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很多人还记得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的《赢在中国》这档节目，“励志照亮人生，创业改变命运”是这个节目的所信奉的宗旨，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一个传播平台上，以群众运动式的“海选”方式，将充满激情的有志于创业的人选拔出来，以晋级赛的形式，不断淘汰不具备竞争力的选手，让被评委看好的项目和创业团队首先在电视上出尽风头。

　　这个节目在某种程度上迅速点燃了中国人的创业激情，包括史玉柱、马云、张瑞敏、柳传志、俞敏洪等知名企业家在内的阵容豪华的评委团，不仅仅点评创业项目，更是以导师和先行者的身份，对创业的项目和团队给予指导，这本身就令那些有激情但是缺乏企业运营经验的创业者趋之若鹜。

　　有意思的是，这个节目的制片人王丽芬在2010年，离开中央电视台自己创业，运营一家叫做“优米网”的网站，这家网站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她在《赢在中国》这个节目中所秉承的理念，将成功的企业家的创业和管理经验，通过视频的方式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与众多的有着创业理想的年轻人对接。

　　2010年，当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大家似乎对《赢在中国》那档节目已经有些模糊了，也记不清到底是哪个项目哪个团队最终获得了大奖，这个创业项目到底在现实中运营情况如何？似乎已经不关心这些事情了，在激情慢慢冷却之后，我们还是要面对坚硬而有琐碎的现实。曾经点燃中国人创业激情的这位“创业教母”，如今要面对的是一些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将这样一个平台运营好，如何实现其更大的价值。

　　新的创业力量

　　作为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尚德太阳能和它的创始人施正荣在无锡是一个榜样。从当初一个海外留学人士到一个产业的领军人，无锡市政府给了很多的帮助。也正因为此，无锡市政府在2005年启动了“530”计划——在5年之内引进3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如今，在“530”计划的感召和配套政策的实施下，仅无锡新区就有350多家这样企业入驻。这些习惯操持“散装英语”的海归人士，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产品，带来了全球化的视野和管理经验，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当然还有创业的激情。

　　推出这种吸引海外人才计划的不仅仅是无锡，在全国各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在各地的留学人员创业园里，有大批的海外留学人员在创业。田溯宁创办的亚信在美国上市，张朝阳创办的搜狐在美国上市，李彦宏创办的百度在美国上市，这些人在中国市场的成功，除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之外，也向世界证明了一个新的企业路径：先进的互联网应用、跨国的风险资本和中国市场本土需求的紧密结合，催生众多的高成长企业。

　　不仅仅是习惯于“散装英语”的海归在创业，“80后”也加入到创业的队伍中来。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80后”成为近几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代人，他们是独生子女，物质生活条件比父母一代要好很多。虽然整个社会普遍对这些年轻人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但这些人在创业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激情和能力却并不逊色。这些“80后”与“70后”几乎是同一时间接触互联网，而且对其更有感觉。他们习惯于在互联网上发现新的需求，推出新的产品，在他们的背后，往往有风险投资人提供资金和管理经验。

　　在浙江义乌工商学院里，有一个专门为学生们准备的创业学院。每天下午下课以后，学生们就来到创业学院，坐在电脑前面，处理来自网上的订单。这里的学生大多在淘宝网上开有自己的店铺，因为靠近义乌国际小商品批发市场，有这样的便利条件，学生在互联网上开网店，通过网络渠道，将义乌的小商品卖给全国的买家。义乌工商学院副院长贾少华非常鼓励自己的学生在网上开店、创业，在他看来，学生们在创业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钱，更多的是对市场的敏感，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责任感和自信心。与当年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里摆摊的那些人相比，如今的这些“新义乌人”直接在网上开店，借助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和平台，可以更快地与客户沟通，更为迅速地组织起供应链。

　　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在其《野蛮生长》一书中，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3代企业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勾勒。第一代是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特征是“个体户+官倒”，基本上属于前公司时代；第二代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1年，一大批下海官员、乡村能人、大学生、海外留学人员等等开始成为企业家的主体；第三代是2001年之后，这是“创富时代”，此时资本市场成了“创富加速器”。

　　当然，这些创业者并不一定都能成功，能在资本市场上有所斩获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是这些有着强烈创新精神的创业活动却在很大程度上重塑着中国人的财富观念甚至精神世界。在全球性咨询公司摩尼特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当创业家成功了的时候，他们就彻底改变了市场；而一旦失败，他们在现有位置上依然承受着不变的竞争压力，因此还会不断进步，这份报告还告诉我们，创业精神是经济体“进化和再生”的主要动力。

　　新企业家精神

　　2005 年，著名作家余华在沉寂了10年之后出版了他的小说《兄弟》，写的是两个异性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人生，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小说中，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劫难之后，李光头因为做废旧物品处理生意成了大老板，成了企业家，此时他要面对的却是极度的空虚无聊，他甚至将自己兄弟宋钢的老婆都抢了过去，而老实巴交的宋钢却“好人没好报”。

