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帝国”的本质就是喝血，尽管这种喝血常常以道貌岸然的“爱民如子”“以民为本”来妆点，但并不会因此而不是喝血。作为寄生在帝国躯体上的喝血动物，帝国的统治集团不喝血就一天也无法存活。之所以说是“寄生”，是因为帝国在收了赋税之后，并不像“国家”那样为纳税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而是用于满足自己的权力腐败和穷奢极欲，包括修建阿房宫之类形象工程的好大喜功。

　　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尊卑和谐，长幼有序，这也是帝国的理想——稳定而有序，统治者颐指气使，被统治者老实听话。儒学因此被提升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帝国统治者可以用儒教来治国，也可以用儒教来杀人，更可以用来谋杀其他思想。儒生向帝国出卖才干和良知，帝国向儒生提供权力和金钱。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

　　对秦帝国来说，秦始皇是所有人的代表；对中华民国来说，国民党是所有人的代表。2000多年的进步不过是由一人独裁变成了一党独裁，这种寡头政治依然没有跳出帝国的陷阱。所谓共和，就是经由全体公民（国民）同意、向全社会开放并受宪法制约的政治。共和的本质是契约与和平，而帝国信奉的只有暴力和权力，信奉“老子打江山，儿孙坐天下”。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说，帝国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所以它在2000多年没有任何成长和变化。帝国从里到外完全是一个尸位素餐的木乃伊体制，或者说只是一具没有灵魂没有思想没有活力的行尸走肉。对帝国来说，维持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功，因此，它对未来从不抱任何责任和理想。至少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华帝国就如同一具身着金缕玉衣的丑陋僵尸，早已失去了人的灵魂；虽然身着一袭华丽的锦袍，但掩藏在里面只不过是一群寄生喝血的虱子，这具冰冷的骷髅已不再具有丝毫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帝国以阳儒阴法实行“以法治国”，帝国的法律并非约法，而是王法，即帝王进行专政的法。它的作用是对官民人等作奸犯科的惩罚，也包括民事纠纷方案。王法中没有公民概念，因此也就不存在人的权利。“朕即国家”就是“权力即法律”，帝国的法律不过只是一张贴在门口的钟馗，主要用来吓唬和收拾没有任何权利的“老百姓”，或者糊弄迂腐的书呆子。帝国依靠的是权力而不是什么法律。帝国的所谓“法律”只是为了保证权力为所欲为地行使。

　　在一个完美的帝国中，从来只有两种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只有权利没有义务，而被统治者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官吏集团就是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常常嘴上假装为了“服务”，而他们内心却认为，民众不过是像羊群一样可以轻易操纵欺骗的蠢货（愚民），像牛马一样可以驱使奴役的劳力（奴一代），像小草一样可以容易践踏焚烧的东西（草民），或者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虐待处决的东西（蚁民），甚至像屁一样无用的垃圾（屁民）。

　　帝国的“天性”就是敲骨吸髓的聚敛喝血和无所不包的垄断集权。对专制主义的帝国来说，思想自由是它最危险的死敌。因为思想一旦失去自由，那它就不再是什么思想。对思想的禁锢不过是为了消灭自由——自由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帝国常常并不直接禁止思想，它采用的只是技术上和行政上的暗箱手段，以此来惩治知识分子。用杀一儆百的手段引发恐怖的联想和蔓延，从而暗示怯懦的人们：自由思想极其危险，甚至带来杀身之祸。

　　帝国不是人治，因为大多数人说了都不算；更不是法治，因为法律说了也不算；当然也不是德治，因为就连帝国的官吏都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帝国只有“权治”，一切都是权力说了才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不对就是不对对也不对。皇帝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皇帝是上天的代表，官僚是皇帝的代表，酷吏是官僚的代表，三个代表就是统治帝国的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权力是帝国的生命线，是帝国的总指挥和总导演。对帝国来说，一切权力都来自于暴力，因为这里没有契约和授权，只有服从和不服从。

　　帝国的政治规则规定了任何资源财富和生命都可以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剥夺和占用，这种基本原则因为完善的集权制度而得到不断的强化。财产上的专制就是官方垄断，权力上的垄断就是官吏专制。

