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不断增长的国家经济实力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中国正在拥有越来越强大的世界性金融话语权。在这个背景下，“区域金融中心”成为很多城市躁动的追求。因为成都先前已经树立自己的定位为“西部金融中心”，正在崛起的重庆只好将自己的目标称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长江上游难道不是中国西部的一个部分么？西部也好，长江上游也好，这样的文字游戏其实我们都司空见惯。加上天津、西安、昆明、南宁等等，一个又一个直辖或省会城市宣称要将自己打造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甚至温州也因为自己在民间资本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也野心勃勃地要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从传统的经济地理上来看，毗邻的两个城市不太可能同时成为金融中心；即使都是大型城市，也往往因为规模和分工的不同有所区别。比如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中心，而纽约是金融中心。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北京，而上海业已成熟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与之毗邻的温州，无论如何也没有成为金融中心的可能。而相隔仅300公里的成都和重庆，无论当中哪一个形成了金融活动积聚的局面，另外一个都不再有这个必要。重庆金融办主任对媒体说，“上海是以要素市场为基础的中心，北京是以管理总部为基础的中心，重庆要做以结算功能为基础的中心”。按他们这个划分，上海的要素市场，结算就要跑到重庆去进行了，多么低下的金融效率！实际上，采用大小中心格局进行分工活动的典型行业是物流，金融与物流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和商品贸易需要一个个地域性的区域中心，因为它们是实实在在的“物”流；所以民航、铁路、公路会有大大小小的枢纽。而在金融活动当中交换和流动的绝大部分内容只是信息流，一个中心即可承担大部分的信息活动职能，无论是交流还是交易、协议还是结算。

　　当代行为金融学主要创始人、耶鲁大学罗伯特·希勒教授的《金融新秩序》一书，详细论述了利用信息技术和金融理论的发展进步来化解金融风险的主张。在他的理论中，如果将新的金融秩序建立在包含了全面风险信息的数据系统上，金融市场的交易风险和机会都能够得到及时反映和回应。虽然他着重在讲科技进步为金融带来了哪些好处，但我们同时不难看出，我们所理解的“金融中心”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存在，科技进步也在一步一步地削弱它的价值。一个很容易捕捉和感受到的简单实例就是：在基于互联网的股票交易软件诞生并得到广泛应用后，原来的股票交易大厅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再逐渐销声匿迹。但是交易大厅的消亡并没有阻碍股票交易的旺盛增长。

　　记得曾经活跃的集市么？80后、90后，对于越来越年轻的消费人群来说，可能城市长大的都没有赶过集；即使是对农村而言，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浪潮之下，原本隔三岔五一次的赶集也正在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集市作为一般商品的交易所，它的兴起恰如同股票交易所的诞生，交易者对信息交换的需要和技术手段的落后局限产生了对场地和区域集中性的要求。但集市和交易所的衰落也来自于信息交换手段的变革提高和交易量的快速增长。

　　除了一般的信息技术手段以外，互联网也在削弱实体地域性金融中心的价值。互联网不仅是一种传递、交流的手段和沟通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上可以建成功能完备的金融平台。信息科技的发展不仅大大降低了在不同地方的金融市场进行价格发现的难度，也使不同区域的金融市场融和在了一起。除了纽约、上海这样超大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外，基于互联网的虚拟金融架构在未来甚至完全可能部分替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职能。

　　在互联网和广义信息技术进步的影响下，有着200年场内交易历史的纽约交易所不仅在2005年收购了新兴的全电子证券交易所（Archipelago），更在2006年与泛欧交易所合并为纽约-泛欧交易所。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期货期权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也在2006年合并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另外，根据刚刚看到的新闻，德意志交易所与纽约-泛欧交易所宣布合并。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技时代，金融中心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集中趋势；那么在这样的趋势下，中国诸多城市抢建区域金融中心的企图实际上是逆潮流而动，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