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中，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哈里.兰德雷斯和大卫.C.柯南德尔的《经济思想史》是唯一一部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开始的经济思想史教程。在这部教程第一部分“前古典经济学”之“早期前古典经济思想”中之“非西方的经济思想”中，介绍的就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前723—前645）的“轻/重”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能够被西方学者所认可和利用,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似乎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西方学者眼中具有一定的价值，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对西方学者认可和尊重我们祖先的贡献的做法，我们也应该给予认同、尊重和感激。但是，我对此却持有不同的认识。

中国古代确实有着非常丰富而深刻，非常广泛而智慧的经济思想，如《管子》中的均衡观念、《墨子》中的劳动思想、《史记》中的平均利润率思想、《盐铁论》中的宏观调控思想，等等。但是，一个方面，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始终只是停留在思想或者智慧或者观念的层面，而从来没有抽象并系统化为理论或者学说；如果以建筑为类比，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只是积累了大量盖房子的建筑材料，而从来没有将这些材料组合为一座房子。其中的缘故，如果以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而论，似乎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没有经历过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有关。这其中又有着汉武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意识形态的垄断以及儒家思想对经济行为形式上刻意的压制和贬斥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大致来说，即使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想，即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一直生生不息地缓慢而艰难地发展，但思想之花却从未结成理论学说之果。

另一方面，即使中国文明曾经优先于西方文明，即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早于西方思想家很多年提出某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和观念，如《管子》早于孟曼德维尔（1670—1733）2000多年提出了“奢侈消费有益经济增长”的思想,但是，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自有其渊源和发展路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很少参与其中，也没有对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发展产生过实质性的影响和贡献。中国古代哲学对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念的影响，得到了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认可，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而言，这是唯一的一例。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观念，似乎更有可能来自牛顿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抬出中国古代哲学作为他们的思想渊源，同他们将自己的著作出版地谎称为“北京”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扩大影响而制造噱头。

总的来说，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有其自身独立的渊源和路径，中国即使在古代很早就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也没有进入过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确实有过丰富而深刻的经济思想，但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是没有结果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一直停留在思想的层面上，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为理论学说。

回过头来检视一番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的《经济思想史》中对管仲“轻重”思想的评介。首先说明一点，将《管子》中的经济思想解释为管仲的经济思想是不恰当的。《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已是史家定论，现存七十六篇文献，涉及法、儒、道、阴阳、名、兵、农各家，部分可能是管仲所作，大部分则是假托管仲之名，其写作年代，大致在管仲到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之间（据《管子》研究专家马非百先生考证，轻重各篇正是成书于王莽时期）。故此，将《管子》中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轻重”思想理解为公元前八世纪的管仲的思想，至少是一种误读。

《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对《管子》中的“轻重”思想的现代解读存在严重的偏差。《管子》中所谓“轻重”，大体上指的是相互联系而又具有矛盾运动方向的事物或者现象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轻重之势”指的就是具有矛盾关系的现象和事物之间相对的影响力。“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的是货币价值高则商品价值低，货币价值低则商品价值高；“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指的是货币昂贵则谷物便宜，货币便宜则谷物昂贵。“轻重”思想主要讨论的是货币与商品或者货币与谷物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但这一概念所概括的却是具有相互矛盾的运动关系的各种事物或现象之间辩证的相互影响力。进一步说，“轻重”不仅体现矛盾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还反应利用事物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可能实现的某种均衡。比如，“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则货币昂贵而谷物轻贱的地方，必有谷物的流出和货币的流入，于是谷物价格将上升，而货币价值将下降；反之亦然。于是，经由价格的变化和商品及货币的流动，均衡将得以实现。因此，“轻重”既是一个反应反映辩证关系的概念，也是一个反映均衡的概念。理解“轻重之势”，就是理解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在一点意义上就是理解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利用自身可以操作的某些工具，影响经济运行。比如，在政府操纵货币发行权的背景下，就可以利用货币与谷物或者货币与一般商品之间的“轻重之势”，以平抑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以发展农业，增加国家财富；以抑制对立国家的发展，增强本国实力。综上所述，《管子》中的“轻重”是一个高度抽象而内涵丰富的经济概念，它是一个辩证的均衡的观念，同时又是一个有关调节和控制的观念。

《经济思想史》的作者对“轻重”所体现的事物的矛盾关系及基于事物内在关联而形成的均衡运动趋势以及建立在“轻重之势”基础上的调节控制观念有所了解，但是，作者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进行解读的企图却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理解陷于片面和狭隘。对于“轻重”作为一个反映矛盾关系的辩证概念，是现代经济学概念所无法把握的，当作者试图以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来概括“轻重”所涵盖的丰富内容时，不可避免给人削足适履的感觉。作者从货币与商品关系出发，得出“轻/重理论就是对供求理论的一种陈述”的结论，“轻重”概念所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消失了。供求关系充其量只是“轻重”概念所内涵的丰富内容之一，而且还不是最核心和最本质的那部分内容。

问题其实不在于语言和文字，而在于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思想文献以及西方新古典以前的经济学文献中，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嵌入性的，也就是说，人们是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的丰富的全方位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思想。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之下，一个抽象的理论范畴总是内涵相关学科的丰富内容。而在新古典以来的现代经济学的传统中，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种“脱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将经济学范畴理解为脱离一切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环境的抽象概念。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中，任何经济学范畴只能也只需要在经济学思维空间里得到解释。所以，当《经济思想史》的作者以现代经济学范式解读“轻重”思想时，他们所使用的现代经济学范畴的狭隘性，就决定了这种解释必然要求放弃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能否用现代经济学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进行解读，也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

行文至此，会让人感到一些沮丧。经济学被视为一门显学，被视为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可在我的观念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无关。即使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也没有成为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源泉之一，而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在根本上是没有结果的，它从来没有发展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东西。不过，考虑到西方现代经济学因为日益脱离现实以及日益丧失思想性而遭到人们不断的非难甚至唾弃，那么即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学完全不相干，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更不值得沮丧。况且，“显学”或者“明珠”之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垂暮的经济学的一厢情愿，没有多少人还会当真。

2012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