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微博小书献给深圳大运和所有热爱深圳特区的人们。
作者题记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啦，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啦，要清洁你们的心。”阿们。
《圣经》雅4：8
喀什迈盖提镇,沙漠农家乐里的兄弟俩 摄影:郭建波 2010.8.15.
昨晚，很晚了,你很兴奋地打我电话。
你说:"我刚在车上听到一首关于深圳的歌'夜色阑珊',我真不知道,那时候还有深圳的歌?"
你又说:"六年前从北京的部委下调深圳,一直不适应。一座陌生的城市。有时觉得她是冰冷的，有时又觉得她是火热的。"
你总结说："也许是不知道她年轻的历史吧。反正我不知道。"
我说:"这首歌当时很有名气啊。不过，过几天，我要和一对退休的体改干部考察新疆的新特区。他们也是早年来特区的北京人。我在路上写给你看。写写我自己和我知道的深圳特区。"
我就开始讲了。
我至今还记得，十八年前，我从江苏老家"勇闯"深圳特区,多半是因为一首关于特区的最早的流行歌“夜色阑珊”，歌手叫周峰？
他那时的MTV似乎是这样的画面：在一辆快速奔跑的老式敞蓬车上，他和一群漂亮MM站在车上手舞足蹈地歌唱：＂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深圳的夜色,绚丽明亮，快快地飞跑,我的车儿，穿过大街小巷,灯光海洋，闪耀的灯光,伴我心儿在歌唱，问声美丽的姑娘,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我的青春,我的世界，在这时刻,如此辉煌，我的希望,我的向往，幸福时光,永远难忘，晚风吹过来,多么的清爽，深圳的夜色,绚丽明亮，快快地飞跑,我的车儿，穿过大街小巷,灯光海洋，闪耀的灯光,伴我心儿在歌唱，问声美丽的姑娘,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我的青春,我的世界，在这时刻,如此辉煌，我的希望,我的向往，幸福时光,永远难忘，快快地飞跑,我的车儿，向着那明天,向着那太阳．＂
我心跳地在黑白电视上看着周蜂、听着深圳，我如痴如醉。从那一刻起，我有了一个天涯海角的梦想,我开始向往中国首个经济特区，不为成功,不为金钱,只因为梦中的橄榄树,只因为深圳的夜色阑珊。
电话响了："你在上班的车上？"
我一手握方向盘一手听你电话答："是的。感谢你三年前借我的那本小红书，余华的《活着》。这书不准备还你了。你真的帮了我。在我心灰意懒的时候，我读了《活着》。于是，我活下来了。而且，似乎越活越好。"
我知道，她年纪轻轻美美甜甜，她活得不容易。
我记得，她说过，她有两对父母。我懂，她是老大，她父母为了生儿子把你寄养给了临县的远房亲戚，她于是有了另一个家。她说过，你从小喜欢音乐舞蹈，所以你才不孤独。她终于学了舞蹈专业。而且，为了自由和梦想，一不小心就来了深圳宝安一个民营小学做舞蹈老师。
她说过，那是她来特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她第一次喝醉。为了庆贺她自己编排的“七一”舞蹈。她醉了，竟无辜打了校长一个耳光。
她又说:"啊,深圳的过去真好玩。"
我说:"不急，让我漫漫告诉你。",车里，我在听自己下载的《夜色阑珊》。
你就问了:"你还记得自己怎么来特区的嘛？"
我答："当然。我记得,我是在1988年的夏天第一次来到广东深圳特区。我和师妹陪导师来讲课。"
从东北到深圳几乎跨越了中国东部。导师P教授先到了，他坐飞机是可以报销的，我们学生的出差标准是火车硬卧。
我在沈阳西站上了车，师妹G的男友买站台票冲了进来，汽笛声响了，师妹的男友隔着车窗随着缓缓开动的列车轻声对我说：老兄，醒睡点，照顾好我的G。我抬起头，窗外一片暗淡的灯光。“好、好。”我说。他走了，我又爬下头睡了。
我俩一路途经北京、广州辗转到了深圳，事实上，一路上是G在照顾我。导师住在深圳闹热的南园路的南园宾馆（严格说就是南园招待所）。双人床。没有中央空调,也没有冷气机。我被安排和导师同房了。
我进去的时候，掉扇在缓缓转着。导师是山东大汉，随父母闯关东到了东北。他见我进来，歪了下嘴，然后开始抱怨起来。“哎，深圳这地方没法呆，又热又闷又潮湿。”导师嘟囔着说。
我很累。我没有梳洗，就躺在了床上。电视里，一个日本男歌手在哀怨地唱着。我突然觉得日本的男人原来那么细腻，唱得我顿时全无疲惫之感。那首歌的旋律至今在我耳边萦绕，可惜，我永远无法知道歌名和歌手了。