　　2000多年来，中华帝国换汤不换药，帝国是始终如一的中国处方。在帝国体制下，历代王朝的执政权从不需要草民授予，都是执政者自己巧取豪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执政者就是帝国的牧羊人，帝国的“群众”在“牧羊人”管制下奉献出羊毛羊奶甚至羊肉。“群”字为上“君”下“羊”或左“君”右“羊”，意即尊贵的君主统御着羊一般的臣民。如果用现代管理学来说，帝国就是一个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家族公司，虽然它依靠榨取赋税来维持帝国运行，却不承认纳税人的主体地位。明明要靠血腥暴力来勉强维持专制政权统治，却偏偏要说成皇恩浩荡群众爱戴，让人们高歌“感恩的心”。

　　对我们身处的这个诡异世界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而是你的目光。《满城尽带黄金甲》无疑是张艺谋最具思想和野心的颠峰之作，他用帝国时代常用的隐喻手法，撕下了帝国那美轮美奂的盛世画皮。

　　透过奢华尊崇的宫殿、肉林般的美女、波涛般的肉体、倾国倾城的菊花、精致耀眼的黄金甲、严整划一的秩序等等，透过这些富丽堂皇美不胜收的华丽外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宫廷深处的帝国阴部，这里只有一个无情、冷酷、荒淫、破败、恶臭、残忍、不堪入目、不忍卒读的帝国悲剧。

　　面对帝国的道貌岸然，外表的堂皇和内在的肮脏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电影中，愤怒的抗争与血腥的镇压只是一种反复预演的华丽震撼的帝国葬礼。如果当你看到皇宫前的广场上，满眼的菊花在滚滚铁甲下碾落成泥，和着累累横尸滚滚人头，广场上，菊花下，血流成河，转眼之间，冲刷了鲜血的帝国又是一片盛世欢歌、一片歌舞升平、一片花团锦簇，仍然是一片皇恩浩荡、一片和谐稳定、一片帝国泱泱，此时此刻，一种深深的荒诞和悲凉怎能不弥漫你的心头……

　　对帝国来说，不仅不存在政治上的公民和选民，也不存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人”，只有经济上的牛马和羊群。对帝国来说，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权力。暴力乃权力之母，权力乃帝国之母。皇帝说：“权力这东西，我给你，你可以拿，我不给你，你休想夺！”在权力面前，历史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历史其实都是不经意的当下。政治深深地隐藏在帝国的阴部，它不仅肮脏和无耻，而且恐怖和疯狂。

　　100年前，梁启超曾经痛心疾首于中国民众的缺乏公民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何以堪之！……民无爱国心，虽摧辱其国而莫予愤也”。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帝国是一种古老的前现代的野蛮政治体制。从根本上讲，帝国是一个建立在生殖器上的最为简陋粗鄙的政治结构，它始终以权力的遗传体系为组织核心，一人以兴邦，一人以亡国。将无数人的命运押注在一个或一群圣人狂人或者疯子白痴身上。这种生殖器主导的阴部政治常常会出现一种虎头蛇尾的黄炎培周期律：一代枭雄引领帝国在铁血暴敛中崛起，随之人亡政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帝国最后在天怒人怨中顿时崩溃。

　　追根溯源，帝国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政治体制，它是一种建立在暴力之上的征服与奴役，与现代文明的“国家”体制格格不入。“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帝国”和“帝国主义”常常作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手段遭到滥用。许多军事扩张型、经济扩张型和文化扩张型的大国常常被深感威胁的敌对国贬斥谩骂为“帝国”和“帝国主义”，但实际上这些大国并不一定就是真正“帝国”。

　　“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梁启超）。国家虽早已存在，但前现代即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与社会、文化和法理基础都与现代国家完全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中国是“天授皇权”的政体，中国即是“天下”，即是“世界”，自己因居于世界的中心，所以才称“中国”。皇帝不但是“中国”的国君，而且是“天子”。中国四周居住的，是一些“非我族类”的蛮夷之族，这些种族并非是与华夏民族对等的民族或国家，而是应该附属于“中国”的不开化夷邦。从某种意义上，传统中国只是“文化”的中国，而非“民族”的中国，因为后者是竞争的产物。在皇权专制统治下，中国人一直没有国家观念。他们把一家一姓之朝廷作为效忠的对象，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老百姓的任务就是完粮纳税，除纳税诉讼外，都与政府无涉，没人关心国家是何物，政治是何物，甚至国家灭亡，他也可以不管，不管谁做皇帝，他都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只有纳粮缴税的义务，而没有选举的政治权利。

