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民生”？  “民生”一词，是汉语常用词。其涵义有二：一是“人民的生活”，如“国计民生”，通常解释为“国家大计，人民生活”；二是“人民的生计”，如“民生在勤”、通常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在于勤劳”。

　　“民生”一词，成为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专用术语，始于上个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是这样定义“民生”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

　　以此为基础，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提出了“民生问题”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他阐述道：“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

　　最终，孙中山先生进一步界定了“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建国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民生”一词较为少见。直到2002年的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才首次提及“民生”一词，完整的表述是“就业是民生之本”。到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民生”一词则频繁出现。尤其是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体包括：“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上六点就是后来为国内媒体所津津乐道的“民生六大任务”。

　　何谓“福利”？  “福利”一词是“舶来品”，译自英语名词“Welfare”，意为（个人或群体）的幸福、福祉、健康。在使用时，这个词通常与“Social”一词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名词“Social Welfare”，即“社会福利”，特指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其目标是使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从国际经验看，社会福利的制度模式可分为“补救型”和“制度型”。前者以英国为典型，其背后理念是：在因市场和家庭作用的缺失而造成社会成员生活困难时，国家有责任以“需要”为目标，对他们采取“补救性”的政策措施；后者以德国为典型，其背后理念是：建立政府、资本和劳动共同参与的“三方机制”，通过谈判形成一整套以“权利”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契约，以防止劳动者在遭遇社会经济风险时陷入贫困。

　　二战中问世的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试图将“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捏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福利国家”模式。20世纪50年代初，欧美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但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各个国家都仍然会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有的偏向“英国模式”，譬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则偏向“德国模式”，其中更有以“高税收、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将这种模式推向了极致，形成了新的“北欧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人的参与和发展”为基本理念，又提出了“发展型”的社会福利模式。

　　在中国，有所谓“小福利”和“大福利”的说法。因为二战以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之初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属于“补救型”，被称为“小福利”。建国以后，这种政策思路被沿用，直到20世纪末开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才逐渐转向建立“覆盖全民”的制度型的“大福利”。近年来，学界进一步提出了 “建立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

　　“民生”和“福利”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看，“民生”与“福利”是意义非常相近的两个词，只是“福利”是从西方引进，更是一个专业术语，比较国际化；而“民生”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更多的是中国的官方用语，更为本土化。

　　更有意思的是，两者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前所述，“民生”所指的是“人民的生活、生计”，而“福利”则指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幸福。福祉和健康”，这是广义的表述。就狭义的表述而言，“社会福利”是世界各国皆有的社会制度，且与“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从目标到内容都基本一致。

　　既如此，为什么在中国要用两种概念体系来进行表述呢？回顾历史，可能原因有三：其一，计划时代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在当时的“补救型”福利制度庇护下的都是社会边缘群体。因此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福利”被认为是“白拿”国家的钱；其二，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改革的重心是“放权”，结果引发了所有单位的“福利热”，从食品到家电什么都发，进一步坐实了“福利”等于“白拿”的恶名。其三，80年代中国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正值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处于批判“福利国家”的狂热中。虽然到了9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对此进行反思。但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给中国社会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很深的偏见。

　　既然对“舶来品”心存疑虑，于是就从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寻找替代的概念，于是“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便应运而生。近年来，“民生”已经升华为一个代表主流意识的官方词语和媒体词语。但是，社会福利毕竟是一个国际化的概念，同时，在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也有“社会福利”的位置，所以，在理解上达成共识之后，在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的概念应该也是可行的。这在世界各国也是常见的现象：譬如欧洲人喜欢用“福利”，美国人则喜欢用“保障”，日本人用的是日本特色的“厚生”，不一而足。

　　要注意的是，即使是比较狭义地运用“民生”或“福利”，也要摆脱“补救型”的落后理念。亦即“民生”也好，“福利”也好，其政策对象并非仅指社会贫弱人群，而是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

　　中国特色的“福利蛋糕”说  在十七大以前，常有“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在这里，“蛋糕”被用来比喻社会财富，具体而言，就是GDP或国家财政。有段时间，一提到“民生”或“福利”，便有人会出来说，我们的蛋糕做得还不够大，他们反对扩大社会分配中劳动者收入（包括社会福利）的份额。

　　实际上，无论在国际国内，严酷的事实都已经或正在证明，在一个社会中，管理者不用心去“分蛋糕”是不行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标示着社会经济发展将从以脱贫为目标的“生存型”模式转向以消费为基础的“发展型”模式。在这个关键时期，民生或社会福利必须作为重要的国策加以重视。有了福利保障，人民的生计、生活才是可预期的。这样才能免除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放开手脚去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期盼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都要以消费为基础。因此，向民生或社会福利所做的社会投资的“边际效应”是走向最大化的，民生或社会福利绝非仅在“消耗”社会财富，而是一个积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现在还在媒体上常见有“做好福利蛋糕”的说法，如果不是笔误的话，可能可以理解为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试图从经济领域中划出一块“福利蛋糕”，然后自己将其做大，然后再来分配。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精细的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必须有分工。上述“自己做蛋糕、自己分蛋糕”的政策思路，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已曾有过尝试。但实践告诉我们，此路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