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很自然地承接了村民自治研究的转向，而从村治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的概括[39]，则更加准确地表述了从“权力”转向“文化”的关注过程。这种转向，可以说是选举观察这一实证研究进入的必然结果，选举“场域”的发现无疑更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吴毅指出，仅仅关注现实中的“草根时代”是不够的，应力图从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理解当下的问题，“村民自治的研究和争论实际上开启了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农村的村治历程，乃至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历程的窗口” 。贺雪峰和仝志辉等人的研究则对其所言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进行了探讨 ，而这种努力显然受到在中国社会学界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这时，熟人社会被“半熟人社会”重新表述，村庄结构被村庄社会关联及社区记忆等重新衡量，最终，乡土中国已演变成为“新乡土中国”。可以这样认为，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尽管自觉承接了村治研究的传统，却是“文化”而非“权力”是人们的主要关注点。贺雪峰等人的研究在此后几年走得更远，不仅关注传统的乡村治理论域，还关注农民的生活世界，从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进入了价值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