倡导者何亚福的对话
本报记者 南瑞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中国人口总量在2020年达到高峰，这个峰值是多少呢？
何亚福：由于近年来中国死亡人口逐年攀升，因此，未来几年即使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净增人口也不会有较大增长。按照最乐观的预测，从2011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这9年时间里，平均每年净增700万人，那么人口峰值可计算如下：已知2011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34735万，2011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这9年净增人口共有6300万人，则2020年达到人口峰值141035万（约14.1亿）。
2012年06月29日 中国经济时报
与自主生育倡导者何亚福的对话
本报记者 南瑞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中国人口总量在2020年达到高峰，这个峰值是多少呢？
何亚福：由于近年来中国死亡人口逐年攀升，因此，未来几年即使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净增人口也不会有较大增长。按照最乐观的预测，从2011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这9年时间里，平均每年净增700万人，那么人口峰值可计算如下：已知2011年年末中国人口为134735万，2011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这9年净增人口共有6300万人，则2020年达到人口峰值141035万（约14.1亿）。
【何亚福注：上面这段内容摘自我的文章《中国人口峰值会达到多少》，由于原文是为了驳斥翟振武所谓“2020年达到14.78亿”的论点，因此我是按照最乐观的预测（人口预测有高、中、低三种方案，最乐观的预测相当于高方案），也就是假设未来几年可能有某些年份净增人口超过700万，而9年平均净增人口为700万。如果是中方案，应该是这样的：假设2011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这9年中，第一年净增人口为700万，然后每年净增人口按等差数列均匀减少，到最后一年净增人口为0，根据等差数列求和公式：Sn=(a1+an)n/2=（700万+0）×9/2=3150万，也就是2011年年末至2020年年末这9年净增人口共有3150万，2020年达到人口峰值137885万（即13.7885亿），比翟振武给出的数据14.78亿少了约1亿。】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有什么不同？
何亚福：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然而，不同的是：发达国家为了缓解老龄化进程而采取各种措施力求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则实行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速了老龄化进程。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生育率这么低，人口仍在增长？
何亚福：这是因为几十年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仍在世，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婴儿出生时，婴儿的爷爷奶奶还没有去世，所以显得人口数量有增加。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村庄的初始人口是800人，男女各为400人，都是年轻人，他们都在25岁结婚生孩子，寿命都为75岁，那么即使连续几代只生一个孩子，在达到人口峰值以前，人口也仍然会增加，人口峰值是800＋400＋200＋100＝1500人。其中，800个75岁的老人，400个50岁的中年人，200个25岁的年轻人，100个刚出生的婴儿。过了人口峰值之后，这800个老人去世了，这个村庄只剩下700人。也就是说，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可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很年轻，那么即使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增长；但过了人口峰值之后，人口数量将急剧减少。
中国经济时报：老龄化社会逼近，中国是否到了放开生育的时候？
何亚福：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以后，即使人口仍在增长，也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这个国家的人口迟早要进入负增长的，不必担心人口过多；相反，应该担心的是生育率持续下降会带来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就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虽然现在中国人口仍在增长，但从人口学上来说，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潜在的负增长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至今已有20多年。随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陆续去世，中国人口将骤减。那时即使全国每对夫妇都生三个孩子，人口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要惯性减少的，何况那时即使鼓励生育，也没有多少夫妇愿意生三个孩子。
很多人反对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就会猛然升高；甚至，他们认为一旦放开二胎，中国峰值人口就会超过15亿甚至16亿。但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随着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影响着生育率不断下降。在我看来，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适当放宽生育政策，而是可以考虑取消生育限制。
中国经济时报：您怎么看最近发生在陕西的强制引产事件？
何亚福：即使某些省份的计生条例规定“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但省级条例不等于国家法律，当省级条例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时，显然应该以国家法律为准。如果法律认为胎儿是一个人，那么引产与杀人无异；如果法律认为胎儿还不具备作为人的身份，那么胎儿只能是属于孕妇身体的一部分，而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因此，强制引产毫无疑问属于违法行为。
另外，为了治理中国目前严重的性别比偏高现象，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专项行动。强制引产显然属于“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镇坪县计生部门一边打击“两非”，另一边又进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显然是执法犯法。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有什么不同？
何亚福：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进入老龄化。然而，不同的是：发达国家为了缓解老龄化进程而采取各种措施力求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则实行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速了老龄化进程。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中国现在的生育率这么低，人口仍在增长？
何亚福：这是因为几十年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仍在世，通俗地说，就是现在婴儿出生时，婴儿的爷爷奶奶还没有去世，所以显得人口数量有增加。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村庄的初始人口是800人，男女各为400人，都是年轻人，他们都在25岁结婚生孩子，寿命都为75岁，那么即使连续几代只生一个孩子，在达到人口峰值以前，人口也仍然会增加，人口峰值是800＋400＋200＋100＝1500人。其中，800个75岁的老人，400个50岁的中年人，200个25岁的年轻人，100个刚出生的婴儿。过了人口峰值之后，这800个老人去世了，这个村庄只剩下700人。也就是说，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
可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很年轻，那么即使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要继续增长；但过了人口峰值之后，人口数量将急剧减少。
中国经济时报：老龄化社会逼近，中国是否到了放开生育的时候？
何亚福：一个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以后，即使人口仍在增长，也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这个国家的人口迟早要进入负增长的，不必担心人口过多；相反，应该担心的是生育率持续下降会带来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就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虽然现在中国人口仍在增长，但从人口学上来说，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潜在的负增长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就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至今已有20多年。随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陆续去世，中国人口将骤减。那时即使全国每对夫妇都生三个孩子，人口数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要惯性减少的，何况那时即使鼓励生育，也没有多少夫妇愿意生三个孩子。
