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夕，中国诗歌协会在湖北秭归举行授牌仪式，授予屈原故里秭归“中国诗歌之乡”称号，并称秭归为“名副其实的诗歌家园”。秭归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郑之问表示，秭归县将适时提出打造中国首个“诗人县”，让秭归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诗人朝圣之地。（中新网6月6日）

      秭归人以屈原为骄傲，视屈原为当地的文化地标，这样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诗人屈原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性资源，早已经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虽经2000余年时空阻隔，不改其沧桑而鲜活的容颜。而秭归，如同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评价，作为“蓝墨水的上上游”，纪念屈原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纪念屈原未见得一定要打造“诗人县”，“诗人县”是能够依靠行政力量打造出来的吗？

      一者，“诗人县”不是“打造”出来的，也不可能“打造”出来。秭归打造“诗人县”的底气从何而来？从媒体报道可知，这些年来，秭归一直在搞诗歌大赛、屈原诗歌奖这样的文化工程，希望这些由政府强力推动的工程发挥品牌效应。此外，当地民间数量众多的诗社，也每每表露一种造就诗人的责任感，一些诗社甚至建到了中小学，“要在娃娃中寻找新人”。这些努力充其量不过是营造一种氛围罢了，与“诗人县”何干？

      诗人就是诗人，本无所谓“诗人县”的。地方官员为了某种政绩的考量，硬是想打造出一个“诗人县”，不免荒唐。要知道，行政力量并不总是万能的、无所不至的。强推硬拉的结果，很可能在“人人会写诗、人人要写诗”的指标迷醉中，丧失了真正的诗情画意。这样的先例，国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上世纪50年代，河北怀来县也信心满满地“万首诗歌写满墙”，要建成“诗歌县”，甚至有郭沫若、徐迟、邹荻帆、田间等名家助拳，可结果呢，除了一地顺口溜的碎屑之外，哪来的诗歌县？

      再者，退一步讲，即便果真能够“打造”出一个“诗人县”，亦非纪念屈原的最佳方式。秭归是屈原的故里，纪念屈原、接续屈原精神有很多方式，并非一定要人人都来做个诗人、写几行诗句。所谓“愤怒出诗人”，屈原首先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人，他的思想、他的情志、他的价值观，是通过诗歌传诸后人的。也就是说，除了诗歌之外，现代人更要学习屈原忧国忧民的精神气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努力做一个现代意义的公民。

      至于吟诗觅句，更多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活动，完全可以遵从个人兴趣，有感而发，兴至而写，大可不必为了什么虚幻的“诗人县”强赋新词。古往今来，诗人都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哪来的整个一个县几十万人一哄而上都去写诗的！当年那位“颜色枯槁”、“行吟泽畔”的屈子，留给后世的，除了灿烂的华章，不也是一个孤独、苍凉却又坚韧的身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