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在充分享有国际分工所带来红利效应同时，自身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金融风险也越来越大。说起外部风险，就如同财险与寿险所要应对的风险一样，“主险”面对的情况就那么几个，而更多的勤苦则是“附加险”所要面对的对象。

　　毋庸置疑，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一种充当着金融霸主，美国金融业出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就是世界金融体系出了问题。40年前，当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直接挂钩之时，美国就曾经撼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主险”而言，从近些年来看，中国经济所面对的外部风险基本上“言必称”美国。

　　三年前，随着雷曼兄弟倒台，美国的次贷危机终于演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随着美国居民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在2008年第4季度和2009年上半年出现萎缩。不仅是对美国的出口规模萎缩，中国对主要市场的出口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美国在当代国际分工中占据着国际产业链条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过度金融化的绑架。随着美国的各种金融泡沫一个个破灭，被绑架的美国实体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被“撕票”，进而导致遍及全球的国际产业链条断裂。作为世界工厂，国际产业链条的断裂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贸易机会。

　　如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一直短暂的冲击波的话，那么，持续已久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则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在金融领域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刻不定时炸弹。三天两头，美联储主席、美国的财政部长、美国的国会议长甚至美国总统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就国内的出口企业而言，对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就怕没法估计汇率走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出口企业往往不敢放心承接国外订单，担心遇到人民币升值会亏损。现阶段，在国际市场在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中东动荡的压迫下，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中国的出口企业即使勉强出口，也是大着胆子走夜路，玩悬的。更有甚者，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已经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作用，许多国家也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其实，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急促冲击以及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加长久压力，伴随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赚来的辛苦钱增多，也形成了大量外汇储备。迄今为止，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为3.2万亿美元，占全世界接近三分之一。外汇储备多了总的来说应该是好事，说明和我们的国际支付能力强了。不过，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存放的。随着美债危机的爆发，中国所购买的美债的治理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美国搞了两次量化宽松，会不会搞出个QE3也还是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已美国国债的方式存放，只要是持有美元，就要贬值的压力。

　　的确，除了美国的金融形势以及美元的汇率变化之外，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确遇到过一系列第三方金融风险，其中对我们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当时人民币贬值的呼声越来越高。贬值吧，东南亚国家受不了，而且容易引发贬值的“连环套”。不贬值吧，国内出口企业受不了。虽然最终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但付出的代价巨大，1998年对外贸易出口仅增长0.5%，而且还是在一系列支持政策下勉强取得的，许多贸易额实际上是“凑数”性出口。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看起来发生在东南亚国家，只不过是因为泰国等许多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充当了“无缝的蛋”，而真正的“苍蝇”则是那些主要来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大鳄。这么一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金融“主险”所衍生出来的“附加险”。实际上，像多年前的拉美债务危机、英镑危机等金融泡沫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也类似于美国所制造金融“主险”的“附加险”。

　　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金融环境出现了另类风险。最大的感触就是，就“主险”而言，中国的外部金融风险不仅仅来自美国，来自欧洲的金融风险也构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制约。相对于来自美国的制约，现阶段来自欧洲的制约至少也会是一种有分量的约束，将其称之为“主险”一点不过分。

　　起初，欧债危机发生在希腊，但很快就蔓延到其他“欧猪国家”，进而逐渐向整个欧盟国家蔓延。对于不同欧洲国家来说，对欧债危机的体现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对于原发性危机国，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现在处于救灾阶段；二是对于蔓延性危机国，如比利时、匈牙利等国，目前处于抗灾阶段；三是对于抵抗性危机国，主要是德国、法国等虽受危机影响，但经济活动基本正常的国家，目前处在防灾阶段。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由于信用评价下调所引发的，但实质上，欧债危机暴露出两个矛盾，一个是欧洲经济缺乏成长活力与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的高福利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欧洲国家的各自分散财政政策与欧元区同意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如果前一种矛盾属于一般经济层面上的矛盾，而后一种矛盾则完全属于金融层面上的问题。欧债危机的爆发的确与三大评级机构对欧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降有关，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三大评级机构下调欧盟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充其量只是充当了引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