我很希望导师能出去散步或买东西。我好想看看香港的电视，看看有没有传说中的裸体之类的节目。可是导师没出去的意思，我也无法出去看看深圳有没有传说中的妓院什么的。因为，我要陪老师。我知道陪老师是学生的天责。我们就这样耗着。
记得，我醒来时，已经是清晨。导师不知道去哪里了。
电视上的香港频道在唱歌，一个好象叫叶玉卿的丰满的女人在捎首弄姿地唱，大意是，我是最风骚的女人，如果你爱我就追我吧。
我的导师是研究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的专家。我相信深圳特区当时是不需要战略的。那是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深圳特区是全国的公费消费的热点城市,所以似乎每个招待所都在办培训班。但是，导师始终没有让我们协助他讲课，他的教室和学生在哪里我们也一概不知。
也许他只是让我们在特区感觉一下。
我们的师兄L，推迟了两天来到深圳，我和师妹G去了拥挤不堪的广州火车站接他。他本是不愿意来的。他是高干子女,也是典型的大东北主义者。记得他一下火车就傲慢地仰望着左右的高楼说：“这广东是啥啊，太热了，受不了。”
记得，我们到深圳时,天色已晚。在南园宾馆小聚后,我回到了导师的房间。导师还在上课。我仍然可以独自看香港的电视，一个叫叶子眉的丰满的女星正在在演戏。
我终于恍然大悟，“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靡靡之音和风骚的女人。
第二天，我们师兄妹三个一早就出去逛街。我们来到了马路对面的上步工业区，那里有很多日本的二手服装和西装地摊。
我从来没看过穿过进口的西装。于是，不顾师妹的强烈劝阻（她说这些西服都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买了一套四十元的日本的挺刮的白条黑底的西服。
那件服装，在我回东北后先后借了三位同学去相亲。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因为，身披洋装，我们都有了信心和自信。就象当时的香港歌手张明敏一样，只是，我们还有一颗中国心。
我们到了深圳著名的沙头角中英街（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卖假货坑害全国人民的地方）。我们把仅有的现金花完了。当时中英街的进口袜子和布料多好啊，多便宜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街右边的英国的界碑和警察,目睹了一国两制的场景。
我们还在耸立的国贸大楼旋转了一圈，感受到资本主义的青山绿水原来很生态，这边社会主义特区的大工地则是蒸蒸日上；
我们去了蛇口工业区调研，感觉特区的基石在蛇口，因为，我们都是从“蛇口消息报”知道深圳和了解深圳的，我们学生会的直选也是受蛇口竞选模式的影响。
当我们看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张贴标语后，我们非常兴奋和紧张，总感觉到中国将会因为这幅标语而发生什么、改变什么。
我们还去了两年前来深圳成功求职下海的师兄M的家里吃了顿丰盛的午餐。
M是重庆人，比我大三岁。
我们在学校时喜欢结伴去隔壁辽歌大院的舞厅跳交易舞。他是学俄语的，我是学美国VOA口音的。事实证明美式英语比老式俄语好使（就是现在的好忽悠的意思）。
记得，有一次，他没叫到本科的女生出去做舞伴，我临时帮她在大三的教室里划拉了一个带眼镜的小才女，结果他老兄在舞厅里看上了个叫阿娇的演员，就立马把别人抛弃了，害得我一个晚上要陪两个女生来回跳，回来后，腿都要抽筋了。
不过，M那次的艳遇舞伴，成就了至今相伴的美女太太。他是我们研究生中第一个下海的人，他拿着当地的报到通知后在宿舍里睡了三天，然后就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我记得，在他靠深圳河的家里，他不无炫耀地用略带方言的普通话开始给我们摆起龙门阵来。“个老子，我从沈阳一路在火车上站了三十多个小时，下车时我浑身都是湿的，那年深圳的十月份就三十四度了。”
他说着就把汗衫脱了，汗珠已经淌到了他腰上。他光着膀子继续摆：“我走出火车站，满眼都是摩天大楼，个老子，比我老家最高的山还高，我选了最高的那栋楼就闯到了最顶层的那家公司，就是你们去过的那个最高的带旋转的国贸大厦。个锤子，我运气好，这是个搞房地产的国企，人事经理是我们重庆老乡，深圳最早的工程兵干部。他一听说我是硕士研究生又是老乡，当场就拍板要我了。工资一千起。”
