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管理学报》的系列争鸣文章，提出了管理学发展的方向问题。西方管理学在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上存在双轨制，中国演化为学术、咨询、企业的“三岔口”。如何使“三岔口”变为“铁三角”，影响着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圣吉作为非学术的咨询家，对其进行剖析可以更清楚地分析咨询和学术的关系。管理学的安身立命之地，在于学术本位，而学术本位的活力来源于面向实践和哲学思考。学术讨论和争鸣有利于推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健全：管理学界应以中外学术争鸣为范例，继往开来，奠定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良好根基；《管理学报》这一平台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管理学；学术本位；学术争鸣；管理学在中国；管理思想

 

Find The Place to Settle and Pursue, Carry on The Past to Open A Way for The Future

----Review on the papers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of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LIU Wenrui

(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s in the Comments section of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have raised question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While the management studies in the west is setting up dual system—academic research and enterprise practice, in China, three paths apart from each other-- academic research, consultancy and enterprise practice. How to make the parted ones be “iron triangle” will have impact on the direction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Peter Senge is a consultant, the analysis of him will help us obtain a clearer view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lt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Academic research is root and the pursuit of management studies; practicing and philosophy thinking vitalize academic research. The contentions will benefit a sound formation of academic community; management academy should take Chinese-foreign academic contention as an example, and carry on the past and open a way for the futur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in China. As a platform,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ch matter.

 

Keywords:  Management; Academy; Academic conten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management theory

 

《管理学报》在2010年第11期“直面中国实践管理研究专辑”中，发表了齐善鸿等38人署名（后更正为39人）的《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1]（简称《直面》）。此后，于2011年第3期和第4期分别发表了韩巍的《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对〈出路与展望〉的响应与批评》[2]（简称《珍惜》）；吕力的《管理学的元问题与管理哲学——也谈〈出路与展望〉的逻辑瑕疵》[3]（简称《元问题》），加上2011年第5期齐善鸿的回应，形成了一组争鸣与讨论文章。这组争鸣文章，触及到管理学科的某些重大问题，值得学界深入思考。笔者不才，愿对这组争鸣文章写点读后感想，以抛砖引玉，为深化这一讨论添砖加瓦。

1 从“三岔口”到“铁三角”的探索

在管理学界，一直存在着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的对接问题，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不过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现出来的问题更直观更严重而已，所以，对这一问题展开争鸣，不仅是“管理学在中国”所应当关注的，而且也是中国学界与世界同步所必须的。

英国的厄威克在管理学的学术研究与企业实践关系上有着长期的思考。他强调，管理学的论著写作进展要比管理实践进展快得多。为此他揶揄说：“这不是因为企业人愚蠢，而是恰恰相反。因为经理有每周明确的工作安排要去做，而学者除了思考和写作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因此，两者越来越跟不上彼此的步伐”[4] ——如何使学术界和产业界保持同等水平将非常重要。厄威克批评说，在学校，教师的利益比商业需要更重要，学者教给学生的是他们想要研究的东西，而不是企业需要的东西。由此，厄威克产生了他的困惑——管理学的现状是一种学术与企业相分离的“双轨制”。双轨的断裂，造成了象牙塔和水晶宫的不相交状态[4]。很显然，对厄威克的这种批评，相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有同感。当然，中国的情况和英国有所区别：在英国，大英帝国的衰落导致其实业缺乏进展，所以，学界在不断推出“超越”实业需要却又脱离实业的所谓成果；而在中国，是经济的飞速发展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持，正如韩巍[5]批评的那样，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企业界是基本称职的，而学术界没有担当起历史重任。对这种学术与企业的双轨制，国内学界的批评越来越尖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才有了《直面》一文的呼吁。