　　欧债危机不论怎么闹，都发生在欧洲国家。不过，现在看来，欧债危机虽然发生在欧洲国家，但负面影响确是相当“全球化”的。对中国而言，欧债危机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如果单纯从中国出口欧盟的角度来看，2000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仅为382亿美元，2010年大幅上升至3112亿美元，占去年中国全部对外出口额的20%，比美国占中国全部出口额的比重高出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欧洲统计局公布统计数字，2011年7月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总额为356亿欧元（494亿美元），这使得中国取代了美国的原有地位，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另外，欧盟是中国的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如果从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欧盟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仅次于香港和台湾地区，领先于日本和美国。不难看出，中国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欧债危机也不可能不对中国经济成长的外部金融环境带来恶化。

　　与来自美国的外部金融环境恶化一样，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成长而言，未来也会更多遇到来自欧洲国家的外部金融环境恶化。由于欧洲国家政府为了缓解债务危机，一方面普遍削减公共开支，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政府采购；另一方面也在大力发行国债，提高了这些国家资本市场上的普遍融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国家无论在贸易上还是在海外投资商都会比以往更“差钱”。我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有些道理。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下降12.5%，对欧盟出口额下降了19.4%。上一次金融危机中源发于美国，而欧洲并不是主角，但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已经如此巨大。如果这次欧债危机继续蔓延升级，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很可能会大于上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目前，在我国出口企业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即不出口是等死，出口是找死。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从今年7月到10月，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已经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单月出口额从7月的351亿美元下降至10月的287亿美元。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不仅对欧盟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普遍下调，而且也频频下调欧洲国家主要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也难怪，这些金融机构手中持有大量垃圾债券的风险敞口。为了提高这些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BA)希望，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7%，不达标的银行将被通知增加资本，估计银行或需补充约1,000亿欧元资本(约合1370亿美元)。这笔钱从哪里来？欧洲央行发行的债券只面向需要救助国家的政府，况且债券也不能够充当资本金，欧洲各国政府也无法注资这些金融机构，因而这些金融机构只能够靠拆东墙补西墙，其中这些金融机构自然要拆在中国投资的“东墙”来补欧洲总部资本充足率的“西墙”。10月份，中国外汇占款出现了46个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今年前10个月，欧盟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仅增长1.05%，与去年10.71%的增速相比，仅仅是一个零头。

　　大体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会更为复杂，绝不是“搞定”美国就可以将外部金融环境改善的，还有一个也很难“搞定”的欧洲。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欧美将共主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资本短期频繁流出流入的变化，同时为了重振经济，欧美国家都可能会选择重新注入流动性的做法，客观上会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局面重演，也会导致资本流动频繁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股票、外汇、大宗商品等投资品的价格。对中国来说，资本外流的压力也会相应增大。

　　至于欧元，短期内欧洲国家还要欧元这块金字招牌，但维持欧元的地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从长期来看，如果欧洲央行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不见效，也不能够排除欧盟国家吃欧元“散伙饭”的可能性。迄今为止，这还是一个悬念。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金融环境来说，欧元的存废也同样是一件挠心抓肺的风险病灶。

　　面对着欧美共同主导的外部金融环境风险加剧，现在已经不是未雨绸缪的问题了，而是亡羊补牢的问题。的确，现阶段中国应当下大力气扩大内需，减少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在应对国际金融风险过程中，看起来不仅要紧盯来自美国的金融风险，而且也要将眼光放宽，警惕来自欧洲的金融风险。至于其他国家，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金融环境带来困扰，但只能够造成小的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要找准并且防范“主险”，未来中国切实需要特别注重防范来自欧美两方面的金融风险，而不是仅仅看到来自美国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