他站了起来，短裤都湿了三分之一，毛发蜷曲的肚脐眼里都是汗，师妹G一下子脸红到了脖子。“个老子，我算了下，是留在北方的十几倍的工资啊，还提供房子。我二话没说立马回火车站，回去收拾完行李带着阿娇就来了。”他的短裤进一步下滑到了黑色的肚毛了。
“师兄，坐下慢慢说。”我看着傍边G的窘态说。
师兄L有点烦躁地摇着手中的芭蕉扇子说：“哎呀妈啊，你们深圳太热了，受不了。现在美国西海岸的气候就比较好。”
我最郁闷。因为，师兄M的那个公司我也去过，他那个老乡人事部经理一口就回绝了我，他说，他们公司已经有研究生了，其它几个大公司也因为我学历“偏高”婉转拒绝了我。
G师妹对分配到深圳没有太大兴趣。她是北方人，她的男友也是北方人。特别是临行前，男友一再告戒她，深圳是资本主义社会，坏人多，让她千万小心。
“大侠，多喝点汤，广东的汤好。”M的舞伴老婆阿娇还是长得那么恬静，根本不象北方女人。我把汤碗接了过来。“好，阿娇。谢了。”我感激的是阿娇还能记住我在学校的称呼。还有，她居然穿着几乎是胸罩一样的黑色小背心在家接待客人，胸前一跳一跳的。妈的，难怪我们几个都觉得燥热不安。
我的深圳梦在接过阿娇的汤碗时好象已经破灭了。
回到沈阳火车站，迎接我和G的照例是车站暗淡的灯光，我抬起头，当然还有站台上G的男友。列车在进站时车厢里播着一个沙哑的男声的流行歌《站台》。
我看着G的男友那一脸疲倦的笑容，心里既有愧疚又有感动。愧疚的是我有负老弟的嘱托，不但没有照顾好G，反而让G为我操心不少，她下车时还在帮我提着装满深圳中英街香皂的大帆布包。感动的是，我终于明白了，爱情也许就是带着疲倦的笑容的站台。
“
漫长的站台，是我漫长的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我心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广播里那个沙哑的男声开始声嘶力竭了。那时候，我不懂爱情，我们都不懂爱情。
东北的五月已经是春光一片，校园的柳树吐出了令人振奋的绿芽。我平生第一次给同学们开了一个沙龙演讲，题目是：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我看深圳。
除了研究生还来了不少本科女生。我和他们讲了深圳的发展以及深圳年轻人的世界观。我号召大家不要光看资本论和列宁时代的资本主义，要去香港深圳看。
我说，资本主义是成熟的夏天，但是，除了蚊虫和蟑螂外，我并没有看到腐朽的迹象。台下一片群情激奋。自费坐飞机回来的师兄L把我从台上一把拉了下来，提醒我别忽悠了，说我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别让台下那个戴眼镜的女生给检举揭发了。
这时，师妹G也冲上了讲台，她说，“我们是应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在发展，社会主义也在发展，比如，东北就是资本主义殖民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产物，同样，深圳也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委员会开始向一河之隔的资本主义香港学习的。东北和南方不一定要走同样的发展模式。我希望同学们能留在家乡、建设东北。”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连舞场都不敢进的G竟上台和我辩论了。她去深圳到底受了什么刺激？她不喜欢深圳的资本主义，为何还在中英街疯狂购物，还说资本主义就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你看，她的发型都变成歪扫把了，深圳弄的。
我写了一首诗歌让“小眼镜”递上了讲台。这么写的：“你的头发是我们永远飘扬的旗帜，飘扬着资本主义青春的气息．．．．．．＂
那个春夏，我们的校园几乎都是弥漫着这种辩论的火热空气。
之后，我开始不可思议地暗恋上了G。
G的爱好是网球、诗歌和火锅。前两项我有优势，后一项她的男友D擅长。我通过图书馆的网球杂志开始"纠正"G的握拍和挥拍动作。整整一个夏天，我们在宿舍后面的柏油网球场上度过。我知道，六舍的楼上有很多窗口在看着我们的表演。特别是G那优雅无比的挥拍动作，每次她反手回球时，那转身间的美妙，头发似飘动的旗帜，让我呆若木鸡。