问题还不仅仅在此，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学界和实践的双轨不相交外，中间还有一个“道岔”，这就是由学界分离出的咨询界。在一定意义上，管理学在西方是双轨制，而在中国是“三岔口”。这是因为中国的管理咨询业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管理咨询业，尽管同学术界有冲突；但基本上还是一体化的，所以，在西方，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院派与从事咨询业务的实务派（暂且把西方的咨询业称为实务派，把经理人称为实践派，以示区别）往往互有贬低，但主要是研究方法的不同，在思想上和术语上是共同体。比如，在中外都享有盛誉的德鲁克，作为一位实务派的代表，学院的教授们却讥讽他是“记者”。彼得斯曾经回忆说，他在斯坦福商学院读书时，没有听到1名教授谈起过德鲁克。笔者认为，彼得斯言过其实了，德鲁克受到学院派排斥属实，但要说商学院的教授们压根不提德鲁克则不确切。彼得斯是1974年获得斯坦福商学院的博士学位的，在这一时期，德鲁克的名字以及他提出的目标管理，已经进入了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材。彼得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咨询界，是为了强调咨询的务实性而刻意要指出学院派不切实际。强调这一点，是要说明西方的学院派与实务派同属1个学科共同体，其对实务派的贬低，不过是认为实务派没“学问”而已。不仅德鲁克，包括争鸣中提到的圣吉，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影响均很大的汉迪等，都同德鲁克的命运相似，程度不同地受到学院派的排斥，然而，这些杰出的咨询家都十分注意学界的动态和成果。同时，学院派尽管认为实务派没学问，但也并不忽视实务派的动向，类似于马奇、西蒙式的纯学者，十分关注咨询业的新进展。他们的分歧属于门户之争，并不把对方排斥在学科之外。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管理咨询界并没有起到学术与企业的中介作用，反而处于“两不靠”状态。比如，有相当一批所谓“知名培训师”，并不是在学界兼职，而是靠自立门户赚钱。与西方的最大差别是，在现实中风生水起的培训师和咨询师，往往在学术界没有任何名望，网络上有些所谓“亚洲成功学大师”、“国学应用大师”、“智慧大师”等根本与学术界不沾边，颇具“江湖”特色。有些略有学术含量的咨询家，在学界也得不到应有的学术评价，或者被学界以“不规范”排斥。即便是高校中从事咨询业务的教师，往往也是同学术渐行渐远，偏向于“三十六计”之类学界评价不高的东西，所以，学界与企业的双轨制，在中国还分化出了介于学术与实践之间，而且同学术与实践两不粘连的咨询培训业（其标志是缺乏共同术语，无法进行同一学科的学术对话，3方互相视另外2方为外行，所以也不能构成学术共同体）。这一点，从中国咨询业的现状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咨询业，基本上没有麦肯锡式的组织（是用麦肯锡作为以学术为背景的咨询业代表，而不是说只有麦肯锡在进行咨询），也无力承担麦肯锡式的咨询业务，多从事培训业务或者公司具体管理业务的外包，而不是真正的咨询。中国企业的现状，使各路“大师”各行其道（这里所说的大师，是guru而不是master，类似于中国满族宗教仪式中的“萨满”）。在学术通俗化的趋势中，民间宗教式的解惑方式也在向大学渗透，致使高校也有了一批向“江湖”靠拢的咨询者，以“草根化”为荣，力求使学术通俗化。这就导致中国的管理界更像三岔口，学术界、实践界、咨询界各有各的路数，各打各的招式。如何形成三者的合力，影响着管理学在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境，使《管理学报》发起的“面向实践”讨论具有了影响学科前景的战略性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改变“三岔口”状态，力图把互相背离的“三岔口”变成互相支持的“铁三角”。如何使管理学术同管理实践互相支持，如何使学院派、实务派、实践派能够融为共同体，这正是争鸣的初衷。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任重道远，但这种知难而进的勇气和胆略是难能可贵的。

也许，参与讨论的诸位不一定认可本文这种说法，然而，文章一旦发表，读者的解读就会介入文章本身。惟有读者的介入，才能更加彰显争鸣的意义。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不同，就在于社会科学不是完全中立的。介入式研究正是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关键因素。自然科学的争鸣，是证伪并推动范式转换；而社会科学的争鸣，是阿吉里斯所说的“行动科学”[7]，即研究产生的新认识会带来新行动，变中立式研究为介入式研究，进而改变学术自身的发展轨迹。由此可见，《管理学报》的这一讨论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意义要通过写、编、读的互动来彰显。

2 圣吉身份的象征意义及相关争论的深层含义

圣吉在中国影响极大，《第五项修炼》一书在中国的发行就超过70万册。在《直面》与《珍惜》2文中，关于圣吉身份的争论很有意思，值得透过这一争论来看看背后隐藏的观念差异。

《直面》对圣吉的思想是比较推崇的，还谈到了圣吉专门来我国学习中国文化一事。由于该文把圣吉的身份写为“资深教授”，引发了《珍惜》一文的批评。圣吉是讲师还是教授，并不能说明他的水平高下。这一点，无论《直面》还是《珍惜》的作者都承认。在美国，所谓讲师，只能说明该职位是一个part-time岗，然而，在讨论中，2位作者都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岗位差别，表明圣吉从事的主业是非学术工作，学术是捎带兼职[8]。由此，把圣吉作为学术研究的典范，就需要斟酌。如果圣吉能够代表学界，那么，以其为例说明学术面向实践未尝不可；如果圣吉不足以代表学界，那么，这种讨论就存在某些不足。