　　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出现于十七世纪的欧洲。宗教革命、远洋航行、军事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专制王权统治下，民族国家的诞生了。可以说，民族国家不仅成就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也成就了民族国家。一部欧洲近代史，就是国家与民族主义兴起的历史。一语以概之，国家是公民政治的产物，没有公民就没有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政体是建立在宪政和法治之上的现代“国家”，它本身就是反抗“帝国”的产物，因此它完全不是权力主义的“帝国”，而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古巴共和国”无疑是“帝国”，虽然它名叫“民主”和“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瑞典王国”无疑是“国家”，虽然它名叫“王国”。毫无疑问，新加坡是现代政治的例外，它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现代化的李氏帝国。这个弹丸小国没有贫穷，也没有腐败，它唯一的不幸在于“接班”这个定时炸弹。

　　一些大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国王皇帝，甚至号称“民主”、“自由”甚至“共和”，但其政治模式仍然是建立在暴力和权力之上，依靠世袭罔替来延续家族和寡头统治的王朝帝国政体，是不叫帝国的帝国，不叫王国的王国。严格的说，它根本算不上“国家”，因为“伪国家”不具备“国家”的任何基本要素：独立的司法体制，受到宪政制约的公权力，受到保护的民主自由和权利人权、公平正义的竞争与分配体系、公民不受威胁和恐吓，等等。

　　事实上在“后帝国时代”，以“国家”自欺欺人的“帝国”和“王朝”不在少数。在这些“伪国家”里，虽然有爱国，但没有国家；虽然有主权，但没有主人；虽然有宪法，但没有宪政；虽然有政治，但没有正义；虽然有法律，但没有法治；虽然有审判，但没有公平；虽然有选举，但没有选民；虽然有媒体，但没有新闻；虽然有语言，但没有真相；虽然有国际电脑，但没有国际互联网；虽然有财富，但没有财产；虽然有人民，但没有人权；虽然有政府，但没有公民；虽然有官吏，但没有服务；虽然有警察，但没有安全；虽然有繁华，但没有富裕；虽然有社会，但没有自由；虽然有文字，但没有历史；虽然有学术，但没有思想；虽然有考试，但没有教育；虽然有房子，但没有居住；虽然有医院，但没有医疗；虽然有道路，但没有交通；虽然有劳动，但没有收入；虽然有生产，但没有温饱；虽然有娱乐，但没有幸福；虽然有婚姻，但没有爱情；虽然有聪明，但没有智慧；虽然有忙碌，但没有充实；虽然有扫黄，但没有纯洁；虽然有热情，但没有信任；虽然有诺言，但没有诚意。

　　“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智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和世界上其他人类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联盟、城邦、封建到帝国的过程。传说中的女娲，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是父系氏族社会；炎黄是部落时代；尧舜禹是联盟时代；夏商是城邦王国时代；周是封建王国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帝国专制时代。

　　如果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的童年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中国在这短短的500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纯真到成熟的启蒙阶段。当春秋战国在金戈铁马中结束时，中国已经长大成人。从此以后2000多年，虽然中国充满了岁月沧桑，但只是马齿徒增，再也没有长过个子——“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如今中国连最后一丝朝气也终于磨灭掉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对于老气横秋的中国来说，那是一段永远也无法忘怀青翠欲滴的青春岁月。春秋战国是中国政治的起点，氏族部落从此时此刻开始，向国家阶段迈进。500年时间，中国由200多个封建城邦最后融合为7个大邦国：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诸侯国构成世界，叫做“天下”，这就是中国的世界。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最牛逼不是国王诸侯，而是学者和商人。

　　春秋战国始于文字在民间的滥觞。在此之前，学在官府；从此之后，学在民间。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孙子李悝管子韩非子，等等，百家争鸣的学者们着书立说，广收弟子，知识在批判和碰撞中传播蔓延。各个诸侯国的国王纷纷礼贤下士，对学者奉若神明。从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到治国安邦的政治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演变为人才的竞争：楚才晋用，朝秦暮楚，礼贤下士等等，这些古老的成语正是一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记录。

　　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商人的时代。猗顿、范蠡、子贡、吕不韦等等，横跨7大国的商人势力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势力，他们富可敌国，翻云覆雨，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兴衰起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吕不韦的精明策划，成就了一个帝国的西方兴起。

　　与早熟的中国相比，欧洲的文明整整迟到了1500年。但后来者居上，这次“西方兴起”比1500年前发生在东方的“西方兴起”更加文明、彻底和完善。最终，欧洲的“春秋战国时代”不仅发现了一个繁花似锦的新世界，也颠覆性地改变了这个更大的新世界，而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破落的老旧帝国。