一个风沙飞扬的下午，爱情终于来了。我和G共骑一个单车去了北陵公园。G整个头罩上了紫红色的防风沙巾。她象新娘一样做在车的前杠上，她颀长的身体几乎遮挡了我的视线，我感觉到了她身体的颤动。
风吹过来了。我们连人带车倒在了草地上，正好是对抱在一起。她扯开了纱巾，闭上了双眼。
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探索女人的嘴唇。那是两瓣已经没有血色的煞白的微微颤动的嘴唇。我吻到了青涩的青草味，象是我在高中读肖霍洛夫《静静的顿河》时的那种淡淡的青草味。
G突然哭了，象婴孩的哭声，而且越来越厉害。我也无助地抖动起来。她说，这是她的初吻，她对不起她的D。夕阳透过摇曳的柏树照在她煞白的脸上。
她终于不哭了，并且反过来开始劝我。她说，她不后悔了。我们，又抱在了一起。这次她很主动，而我却全无感觉了。
1988年的冬天，我们在这个城市在大雪和火锅中度过。Ｄ几乎每周都抱着胖胖的紫铜火锅来Ｇ的宿舍。Ｇ每次都叫上我。
火苗上来后，我就开始朗诵诗歌。我有时朗诵拜伦的《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仍然居住在高原的洞穴：或是在微曛的旷野里徘徊，或是在暗蓝的海波上腾跃。”；有时是莱蒙托夫的《情歌》：“你就要走上战场，但请你把我的恳求听完，请你把我回想。假如朋友欺骗了你，假如你的心儿厌倦，你的灵魂即将凋残，在那海角天涯，请你把我回想。”
令我开心的是，Ｇ每有桃来李报，她喜欢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亲爱的，年复一年，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直到我瞧见了你的面影；一个个忧伤已相继剥夺了我所有的欢欣——象一串轻贴在胸前的珍珠，在跳舞的当儿，给一颗跳动的心儿逐一地拨弄......""
她的Ｄ这时总是不无醋意地傻笑着大口喝雪花啤酒。
我们快乐地度过了1988年的春夏秋冬，吉他声、网球声、迪斯科声、VOA声以及世界杯足球外围赛的摔瓶子声校园一片。师兄Ｌ还“对”了一大“缝”（那时候做无本的买卖叫“对缝”）,倒出去一批汽车,赚了十多万。他去美国终于不用刷盘子了。
1989年的春天，原中央书记突然去世，校园里弥漫着一种神秘不安的气氛。一天，不知哪位糊涂蛋终于在教学楼外挂了一幅巨大的挽联：“* *
好走”。
学校如临大敌，到处排查。谁都不敢承认这件事。我们则用崔健的歌“一无所有”表示我们自己的愤怒和郁闷。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悼念改革开放的前辈应该没错。
东北的五月顿时一片慌乱。我们对所谓“人性异化”的讨论也达到高峰。甚至请来了自由化学者王若水来学校签名送书讲座。我们的Ｆ校长非常困惑，我们是他的学生。他曾经教育我们中国的经济学是农民教会的，也让我们学会独立自由的经济学研究精神。可此刻，我们其实在挑战校长和老师们的极限。
Ｇ也因为我不能每天教她打网球，在她男友和我之间徘徊。她说我不务正业，天天关心国家的事或者就是贝多芬的悲怆交响乐，说我很危险很无聊。
到了苏联元首访问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站在六舍的电视前。终于有一个人——我的师弟Ｊ跳了出来。他对我说，我们应该有对北京的声援，我们应该用我们可以做的行动表达。他还说，从今天做起，从自己做起。他竟然赢得了我和几乎全体同学的支持和响应。
他第二天就在六舍小教室里召集了全校各班联络人会。里面多半是戴眼镜的女生。师弟Ｊ是我们中间最有魅力和煽动力的男生。他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中国的改革不应该是“官倒”的盛宴。
他每说一句，女生就尖叫一片。
会议的最后一刻，Ｇ冲了进来，一把把我拉了出去。她说深圳师兄Ｍ来信了，希望我毕业后回南方。她说我疯了，太危险了，这样会影响论文答辩和就业。
此刻，我感觉Ｇ还是喜欢我。因为，她不想让我走入歧途。
出门后，我们在柳树成荫的初夏的校园的路上扭打。我认为她很自私。我一把推开她，又冲回了小教室。我应该是疯了。
第二天下午，风沙很大，花絮满天飞扬，校园里安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约定的时间快到了。主楼广场上同学们迅速聚集。可是Ｊ不见了。
我们到处找，结果在外语系女生宿舍里把他抓住了。我一脚揣开门，Ｊ正气喘吁吁地穿牛仔库，赤裸而壮阔的胸肌上汗流不止，一个披着瀑布一样直发的穿黑色小背心和紫红色底裤的女生还爬在他身上。她不紧不慢地转过头。原来是外语系的校花李桃。长得确实好看，我顿时理解了初中课本上的“人面桃花”的意思了。
