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春节，全国亿万人沉浸在喜庆气氛中，彭高峰或许是其中最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是经历跌宕的悲极而喜。找到被拐走三年的孩子，这个男人从此告别日夜肝肠寸断的失子之痛。

　　重要的是，这并不只是彭高峰一个人的幸福欢喜，是民间力量帮他找到了孩子。这个心酸又感动的故事，就发生在最近由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通过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的大背景下，彭高峰就是靠微博网友帮助才找回了被拐的儿子。所以，每个公民都能从中感受到民间力量胜利带来的一种自我价值认同。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在知名学者的带动下，这次行动通过微博激荡起一波一波的浪潮。不仅有大量社会名人参与街拍，还有多个慈善基金参与进来，以求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各地警方也接连出警调查核实，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明确表态支持这样的民间行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还表示准备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既验证了民间力量的强大与智慧，也体现了权力部门对民间力量的认同与支持。无疑，充分重视民间力量在更多的社会领域内发挥良性作用，将对促进社会建设起到重大的助推作用。

　　让民间力量对社会建设起到推进作用，这首先是基于自然人的情感与文化的需要。就拿打拐来说，谁都清楚，拐卖儿童，逼迫未成年人行乞，是人性大恶。而在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失子之痛绝不只是零散的、疏离的、一小撮人的个体伤痛，而是亲情伦理引领下的社会共同的记忆与体验。这就是“微博打拐”最重要的情感、伦理、文化的支撑。事实上，面对种种公益活动与公共事件，那些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群体都是很容易黏合在一起的。

　　这一点，也绝不仅体现在此次的“微博打拐”的公民行动上。此前在浙江乐清发生的“钱云会事件”中，也得到过极大验证。换一个角度来看，现在网络上值得关注的“水军力量”，同样说明现在民间力量具有怎样的影响力。随着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不断发育生长，很多公共事务如果离开民间力量的参与，往往容易陷于偏失之中。

　　“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年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这是因为人们已经从那种公权力无所不能的错觉中清醒过来了，明白政府责任与权力理性并不是无限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以民间力量参与社会自治，就是社会建设不容忽视的力量。从这个意义讲，充分呵护民间力量的生长与壮大，让社会呈现更大的希望与活力，本身就是现代政府的责任。

　　当然，对于民间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也应该重视其边界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民间参与由于其本身具备充分的互动与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自觉消解掉一定的盲目与冲动，来实现其理性。事实上，对于此次“微博打拐”行动，民间力量除了热情参与，同时也并不缺乏反思与警示的声音。比如，强调“随手拍”必须注重对隐私权的保护，强调这种公民行动本身可能存在的专业性不足，特别是看到这种民间参与行为与现实制度之间可能发生的碰撞，进而诉求于通过制度变革来保证民间参与的理性与正当。

　　 可以说，此次“微博打拐”就是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最好试金石。即便是长期被失子之痛梦魇折磨的彭高峰，在通过网络得到相关“情报”后，也并没有失却理性，而是寻求警方帮助，在整个过程中，都能保持着应有的理性。同样，像著名歌手韩红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尽管在微博上表示要和人贩子“拼了”，但在现实中还是准备在今年两会期间针对此问题进行提案，并将此提案由于建嵘来指导，还咨询了律师、资深媒体人以及专家的意见。

　　 这一切，都证明民间力量可以倒逼政府作为，民间行动可以助理制度变革。而当民间力量通过与专业机构协作，通过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就一定可以充当起社会润滑剂的功效，以其智慧与理性来形成强大的合力，对社会建设起到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