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仍然是标识从国家政权建设的关注转向对乡土中国的认识后的关键词，贺雪峰在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研究路径具体表述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 [44]。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农村是什么以及不同政策在不同类型农村如何实践，因而，一方面，政策实践的过程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主要关注点，这其中，罗兴佐对农田水利进行了研究[46]，董磊明则对农村纠纷调解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区域比较研究是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主要操作手段，这主要是通过构建不同地区的村治模式来进行的。如果说“政策”代表的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手段的话，那么，“村治模式”则是认识乡土中国的一种努力。

　　应该说，“权力/文化”的研究路线如“抗争/底层社会”的研究主线一样，在一定时期内都与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关，并相当大程度上参与了公共学术运动。而一旦由此进入，则都试图解释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机制，或者寻求在权力运作的逻辑中理解，或者力图在社会结构中寻求解答，农民形象的多样性及基层治理的复杂性由此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