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振兴能够用钱买来吗？

    复旦大学3月22日正式启动复旦“人文振兴计划”，宣布与光华基金会共同出资6000万元发展人文学科。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复旦校长杨玉良呼吁，要想成为真正的强国，中国必须拥有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3月23日《新闻晨报》）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人从直立行走开始，就具有了思想，即使是在自然科学还不够发达的远古时期，从今天所留存的典籍来看，人类的思维活动就已经十分发达，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涌现的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精华，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甚至依然是已经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当代人的精神图腾。现在，复旦大学提出人文振兴计划，希望中国再能涌现出彪炳世界的人文科学家，这体现了高等学府的责任意识。

    人文科学的振兴与否，与现实社会有很大的关系，人文科学可以引领时代风尚，但时代风尚也可以反过来作用于人文领域。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到来，中国建立于几千年农耕社会的传统人文正受到全面的解析，但新的价值观的建立却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在商业竞争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于现实社会的环境之下，一个恪守传统道德观的人，已经很难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但是，一个只崇尚商业竞争而缺乏人文底蕴的社会，只能等同于原始的丛林，无法构建社会的和谐，近年来不断曝出的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人文科学肩负着构建全社会精神世界的使命，它应该成为社会的灯塔，而不是社会的附骥。因此，振兴人文，不单单是像杨校长所说的，让中国人不再对着手机大声说话，也不完全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崛起，而是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自身的健康与美好。

    复旦推出的这个“人文振兴计划”，集中了6000万元资金，这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只要有了钱，人文振兴就有了依靠。确实，在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发展经济成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共同目标，并且也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GDP已经雄居于全球第二。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却是，在这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在人文科学上的成就却乏善可陈，与中国“全球老二”的地位很不相称。国家在人文领域的投资不像对待经济部门那样舍得投入，固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原因却是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格局之下，人文科学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逼仄，而这种状况决不是用钱能够改变的。

    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发展？其中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便是中国推行了市场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高度尊重人的自由，尊重人的创造性。回顾三十年改革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路径，什么时候经济政策宽松了，经济就繁荣了，而什么时候一旦政策收紧，尤其是当政府为了扶持国有资本而对其他类别资本设置种种关卡的时候，经济的景气度就会相对降低。人文科学虽然与经济领域没有完全的可比性，但它更需要研究者的独立思考，如果给人文科学家设置了重重禁区，那么，研究者的思想就会逐渐僵化，指望出现思想家、哲学家就是不可能的事了。显而易见，振兴人文，最重要的是给予人文研究工作者宽松的研究环境。

    人文科学的振兴，当然需要资金的支持，比如人文学者的著作面临出版困难，需要高校的资金支持。但是，如果将出版著作成为检验人文成果的终极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其实早就已经成为现实。目前，高校在论文考核机制的作用下，人文科学论文、专著已经汗牛充栋，从数量来说堪称世界第一，但大都却是过眼烟云。就像“毒牛奶”、“健美猪”背后总有地方政府为拉动经济而暗中使劲的影子一样，如果权力为了某种需要而过多地出现于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人文科学研究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邀功请赏的道具，那么，又有谁能保证不出现伪劣的“科研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