　　启蒙运动中的学者让?德?比埃伊曾说：“所有的帝国和统治都可以在战争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帝国常常与军事强权密不可分。“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帝国主义与军事主义同流合污，形成军人至上的军国主义，以屠杀和军事征服制造了帝国奇迹般的崛起。

　　学者与商人是文明时代的英雄，也是帝国时代的牺牲品。每一个帝国都是用学者和商人的鲜血和尸骨铸成的。红色的血与白色的骨，这是任何一个帝国崛起的不二法门。从冷酷到疯狂，这又是任何一个帝国崩溃的唯一轨迹。《左传》中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短命和疯狂是帝国最大的弱点，没有一个帝国不以维持其政治寿命为最高追求。对帝国来说，不存在什么民众的福祉。灭亡的威胁是帝国时刻都无法摆脱的焦虑和诅咒。就像《 罗马帝国兴衰史 》的伟大作者吉本，面对罗马废墟所感叹的那样：“好景总是不久长”。商人吕不韦临死前留下一部《吕氏春秋》，其中有一句话：“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

　　秦帝国

　　2300年前，秦帝国就是沿着战争这条洒满鲜血的道路崛起的。秦帝国重新给战争下了定义，战争不再是为了荣誉和胜负，而是为了杀戮。“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秦帝国就是在鲜血中诞生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对秦始皇的征服战争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按照秦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不留俘虏。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8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8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6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2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3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80年，攻赵，斩首2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4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15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45万；前256年，攻韩，斩首4万；又攻赵，斩首9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10万……杀一人是罪犯，杀无数人就是英雄，这就是所谓的“英雄”。

　　帝国建立以后，焚书坑儒消灭了自由学者（游士），收缴天下兵器铸成12铜人，并将各国富商数万户迁到咸阳。韩非子之死象征着自由思想者的灭亡，吕不韦之死象征着商人势力的消灭。阿房宫工程浩浩荡荡上马了，万里长城工程浩浩荡荡上马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公元210年，李斯负责的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不知自己死期已到的秦始皇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秦始皇很快就如愿以偿，将自己埋在了三泉之下的地狱里。

　　无数的白骨垒砌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秦帝国，转眼间，它就陷入了一个“指鹿为马”的举国疯狂之中。征服天下用了15年，然后在短短15年之后，秦帝国就崩溃了。

　　大义凛然的孟子尝言：“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以“始皇帝”命名的狂人嬴政一生，蓄妃嫔媵嫱无数，生子嗣无数，竟然被灭族绝种。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天怒人怨中，连帝国的文臣武将也悉数沦为帝国殉葬品。“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梦幻一般的阿房宫在“楚人一怒”中化作“可怜焦土”。这就是中华第一帝国超豪华的葬礼。

　　蒙古帝国

　　鲁迅曾说：“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

　　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刚刚走出蛮荒时代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以总数不到40万人的部落武士，先后灭亡40多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征服720多个民族，消灭各国军队人数超过千万，征服各民族人口数目达6亿，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

　　掠夺财富和杀人在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看来是一项最为光荣的事业。“天下第一屠夫”成吉思汗曾说，他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别人哭泣和死亡。蒙古人的征服过程中，血流漂杵，灭国无数。许多种族被彻底杀绝，从而彻底地湮灭于人类空前绝后的兵祸中，只留下典籍上对他们只言片语的记忆。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在鞑靼过后就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人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120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24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27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20.68万余人，杀人无算。公元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40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古人屠城7天，将全城80万居民杀个精光。（陈致平《中华通史》）

　　这场横跨欧亚大陆的屠杀是如此的酷烈，以至于全世界失去了2亿人，逾三分之一的人口。

　　单单中国，就有60%的人口死于蒙古野蛮人的屠刀之下。“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屠之”。在灭金过程中，“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整个中国北方被灭绝率更达到惊人的90%。据不完全统计，在蒙古人征服中国过程中，被整座屠光的大城市就至少不下50多座。后来的女真人和日本人来到中国后也屠城，则是小巫见大巫一蟹不如一蟹了。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后来的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都难望其项背。因此成吉思汗被毛万岁夸为“一代天骄”。