“我操，完事了吗？”。我急了，“革命还没开始，你就开始享受了。”，“不好意思，主要是心情太紧张了。”
Ｊ的脸和身体都一下子红了。我们给了他们面子，出去关上门等我们的“领导”。
口号、旗帜、路线、纲领都在Ｊ那里。我敬佩的是，Ｊ此时表现出让人震惊的勇敢和镇定。他很快就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并且，自己亲自抗前排的大旗。我看着他伟岸的身躯，我想，要是我是校花，我也会喜欢他。
大约有一万同学冲向已经关闭的校门。这时，Ｊ的满头白发的导师D教授推着自行车出现了。他老人家放倒自行车，一把抱住Ｊ说：“你不能挑这个头，你还年轻，你不了解历史，你现在就给我回去。”可是，Ｊ竟然一把推开了导师，几乎是在咆哮：“感谢你D老师，我不会连累您，我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顿时，一片欢呼如雷。
校门被冲开了。Ｇ也来了。这次她不是来拽我走，而是给我送来了我最喜欢的东北酸枣汁，并且要陪我上街。
我想起了小学文革时在老家第一次游行的感觉。我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到了忠字塔广场，看大人们跳的忠子舞。而我在看旁边卖猪头肉的摊子。我好馋啊。
前面有人开始呼口号。“打倒官倒、反对腐败”。市民开始加入队伍，队伍越来越长。几个小眼镜女生不时抱着募捐箱跑到路边，指挥她们的是那个外语系校花李桃。
整个过程，Ｇ都紧握着我的手,她还用顾城的朦胧诗鼓励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她寻找光明。我第一次感觉到女人的温暖。
前排同学们每呼一次口号，就看一眼那个校花。我知道了，也许历史上每一次革命“桃花”也是一种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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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Ｊ的忽悠下,一直折腾到六月七号没事了的时候。我终于害怕了。我先回了老家然后又跑到了深圳，暂时投靠师兄老王。避避风声。
老家有个小小的军用机场，可以飞到广州。记得走的那天，天上飘了小雪。父亲好象邓小平一样望着我。他老居然说，“到那边好好干，好好闯。”就差说闯出一条血路来。
我记得阿娇嫂子亲自到罗湖汽车站接我。她的客气让我感到欣慰。我觉得师兄Ｍ一家是欢迎我来逃难的。
在阿娇的车上，我又听到了关于深圳的流行歌“夜色阑珊”:"晚风吹过来,多么地爽朗,深圳的夜色多么绚丽......"。更让我感动的是，Ｍ已经给我推荐了一份实习工作：深圳某地产公司高级职员。工资月入一千五，是我回校教书的工资的十倍。我感觉顿时就失衡了。
那年，深圳特区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我住的华强招待所蚊子、蟑螂很多。我每每梦中惊醒，想着家乡的初夏的惬意。
我在最初的纸醉金迷中没有失去自我，但失去了真正爱我的Ｇ。因为，我连电话也没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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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我说了这么久，关于我来这座城市的故事，你沉默良久后说:是洗衣船改变了你的人生。
我愕然。我百度了下“洗衣船”。
美国的一本手抄下来的奇书。作者是H.荷西修士（1816-1896年），美国旧金山某教区修士。年轻时毕业于牛津大学神学院，之后一直在内华达及旧金山教堂供职，50岁时开始撰写《洗衣船》一书，历时8年才得以印制成册，并迅速得到流传。他一生过着简朴而高贵的生活，博得了教区内人们广泛的尊敬。
作者书中的献辞是：
从今天开始，你将拥有全新的生活。
从今天开始，你将告别失败的阴影。
从今天开始，你将获取智慧的果实。
从今天开始，你将走进幸福的人生。
从今天开始，你将变得积极、光明、信心十足。
从今天开始，你将拥有一个伟大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