相比之下，《直面》把圣吉与泰勒相提并论，视其为当代美国管理变革的代表；《珍惜》则借此说明“美国管理学术界同样具有某种纯学术的幻想”。从强调实践的角度看，两文都有道理，但两文都没有指出圣吉的主业非学术，他首先是畅销书作者。这里面，有一个中国学者经常出现的评价错讹——学术高于非学术，畅销书水平低于专著。直率地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无意识折射。在美国，人们一般认为，职业分野与水平高下无关，所以，学者不见得就高人一等。由此，仅仅以管理而言，学术界有西蒙这样的伟人，咨询界也有德鲁克这样的伟人，实践界更有斯隆这样的伟人。在他们之间，不存在高下问题，但存在分工问题。还要注意，不能把学术与思想混淆了。上述3人只有西蒙从事学术，但3人都是杰出的思想家。思想不一定必须表现为学术，反过来，有学术也不一定就有思想（当然，这会涉及到学术的定义，但按照中国实际而言，学术不一定包含思想，传统的“小学”领域就有这种倾向，当今的实证研究也有这种倾向）。一般来说，学者侧重于学科范式的提出和完善，突出逻辑；思想者侧重于启发性的反省和探究，突出醒悟。

学者的价值，是科学式的求真。这一点，从韦伯作《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时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国内许多看过并推崇韦伯这一讲演的学者，并没有由此对学术做出类似于韦伯的定位。韦伯的学术概念，显然是把咨询排除在外的。尽管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对韦伯的“价值中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扬弃（如阿吉里斯的行动科学就直接否定了价值中立，但坚持科学方法则发扬了韦伯思想），但是，学术与实务的区别却基本传承下来。如果按照这一区分，学者是不从事咨询工作的（哪怕咨询者有教授头衔）。美国大学的商学院教授，诚然有企业兼职并从事咨询，但这种兼职属于“份外”，只有在专业学会兼职（包括杂志编委、审稿人等兼职）才是“份内”。美国的大学固然有咨询人员，但咨询业的主流在公司和相关事务所，而不在大学。咨询工作者的价值，是面向实践的求用。至于实践中的经理，属于更明显的另一类职业。这一区分人人皆知，这里不赘。德鲁克受到企业的青睐，是因为他在咨询业上的贡献，而不是因为他提出了规范化的理论。圣吉的重大影响，是在实务领域，而不是在学术领域。

把咨询者和学者分开，有助于厘清易于被混淆的“面向实践”问题。以中国佛教为例，在历史上的名僧中，深究大乘义理的玄奘是当之无愧的学者，而凭借直觉顿悟成佛的惠能则不是学者。后人可以批评玄奘拘泥于教条，但没有玄奘等一大批学者对佛教义理的深究，就不可能形成惠能创立禅宗的学术前提。圣吉在管理领域掀起的浪潮，与当年六祖惠能创立的禅宗风靡中国有十分相似的地方。所以，在组织学习方面，阿吉里斯和舍恩属于开创性的学者，而圣吉则是主持洗礼、布道传教的“教父”。阿吉里斯的落脚点在“学习”，而圣吉的落脚点在“训练”（即中文译本的“修炼”，原文为Discipline）[5]。圣吉的成就，恰恰建立在阿吉里斯等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国内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解，似乎不同企业打交道，就是“理论脱离实际”，然而，以有限理性影响了经济学和管理学整个学科发展的西蒙，何曾与企业打过交道？他最钟爱的不过是游戏式的国际象棋。用文学作品做领导力教材的马奇，何曾进行过管理咨询？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在管理学中的地位，更不能批评他们脱离实际。即便是从事咨询工作的教授，情况也各有不同。以在理论观点上最靠近圣吉的阿吉里斯为例，他也从事咨询；但他是以学术为业，所以，他与舍恩合著的《组织学习》，企业领导人几乎是不看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充满了学术术语，如“习惯性防卫”、“行动科学”、“双环学习”、“熟练性无能”等）。圣吉的《第五项修炼》，明显也不是写给学者看的。正是这种分工，缓和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如果认为这种分工导致了学界与企业的隔膜，则是倒因为果）。我们不能要求西蒙、马奇去“深入企业实践”，但他们的学说，却深刻影响了咨询业。都去当圣吉，是不是就是学术发展的正路？显然不是。如果没有阿吉里斯、佛瑞斯特等学者的潜心钻研，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也就失去了学理支撑。如果圣吉失去学理支撑，仅仅靠自己的感悟谈“修炼”，那么，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江湖术士。