　　中国的元朝属于辽阔的蒙古帝国的殖民地之一。蒙古帝国里的汉人属于这个殖民地的最低级贱民，与牲畜无异，而长江以南的汉人则更是贱民中的贱民。

　　大清帝国

　　当大明帝国的皇帝被一群乌合之众逼得上吊而死时，已经实现军国体制的女真游牧部落在明帝国军人集团的帮助下，轻易地征服了比他们人口多100倍的农耕文明社会，建立了一个跨民族的大清帝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野蛮的征服者将剃发作为前帝国臣民向其效忠的“奴隶标志”，或者说，此举只针对汉人。

　　努尔哈赤父祖曾被大明帝国军队误杀，女真人从此就将全体汉人视为仇人，这就是所谓“七大恨”。“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引发了帝国范围内的大屠杀狂潮。“剃发令”实际变成了“屠城令”。最悲壮的当数“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

　　早在入关之前，明帝国锦州总兵祖大寿降清，锦州全城居民就遭到无差别屠杀。根据清人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估计，有80万扬州人在10天中被屠杀，同时，那些因为缠脚而坐以待毙的妇女被女真鞑子轮奸虐杀不计其数，这与300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毫无二致。江阴民众在江阴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帝国军队进入江阴之后，惨绝人寰连杀10天，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死于帝国屠刀下的民众超过17万，偌大江阴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拒绝剃发的嘉定遭到三次全城大屠杀，2万多民众被残酷杀害，史称“嘉定三屠”。魏斐德在《清朝开国史》中说：“‘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清军攻陷昆山后屠城，当天的死难者就达4万。

　　“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在累累白骨之上，帝国插上“削发令已行”的旗幡。从此以后，一个猪尾巴帝国就依靠屠刀在鲜血和白骨之上堂而皇之的崛起。在汉字成为禁忌和牢狱的“康雍乾盛世”，准噶尔和南疆被征服，是为“新疆”；藏王被废，是为“西藏”；郑氏帝国被灭，是为“台湾”。一个疆域广阔的大清帝国横卧在欧亚大陆之巅。

　　300年后，在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与国际贸易浪潮中，关起门来做皇帝的大清帝国遭遇到来自海洋的“通商战争”（中国称“鸦片战争”）。极尽奢侈之能事的“万园之园”圆明园被愤怒的英法联军和帝国臣民付之一炬。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面前，病入膏肓的天朝将其腐败低智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统治的权力，爱新觉罗帝国在一个深居宫廷的老女人的操纵下，重新祭起屠刀，六君子的鲜血成为这个只要主权不要人权的帝国最后一抹残阳夕照。

　　整整100年前，最后一个冠冕堂皇的中华末代帝国在仓促流产的宪政运动中崩溃。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帝国复辟热潮中，古老的中国进入一个遥遥无期前途未卜的后帝国时代。对帝国历史源远流长，深受皇权专制文化桎梏的中国来说，法治化、现代化和国家化的道路依然崎岖而漫长。

　　第三帝国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Drittes Reich）就是1933年至1945年间的德国，当时它处于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变体）的意识形态的坚固统治之下。第三帝国创造了“宣传”这种现代愚民技术，同时大肆逮捕杀害知识分子，清剿焚烧书籍。因为素有经商的传统，可以说犹太人掌握着欧洲金库的钥匙。为了掠夺财富，第三帝国发起规模浩大的犹太人清洗运动，600万犹太人被帝国政府杀害，他们的财产成为帝国的战争机器。短短10余年间，帝国在疯狂的征服中崩溃。

　　日本帝国

　　“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标志着日本帝国已经从民穷国富的高积累中崛起，台湾并入帝国。1905年，朝鲜并入帝国；1922年，日本帝国制造出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凤翔号”。

　　1937年，“日中战争”（中国称“抗日战争”）标志着帝国的巅峰时代来临。当帝国“皇军”攻陷中国首都南京后，以长达6星期的大屠杀来恐吓这个被征服民族，估计有30万军民被以各种残忍手段杀害，无数妇女遭到强奸。到1941年，日本帝国已经成为占据半个亚洲的世界巨无霸。

　　然而，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敲响了帝国的丧钟。3年之后，这个太阳帝国遭到有史以来第一次原子弹袭击，10多万帝国臣民在融化太阳的火焰中化为灰烬，帝国在冉冉升起的蘑菇云下土崩瓦解。天皇的宫墙外，只剩下一个废墟下的日本列岛，等待着美国的救赎。

　　苏维埃帝国

　　阿伦特说，“斯大林花了30年时间才控制了列宁时代尚未出现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的名字不朽”。早在与希特勒可耻地瓜分波兰之前，斯大林就依靠“铁人”专制获得了可怕的国家力量。以杀戮、流放、饥荒、洗脑和集中营的农业集体化使苏联迅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正被‘不服从者不得食’代替。”这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现代国家机器使其以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