很多人反对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取消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就会猛然升高；甚至，他们认为一旦放开二胎，中国峰值人口就会超过15亿甚至16亿。但现在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随着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影响着生育率不断下降。在我看来，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适当放宽生育政策，而是可以考虑取消生育限制。
中国经济时报：您怎么看最近发生在陕西的强制引产事件？
何亚福：即使某些省份的计生条例规定“凡计划外怀孕的都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中止妊娠”，但省级条例不等于国家法律，当省级条例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时，显然应该以国家法律为准。如果法律认为胎儿是一个人，那么引产与杀人无异；如果法律认为胎儿还不具备作为人的身份，那么胎儿只能是属于孕妇身体的一部分，而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因此，强制引产毫无疑问属于违法行为。
另外，为了治理中国目前严重的性别比偏高现象，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了集中整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专项行动。强制引产显然属于“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镇坪县计生部门一边打击“两非”，另一边又进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显然是执法犯法。
破解“未富先老”困局
2012年06月29日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消息一经放出，立刻引起社会的热议。根据最新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基于此数据，民众多认为，延迟退休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未富先老”的话题再一次被摆上台面。即使没有这一次的纷争，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适龄劳动力人口相应减少，曾经支撑我国保持30年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近两年的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等现象，都预示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接近尾声。甚至，最近有专家预测，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转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认为，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今天的人口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它是一柄双刃剑。中国的人口红利是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而获得的，这对长远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不变的生育率）。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他的新书《中国人太多了吗？》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的新生人口，到了21世纪，每年新生人口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日本是当今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每5人当中就有1位老人。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日趋保守，论资排辈，年轻人的晋升机会越来越少，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人口才是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生力军。对照邻国日本的经验教训，梁建章提出应尽快逆转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人口结构，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不仅中国和日本，老龄化已成了不少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成了大家共同思索的话题。移民是缓解国家老龄化的一个手段。美国的老龄化程度之所以低于欧洲与日本，主要归因于其宽松的移民政策。但这个办法在中国的可行性甚低，且移民又会造成新的问题，远不如另一条途径有可行性。另一条途径就是鼓励生育，澳大利亚曾提出“一个为妈妈，一个为爸爸，再有一个为国家”的口号，但效果并不理想。在生育自由的澳大利亚，有政策鼓励，生育率尚且一直低迷，在严格实行一胎政策的中国，生育率过低实属情理之中。
近来，不乏学者、专家呼吁放宽生育政策，更有人“以身试法”，希望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养老困局的暴露只是冰山一角，三十年紧收的计生政策，后续影响正在慢慢显现。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名，比去年减少2％。何亚福指出，高考人数下降的背后原因，是中国低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而人口负增长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2012年06月29日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
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消息一经放出，立刻引起社会的热议。根据最新报告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基于此数据，民众多认为，延迟退休是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未富先老”的话题再一次被摆上台面。即使没有这一次的纷争，中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适龄劳动力人口相应减少，曾经支撑我国保持30年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近两年的民工荒和民工工资猛涨等现象，都预示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接近尾声。甚至，最近有专家预测，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转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认为，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今天的人口红利就是明天的人口负债，它是一柄双刃剑。中国的人口红利是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而获得的，这对长远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不变的生育率）。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他的新书《中国人太多了吗？》的序言中写道：在过去20年中，低生育率已经使得年轻人口减少了30％。20世纪9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大约2000万的新生人口，到了21世纪，每年新生人口已经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日本是当今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每5人当中就有1位老人。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日趋保守，论资排辈，年轻人的晋升机会越来越少，得到历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人口才是技术创新和财富创造的生力军。对照邻国日本的经验教训，梁建章提出应尽快逆转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人口结构，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不仅中国和日本，老龄化已成了不少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成了大家共同思索的话题。移民是缓解国家老龄化的一个手段。美国的老龄化程度之所以低于欧洲与日本，主要归因于其宽松的移民政策。但这个办法在中国的可行性甚低，且移民又会造成新的问题，远不如另一条途径有可行性。另一条途径就是鼓励生育，澳大利亚曾提出“一个为妈妈，一个为爸爸，再有一个为国家”的口号，但效果并不理想。在生育自由的澳大利亚，有政策鼓励，生育率尚且一直低迷，在严格实行一胎政策的中国，生育率过低实属情理之中。
近来，不乏学者、专家呼吁放宽生育政策，更有人“以身试法”，希望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养老困局的暴露只是冰山一角，三十年紧收的计生政策，后续影响正在慢慢显现。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总数为915万名，比去年减少2％。何亚福指出，高考人数下降的背后原因，是中国低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这是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一个先兆。而人口负增长的后果，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