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型的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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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2004年，他主持、执笔的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为此专门批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根据国家领导人批示开展了专门研究，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反响。

　　采访梅新育几经易址，最终在离他家不远的一家肯德基里完成。人来人往的嘈杂声伴随着采访全程，中间时而传来用餐儿童戏耍的尖叫声，但这些都没有打断梅新育对自身成长经历的回忆。

　　

　　名字的故事

　　

　　1968年，梅新育出生在湖北武汉，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梅新育出生的时候，他父亲从下放的军垦农场回到武汉。湖北人比较喜欢吃排骨煨汤，他父亲起早就去排队买排骨，心里想着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就在他排队买排骨时，有个老太婆插队，那年代物资紧缺，买东西排在后面可能就会买不到。这时，有个戴眼镜的人就出来制止老太婆的插队行为，并和她争吵起来。梅新育的父亲看到老太婆年纪大，劝他们不要争吵，并提出让老太婆站在自己的前面。但，这位老太婆非常泼辣并不领情，并说：“要你管，你这个臭老九，你不是个好东西。”梅新育的父亲听后也非常生气，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很自然地想到像这样的人应该再接受新的教育，灵机一动就想到儿子名字：新育——接受新的教育之意。后来，他妹妹出生，姓名中也有个“新”字。

　　

　　转学经济

　　

　　上高中时的梅新育，对文科理科都有浓厚的兴趣。在分科时，他听从父母“理工科对于建设祖国非常重要”的意见，选择了理科。梅新育的高考成绩不是十分理想，考上了武汉工学院的机械设计专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梅新育还是对这个专业没有多大兴趣，父母心里很着急，担心他不能成才。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有了转向学习其他专业的想法。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的第一年，全国各地投身经济建设热潮中，很多人上大学报考与经济有关的专业，梅新育在这样的背景和自身的兴趣推动下报考了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他想起这段经历，感慨道：“人，无论做什么工作，不能盲目追求时髦，最好是能干自己喜欢干而且擅长干的事情。”命运给了梅新育学习的机会，他也为了赢得这个机会付出了努力。由于在本科学的是机械设计，没有机会接触到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课程，在考研前，梅新育工作包中总是装着经济专业课方面的书，出差也是必不可少。晚上，同事们睡觉了，他就搬把椅子在过道里看书备考。

　　读书读多了，梅新育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书生气，有点爱较真，不一定是要和别人口舌之争，但也要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那时，他周围的人谈论顾准的很多，有的人推崇顾准，有的人反对顾准。听到这些声音后，梅新育觉得自己不了解顾准，就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而是去买顾准文集，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有些人讲得非常起劲，但不见得是顾准本人的观点或经历。后来我发现，讲得非常起劲的人，几乎没读过顾准的作品，这样就显得很没谱。”梅新育说，读书的经历让他有了比较认真的态度去看待事物。

　　

　　崇拜毛泽东

　　

　　毛泽东逝世时，梅新育八岁。改革开放30多年，现在的社会和原来的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的父母经历过抗日战争，知道亡国奴的滋味。一个大国，要从积贫积弱的状况下崛起，会牵扯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动，必然非常艰辛，而且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遭到扼杀。”梅新育充满激情地说,“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人为子孙后代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没有前辈的牺牲和奉献，我们是根本无法得到现在的生活，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梅新育对毛泽东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和提高的过程，他激动地说：“如果说小时候，在社会氛围的影响下爱戴毛泽东。长大之后，不只是发自朴素的感情，随着我的知识和阅历的增长，除了崇拜，没有其他的词汇能表明我对毛泽东的感情。”

　　

　　研究人员责任

　　

　　长期在政府研究机构工作的梅新育，认为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主要有三项责任：第一，向决策者提供社会解释。无论是什么情况，都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和理解，促使政策效果得到发挥，这也是研究人员基本的责任。第二，为决策者提出的问题寻求解决的答案，提出几种方案供决策者选择。第三，找出社会问题，供决策者审查。对于政府机构的研究人员，梅新育更看重的不是决策者提出问题，而是决策者提出一个大研究领域，研究人员自己去定课题。这样做的前提是要从国家的立场和角度去研究探讨解决方案，要设身处地从决策者角度思考。把解决方案提交上去之后，选择什么就不需要研究人员的决定了。

　　现行的政策当前合适不一定未来也适用。对这一点梅新育认为，研究人员对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就应提出来，有条件的应该找到设计更合理的新政策方案或替代方案。

　　梅新育认为，作为一个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要处理好与决策者的关系。他说：“考虑问题要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去看，设想自己是决策者，有哪些难题需要解决。但可供选择的方案交上去之后，不能把自己当成决策者。可以发表意见，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决策权。”

　　

　　“经济学本身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我越来越认为，经济学本身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梅新育坚定地说，“现在都说什么模型的经济学理论，我持保留意见，我也不走这样的道路，当然，也不能说这样的完全没有意义。”梅新育更看重的是历史的经验总结对发展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展望未来，我们就要回顾历史，可能是更加合适的。”

　　梅新育这两年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史很感兴趣，特别是以前国家领导人有关经济决策的过程及效果。他自费买全了毛泽东文选、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集，认为这里面丰富多彩的经济案例现在的人读得太少，大部分时间都去研究外国的经济理论，这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一大缺陷。今天的中国是这些前辈缔造出来，他们的做法对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梅新育说：“我们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我们过去的发展史，琢磨一下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握其中的逻辑和思辨，这对我们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有很重要的作用。既然是命运把我推到了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我的职责所在就是了解我国的国情，否则就是受制于人的了。”

　　在梅新育的日常研究中，他常常阅读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他不一定能从历史中找到研究问题的答案。通过回顾历史，他希望掌握一种方法论，对现在的社会环境、约束条件有更加准确的了解，促使他做出更加准确的思考和判断。

　　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梅新育说：“计划经济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来世。市场经济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计划经济应运而生。”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梅新育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小农家庭经济，一个家庭不可能自给自足，维持正常的生产就要去市场上去买，这就形成一个发达的交易市场，这就是市场经济。相反就是庄园经济，是自给自足，和计划经济差不多。”

　　

　　梅新育简介

　　

　　梅新育，男，汉族， 1968年生于武汉市。

　　1985～1989年就学于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理工大学)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

　　1989～1993年在湖北省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总站工作。

　　1993～1996年在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

　　1996～1997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计划统计处工作。

　　1997年6～10月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统计司从事重点国有大型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工作。1997年10月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博士研究生。

　　2000年7月毕业到北京市外经贸委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

　　2000年11月至2003年在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2年9月起在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在工作和学习期间，先后主持、参加30多项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评论等数百篇，独著专著1本，主笔、参编专著6本；合译学术专著1本。

　　主要代表作：

　　1. 《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经济活页文选》，2004年6月，独著；

　　2.《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10月，独著。

　　2.《90年代美国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合著。

　　3.《大流转——国际货币风云录》，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