在中国，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是介绍圣吉，而阿吉里斯变成了阳春白雪，和者甚寡，但是，国外的管理学教材谈到学习型组织，基本上都要引证阿吉里斯[7]。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界探究其中的意蕴。《管理学报》的讨论中，《直面》突出圣吉面向实践的贡献，《珍惜》在提出商榷时并未在圣吉并非学者这一点上展开，使其立论变成了圣吉身份的辨析。《元问题》试图对从哲学层面进行论证，从而把解决问题的出路寄托于管理哲学的构建[3]。这些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如果能够对圣吉这一象征进一步展开辨析，可能会使学术争鸣得以深化。

管理学如何面向实践，确实是一个值得争鸣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仍然以美国为参照系，那么，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哈佛商业评论》不是学术期刊，而《管理学会会刊》是学术期刊。这样说，并不是贬低《哈佛商业评论》的价值。再进一步，就连中国人十分推崇的《科学》和《自然》，实际上也带有非学术性，更偏向于媒介性。明确了这种区分，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学术与实务的互动关系。中国的现实，恰恰是缺少了这种互动，学者、咨询家、经理人都在管理领域自说自话。如果说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笔者认为，这种缺乏学术共同体、自说自话的现象，起码是阻碍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克服障碍的途径就是讨论和争鸣。《管理学报》近期的系列争鸣文章，正是这种互动的体现。

3 坚守管理学的安身立命之地

《管理学报》的这组争鸣文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管理学，尤其是在中国的管理学如何进行发展战略定位的讨论。

3篇文章的努力方向分别如下：《直面》呼吁面向实践；《珍惜》强调学术本位；《元问题》展开哲学思考。可以说，这3个方向，都对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直面》在面向实践的呼吁中，不乏振聋发聩之音，透过掷地有声的文字，人们不难看出众多学者的拳拳之心。作为呼吁性的文章，面对内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不可能也不必要展开学术性论证，所以，《直面》一文列举的十大倡议、对管理学未来的十大展望，每一条都可以写出大文章。对此，不宜从其观点没有展开的角度进行批评，而应对其每条倡议、每条展望予以建设性回应。

《珍惜》在对《直面》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从“事实谬误”和“逻辑瑕疵”2个角度，对《直面》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应该说是值得学界反思的。笔者认为，如果在具体评点上进行就事论事的声辩，确实可以使讨论深化，但有可能因小失大，忽略对批评内涵的展开。《珍惜》一文的闪光点不在批评本身，而在强调管理学的学术本位。这种学术本位，是管理学安身立命的基础。管理学确实要面向实践，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立身之地在大学和研究机构。泰勒和法约尔时期管理学诞生于企业，是因为当时管理尚未有“学”，所以，才有法约尔不惜篇幅强调大学应当开设管理课程的呼吁。如果看看《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关于管理教育的论述，就不难理解这一点[9]。论者往往强调泰勒、法约尔等管理学的前辈源于实践，而忽视了法约尔晚年力求把管理引入大学课堂的意蕴指向。笔者认为，《珍惜》一文在这点上难能可贵。

回顾共和国的历史，我们曾经批评教育脱离实际，于是，有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见《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有了嘲笑大学教授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的电影《决裂》。如果从动物学、兽医学的角度看，“马尾巴的功能”无可厚非。马尾巴无论是保持平衡、还是生存需要等方面，确实具有它的功能，教授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是正业，丝毫也不值得嘲讽。尽管《直面》一文没有出现这种失误（经过文革的教训，也不应该出现这种失误），但是，毕竟包含有“走出书斋”的呼吁。因此，《珍惜》一文的批评，正面强调“书斋”的价值，强调学术中人应当选择更学术的姿态，“多观察，多领悟，踏实学理论，认真读文献”，不啻是一种学界的自我觉悟。可以说，《直面》与《珍惜》2篇文章正好互相呼应。批评包含的张力，正是管理学发展的动力。