　　这难道就是一位著名作家眼中的企业家形象？余华笔下的李光头，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社会公众对一部分起家于草莽之中的企业家的想象，这些人粗鲁、莽撞、敢于冒险、无所顾忌甚至可以寡廉鲜耻。但是，随着企业家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为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没有道德底线的企业家显然已经不是社会的主流。

　　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各种富豪排行榜上的企业家们，却在这些年中不是落荒而逃就是锒铛入狱，黄光裕、顾雏军、张文中等等，如此多的企业家在经历了人生的巅峰状态之后，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让人不得不反思：是这些人的个性中有什么致命的缺点，还是这个社会的财富生成机制上存在某种缺陷？

　　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他将创新列为企业家精神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要素。“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凭借创新，他们将变化看作是开创另一个企业或服务的机遇。”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要创造出新颖而又与众不同的东西，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创造新的客户群体，不断寻找新的产业机会。毫无疑问，这里的企业家精神不是近乎无知的冒险，也不是没有底线地巧取豪夺。

　　对于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来说，竞争显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中国市场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的产品如今已经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因为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增长需求，我们也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各种资源。此时，企业家需要具备全球化的视野，需要有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观，需要对财富有更超脱的理解。

　　2009年，在阿里巴巴10周年的大会上，创始人马云提出了“新商业文明”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21世纪我们需要的企业，是在新的商业文明下，在新的环境下面，对社会的关系、对环境的关系、对人文的关系、对客户的关系重新的思考。今天任何一家企业，假如想在21世纪活好，必须学会开放、分享、责任、全球化。”

　　某种意义上来讲，马云对新商业文明的定义，可以算作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对自身价值的新定位。今天的企业家需要有全球化的视野，需要有创新的精神，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更宽松的制度环境

　　其实，在如今的这样一个氛围里，来谈企业家精神略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如今，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房价在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尚未成熟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梦想，30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的环境为了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进民退”似乎成为企业界的共识。

　　分析一下2009年的中国500强企业榜单，也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这一年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是26万亿元，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据85%的份额，这些企业占全国纳税总额的35.2%，但是其营业收入占到全国GDP的86.49%。毫无疑问，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虽然号称“中国500强”，但是就连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认为，“与其说是500强，不如说是500大”，这些有着明显垄断色彩的大型国有企业，企业规模庞大，并没有在管理和技术上领先多少。

　　这也就难怪万通集团的冯仑写下这样的话：“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和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垄断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严格管理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近些年来，印度和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崛起成为重组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但是也有人在比较两个国家的差异，2006年，乔治·索罗斯在接受印度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中印两国的差别，他认为与中国相比印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创业精神”，他觉得印度的企业家缔造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中国则没有。

　　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是印度最大媒体集团Network18的创始人兼总编辑，他在最近写文章分析中印的差别。在他看来，“繁荣的中国出口业被效率高、创新能力强、具备质量意识的跨国公司所把持。这些跨国公司不是中国本土企业，而是真正的外国公司！”他特别赞扬印度的创业精神，“在印度，竞争惊人地激烈，或许世上没有哪个市场像印度这样充斥着大量的初创品牌。如今，印度已拥有了400多个电视频道，这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除了印度之外，世上哪个地方拥有6个直接到户的广播品牌和7万家小型有线用户接入运营商？印度电信业也同样令人眼花缭乱。印度电信业15年前才向私人开放，但如今其发展速度为全球之最。印度现有 5亿多电信用户，而每月新增用户超过1,500万人。印度电信业入市门槛很低，或许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业内多个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全球最低的电信收费。”

　　这位印度传媒精英的立场非常鲜明，甚至给人过过于偏激的感觉。你肯定能找出很多的理由来反驳他，但是听一听不同的思想和意见，总会对我们有些好处。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需要有更多的竞争主体，不需要那么多严格的准入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中国人的创业热情，激发创业者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2009年10月30日，在中国酝酿多年的创业板市场终于推出，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遭到市场的高度追捧。对于中国的创业环境来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意味着支持创业活动的资本有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同时也意味着创业者可以分享到来自资本市场的高额回报。创业板市场推出一年以后，有人做过统计，创业板中亿万富豪数量超过500人，其中资产超过10亿元的有 73人，千万富翁近千名。大家对于创业板“创富”效应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企业成长性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会造成社会心态的扭曲。

　　彼得·德鲁克曾经研究过1965～1985年间美国经济的活跃程度，这些年里美国经济创造了近4000万个就业机会，而同期的欧洲却失掉了很多就业机会，日本创业的就业机会也仅仅只有美国的一半。德鲁克给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经济是企业家经济，正是那些充满了创新意识的企业家，给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全球经济依然在危机的泥潭中寻找出路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精神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