　　“社会主义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与其说这个地球怪胎是个工业大国，不如说它是个军事帝国。“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

　　斯大林以红色恐怖拉开一个斯拉夫（意为奴隶）帝国的帷幕。苏维埃帝国的大清洗运动中，数百万知识分子都被囚禁于古拉格，全国稍有家资的农民都被打为富农和地主，200多万人遭到肉体消灭，难以数计的私人财产以这种血腥手段被掠夺进入帝国金库。250万到480万左右的乌克兰人被帝国抢走粮食后活活饿死。

　　在整个苏联80年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

　　1939年9月，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联手，向波兰发起突然袭击，9月28日德军和红军在布格河会师，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两个帝国的双人舞中吹响了号角……数年之后，两个社会主义帝国狗咬狗，圣彼得堡人民成为两个帝国角逐的人质，被双方封锁的882天中，超过150万人因饥饿死亡。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 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

　　金氏王朝

　　如果说北朝鲜是一个国家，这无疑暴露了智商上的缺陷，因为它不具备国家的基本要素，比如法律、政府、政治、文化、权利、自由、公平、正义等等。这里甚至没有什么党，更不用说黑社会，这里只有幸福快乐的胖子一家人，剩下的都是一些人质，等待着撕票。

　　为了制造原子弹以维持金氏王朝，王朝统治者甚至不惜破坏粮食生产。配给制度几度崩溃造成数百万朝鲜人被饿死，仅仅1997年就有300万人饿死。金氏王朝对越境逃脱统治的朝鲜人施以极其残忍的刑法和处决，但这种恐怖恐怖也无法阻挡濒临饿死的人们，每年逃北者不计其数，其中不少人被中国当局为虎作伥的遣返后遭到处决。

　　60年前，数十万中国人和朝鲜人用自己的尸骨堆起了这个金氏王朝。目前的金氏王朝依靠向周边邻国半是乞讨半是敲诈谋取生存——准确的说，是疯狂到巅峰状态下的苟延残喘，与100多年前中国的太平天国略有几分神似。

　　金氏王朝的“太阳神”金日成已经被做成了湖南腊肉一般的木乃伊，每年花费80万美元进行保养。二世金正日是这个王朝唯一的胖子，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狂人自称是“众神之神、二十一世纪的北极星、我们星球的卫士、天赐大将军、所有杰出将军中最杰出的将军、最伟大的文学和哲学巨人”。他脚底下那蚂蚁一般的子民都过着简朴绿色的生活，只在“太阳节”（金日成圣诞日）才吃一次豆腐。20岁的小胖子金正恩太子近日提出一个极为奢侈的设想，准备用3年时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吃上米粒喝上肉汤。

　　如果诅咒是灵验的，如果中国政府说得对——“公道自在人心”，那么，全世界的正常人类一定都在盼望着和等待着这个石器时代的太阳神王朝崩溃……

　　推荐：纪录片《苏维埃往事》

　　来自拉脱维亚的政治学硕士徐呐先生花了10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采访目击证人和收集材料，最终制作出这部85分钟的记录片《苏维埃往事》（Soviet Story）。影片在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德国、法国、英国及比利时拍摄，耗时两年，揭示了前苏联鲜为人知触目惊心的历史真相。

　　该影片在欧洲及美国上演后均引起轰动。经济学人网站将《苏维埃往事》描述为“清洁过去最强有力的解毒剂”，“扣人心弦、勇敢、不妥协”。影片揭示的主要事件包括发生在1932至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1940年的卡森大屠杀，苏共安全部门与纳粹党卫军的合作，苏联大规模驱逐异己，以及发生在古拉格（劳改营）的药物试验。

　　影片利用已解密的档案展示了苏共及纳粹曾犯下的鲜为人知的罪恶。比如1990年在苏联西伯利亚一所劳改营拍的录像，克格勃曾在那里对被劳改的人做药物试验；纳粹的录像显示苏共曾帮助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纳粹实施闪电战。

　　最引人注意的是，影片通过揭示这些史料，得出苏共与纳粹的残暴统治非常相似的结论，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已经被世人认识，但共产主义的罪恶还没有被世人清楚认识及谴责。徐呐认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很相似，共产主义目前仍然对世界构成威胁。同时，徐呐呼吁世人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