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是与未来相关的，也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当今社会“理想”的缺失，表明我们失去了想象未来的能力，进而失去了创造未来的冲动与激情，也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只能被动地适应现有的秩序。然而人类总有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当我们说理想缺失的时候，常常是将别人的理想当作了自己的理想，而缺乏批判与反省的能力。以一个国家而论，我们常常会将美国的现在当作中国的未来去追求，而没有认识到美国的现在与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是以中国等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而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冲破这一旧的世界秩序，创造一种新的未来，一种新的世界图景。以一个人而论，我们常常会将“成功者”的现在当作自己的未来去奋斗，即使很多底层青年也常常追逐“成功者”的人生观念、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而没有意识到这不过是延续了压迫者的逻辑，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也不能彻底改变底层的命运。以一个作家而论，我们常常会将写得像某位外国作家当作文学的最高理想，而没有想到某些外国作家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不仅与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相关，而且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西方文化中心所主导的文学评价体制、话语权及其传播渠道密切相关，在这一文学评价体系中，从《诗经》到《红楼梦》这一“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并不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与评价，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20世纪的“新文学”，都凝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密码与“集体无意识”，是隐秘的情感结构与心灵形式的外在显现，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传统中才能找到我们的“根”，才能创造出新时代的文学经典。
那么，我们能否想象一种新的未来呢？这需要我们有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与改变的渴望，需要我们对流行的思想观念具有批判与反省的能力，需要我们提出一个不同于现存秩序的更加美好，更加公平正义，更值得追求的世界图景。只有能够想象一种新的未来，我们才能有理想，才能拥有创造未来的激情与动力。可以说，如今我们正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世界和中国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着近代以来最大的转折，近二百年来困扰中国人的基本主题——救亡与发展的焦虑，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在我们不再挨打与挨饿之后，如何走自己的路，如何提出我们的世界想象，如何实现我们的文化理想？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新问题，我们必须有能力提出并面对这些问题，创造性地做出我们的回答。
在文学界，经常有人提到这样的问题：世界各国在现代性发展的初级阶段，都会涌现出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如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美国的德莱赛等等，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出现大师？这样的问题很值得思考。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析，在这些国家之所以出现文学大师，在于这一阶段是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时候，旧日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无论托尔斯泰，还是巴尔扎克都是置身于这一巨大的变动之中的，他们的作品也是这一社会剧变在人类精神上的反映。
我们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文学大师，首先在于我们的作家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巨大变化之中，他们不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个时代并进行深入的思考，在我们生活的数十年间，虽然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是很多作家却对这一变化视而不见，他们的文学与生活没有关系，也与现实的变化没有关系，他们只沉浸在狭小的空间制造“纯文学”的美梦，却缺少与世界的有机联系，因而日趋僵化，甚至丧失了读者。他们的作品不仅缺乏现实感，也缺乏历史感，在这样的状况下也就很难看到理想与未来。近二百年来中国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都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当我们想到，仅仅一百年前，大多数中国人还拖着长辫子、缠着小脚，还在相信“三纲五常”的时候，我们会感到难以想象，也可以想见在这一百年间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即使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们国家的巨大变化也是惊人的，我们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可以想象的吗？置身于这一伟大的变革之中，我们的作家却闭上眼睛或充耳不闻，又怎么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呢？不了解历史的人，也不会理解现实，当然也把握不住未来。
其次，则在于我们的作家对待“底层”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还是狄更斯、德莱赛，他们的作品尽管风格不同，世界观不同，但他们对待社会底层的态度却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站在底层的立场上，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境遇，并呼唤一种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他们的作品既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描绘，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社会，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一种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人身依附的平等关系。可以说，正是与底层民众血肉一般的情感，让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而且具有打动人心的道德力量。而我们的作家，则还很少看到能够像他们那样贴近底层，倾听他们的声音，将自身的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因而也无法从底层汲取力量。只有真正地进入底层，我们的作家才能够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再次，则在于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如果说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那么我们现在则置身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对传统生活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相同的，但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不相同。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80年代以来，很多人将我国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与资本主义初期简单地相提并论，却忽略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事实上我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的，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性质决定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根本的区别，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一问题有宏观把握，那么就不能对历史有深入的认识和思考，我们不少作家在思想上缺乏认识的深度，因而无法创作出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所存在的痼疾及其最新的特点，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具有重要的启发，也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巨大阐释力。我们可以发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尚未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度，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所指出的方向——“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人类的解放”，便不只是一个乌托邦，而是一个未来可以实现的理想。
对于我们的作家来说，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与现实，站在底层的立场上书写他们的境遇与命运，才能够和他们一起去开创未来，才能去探索新的社会与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这一理想的真正实现，将改变目前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与社会结构，而这需要我们打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想，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历史上做出新的梳理与认识，需要我们重新去想象与创造未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和自身的命运，而一个作家，只有将自身置身于这一社会进程之中，才能最终实现自身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