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企业家？企业家一定不是在市场上只会针对价格作出被动反应的主体，而是积极利用市场价格信息进行创造的人。什么是创造？其实就是生产，把市场上现在没有的东西提供出来，或者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出来。按照德姆赛茨（1995）的说法，市场不生产，只有企业才生产（虽然企业也在市场上购买，但在市场上仅仅有购买行为的，肯定不能叫企业。企业的规定性是“卖”而不是“买”——这本来是废话。科斯（1937）之后这就不是废话了）。企业家作为企业的灵魂，是他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这种创造（生产）。

　　在奥地利学派里，企业家被赋予了重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派的理论中，企业家的创造性活动同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按照米塞斯的说法，企业家的经济算计（economic calculation）必须以货币价格为前提，没有基于市场而形成的货币价格，企业家无法进行理性的经济算计，他的决策因此也只能是在黑暗中摸索。米塞斯使用的“经济算计”有些抽象，客观上对于很多人的理解也造成了误解，而实际上，直白地讲，它针对的无非是：企业如何使自己的创造与消费者的偏好契合。用罗宾斯的话讲，这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由于人们通常倾向于忘记企业生产的“经济问题”的性质，因此，容易意识不到价格机制对于将企业生产引导到正确的——也就是与消费者偏好契合的——方向上的重要性。

　　如果说，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尤其是对于米塞斯的体系而言，其对于价格机制的强调是基于其对于企业家这个角色的强调（而之所以米塞斯的体系中对于企业家的角色格外强调，又是因为：“人是行动的人，是创造性的”假定在米塞斯经济学中具有本体论的含义。企业家无非是这种意义上的“人”的集中化体现），那么，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而言，同样对于价格机制的强调，却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价格机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用来论证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如何可能得以实现的，它于消费者、生产者的意义是对称的，都无非是作为参数使它们做出最大化行为。特别地，价格机制不是被理解为指引企业家进行理性算计，而是决定企业家（其实此时已经没有企业家了）如何做出最大化决策。

　　注意：说价格机制指引企业家进行理性算计，和决定企业如何决策，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用通俗的话讲，意味着价格机制是企业家进行理性算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企业家在市场上的决策要不盲目，虽然必须要基于市场价格提供的信息，但是，企业家最终的决策又不是可以由任何外在的约束条件解释的（如果是那样，那么，相当于说，外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企业家的行为——这，与企业家行为的创造性本质相矛盾）。后者，从本质上讲意味着消解企业家的角色，因为，到底什么是最大化决策，一切都事前由相关的约束条件规定好了。

　　对于习惯了将一切现象都还原到某个给定的原因的思维而言，奥地利学派中强调的企业家角色给经济学理论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很多人都注意到，虽然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奈特都专门分析并强调了企业家角色，但，一直以来这些研究都是孤立地存在着而并没有被吸纳进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之中。似乎，坚持正统的最大化理性人模型（它通过边际、替代这些概念使各种选择行为成为可分析的、可以完全解释的）就必须拒绝接受人是创造性的、是可以在现状的基础上基于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而作出改善的，而如果坚持人是创造性的，是可以“无中生有”的，是可以不由条件决定的，那么，就必须放弃正统的最大化理性人模型。

　　是这样的吗？实际上，如果全面地看待人的行为，那么，我们更应该接受的是，人的行为有两个“面向”——在选择集给定的情况下，认为个体根据约束条件进行最大化选择（这差不多是刺激-反应，通过诉诸外在约束条件，个体的反应可以被解释和预测），而在选择集本身不是给定，而是由人自己想象或规划时，个体是把自己投射到未来（projecting oneself into the future），并且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它当然是在历史时间中而不是在想象中发生——来改善自己的现状（这，超出了把人当作刺激-反应装置的范畴）。从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的进步靠的当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可能，对于很多问题的分析而言，真正有价值的逻辑起点也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总之，人的选择行为，除了在给定的选择集中进行选择之外，还有基于想象进行的选择，一种在时间中存在的人不可回避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企业家的行为无非是后一种选择行为的典范。当经济学理论总是试图把人装进机械的最大化反应装置中去时，企业家的行为要么只能被排除在外，要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来加以理解（这个，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