《元问题》在商榷的同时，有更多的学术思考，试图从管理本体论出发，避开“工具化”的困扰，从管理哲学中寻找出路。这一思考极有见地，但亦有可商榷之处。哲学作为一种（不是一门）智慧之学，可以益智，可以思辨，但在解惑的同时会产生新的疑惑，在思辨的同时会导致上帝发笑，在言说的同时会发现不可言说。更重要的是，沿着哲学之路走下去，肯定会遇到哲学、宗教、科学的交锋（对于科学中的诸学科而言，这种交锋只有在学科成熟状态下才有意义，而管理学科作为科学并不成熟）。所以，笔者以为，在这种哲学思考下，更多地从学术与实践的关系出发，反思数理化、模型化对这一关系的影响，反思主流管理学实证研究在学术与实践关系上的得失，会使学界在坚守安身立命之地时有更多的自觉。《元问题》在这方面开了个头，言犹未尽。应该说，“工具化”倾向，即实证研究和模型化方法对学术的影响，不仅在管理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中都差不多。如果寻找参照系，格林等的《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11]值得参考。

4 敢问路在何方？如何继往开来？

学术争鸣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管理学报》的这组争鸣文章，在这一方面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直面》一文采用了别具一格的方式，有多达39位学者署名。这决定了该文不是就某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而是就学科使命发出的呼吁号召，所以，此文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不能以普通论文待之，然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这种呼吁必须以厚重的学术底蕴，表现出呼吁者群体的身份，对其更应该从严要求。古人所谓“《春秋》责备贤者”，大义正在于此——惟有贤者，方可责备，力求其尽善尽美。笔者揣测，韩巍撰写《珍惜》一文进行商榷，用意恐怕正是如此。顺应这种呼吁做出进一步思考，以期深化，这是吕力文章的要旨。

可以说，3篇文章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争鸣开端，但尚有待进一步深化讨论。例如，仅仅就圣吉在管理学中的象征地位而言，本来很值得发掘，但3篇文章的发掘都不够。笔者认为，以《珍惜》和《元问题》作者的功力，是可以对圣吉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也许是因为作者过于谨慎，致使这一争鸣未能在学术辨析上深入下去。如果真是出于谨慎，则正好反映出妨碍学术发展的“习惯性防卫”。齐善鸿的回应文章[12]，过于侧重细节的答辩，同样是一种“习惯性防卫”，未能完全抓住讨论的主旨。由此，需要我们透过这组争鸣文章进行思考，如何才能深化学术争鸣？什么是学术讨论的正途？

笔者认为，《管理学报》作为学术期刊，应当大力鼓励和倡导学术争鸣。在这方面，有一场国际学术争鸣值得我们借鉴。1965年，西方科学哲学界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科学哲学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名家。会议上的讨论文章汇编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3]一书，看看其中的文章，其语言之犀利，夹杂的调侃和揶揄，是会令我们的学者吃惊的，然而，正是这种讨论，使科学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

在管理学领域，人们熟知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的“管理理论丛林”讨论，会议上对孔茨的“丛林”一说，几乎展开了全方位的批评，其批评之严厉和言辞之激烈是罕见的，但其推进管理学理论研究的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14]。外行可能会看到其中的抱怨、责备，旁观者可能会感受到辩论中的语词机锋和棒喝效应，然而真正的学者却能够从中得到极大教益。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界，需要的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

即便在国内，也不乏学术争鸣的先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学术讨论和争鸣不绝于耳。正是这种讨论和争鸣，使中国学界突破了僵化体制，推动了思想解放。90年代以后，尽管还有一些讨论，但思想“火药味”越来越淡，学术“规范性”越来越强，最后使许多学科都走上了“自说自话”、自我欣赏的道路。学术规范凸显的同时思想却失去创见，这种缺乏争鸣的规范化，有可能缓慢地窒息学术的活力，因此，有必要以学术争鸣的方式“继往开来”，激发学术活力。这种争鸣，需要在反思中表现出深刻，在直率中表现出大气，在犀利中表现出新意，在批评中表现出建设。

对管理学而言，笔者认为，学术、咨询、实业这3个方面，在中国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以共同规则、共同术语、公认概念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相比之下，西方这3个群体存在着明显的职业分工，却具有管理学共同体性质。学术争鸣有利于明确各自分工，推动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在这一共同体中通过学术争鸣和讨论，建构并演化出接纳新鲜血液、驱逐江湖骗子、提升成员能力的自我净化、自我发展机制。

面对这一重任，《管理学报》做出了一定贡献。实际上，除了本文提到的这组争鸣文章，《管理学报》发表的大量文章，尤其是“管理学在中国”栏目的文章，都围绕着管理学的基本问题展开了相关讨论。应该说，这已经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需要坚持下去。

 

发表于《管理学报》2011年8月

 

博克管理员注：此处省略注释、参考文献和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