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中，我参加了反向创新专题讨论会。那场讨论会吸引了超过125位CEO和企业高管。传统观点认为，创新来自富裕国家，而创新获得的产品会先在其他发达国家销售，然后再流向发展中国家。毕竟，像美国、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正是世界上最富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吗？例如，美国和德国拥有300多位诺贝尔科技奖获得者，而印度和中国加起来还不到10位。因此，发达国家将首先采用下一轮创新成果，这不是很合乎情理的事吗？发展中国家难道不是只有“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才会采用那些创新成果吗？不，并不真是这样。

　　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突破性创新会首先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然后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后才流向发达国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反向创新。简单来说，反向创新就是指任何可能首先在某个发展中国家被采用的创新。全球化的好处是，这样的创新不仅能够推广到其他新兴市场，更重要的是，还能扩展到发达国家。

　　回顾这次讨论会，我获得了以下三点启示。

　　反向创新是一项重大战略要务。这中间所涉及的利益非常巨大。如今，富有国家和贫穷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差不多平分秋色。但多年来，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要强劲得多。大多数富有国家在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后，正处在缓慢的恢复阶段，富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速上的差距看起来在越拉越大。新兴经济体有望在全球GDP未来增长中占到三分之二。

　　新兴市场竞争对手为反向创新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如果老牌全球化企业不在贫穷国家实施创新，新的竞争对手就会抓住机会。它们会成为创新的领头羊，不仅在贫穷国家是这样，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些竞争者会发展成为强大的对手。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崛起了新一代的全球化企业，如塔塔（Tata）、马恒达（Mahindra）、联想、海尔等。新兴企业巨头会让西方跨国企业日子不好过。例如，在IT服务行业，印孚瑟斯（Infosys）、塔塔咨询公司、维布络（WIPRO）等印度企业率先提出了“全球交付模式”这一概念——从遥远的印度为发达国家的客户提供服务，因为印度软件人才的工资要低得多——从而促使IBM和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在支线客机投资方面与加拿大庞巴迪公司（Bombardier）展开了激烈角逐。墨西哥西麦斯公司（Cemex）在水泥行业不断创新，让瑞士的豪瑞（Holcium）和法国的拉法基（LaFarge）相形见绌。中国华为公司也向西门子（Siemens）、爱立信（Ericsson）、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思科（Cisco）等全球电信企业提出了挑战。

　　组织是反向创新的最大成功障碍。西方跨国企业的资源和决策权大多放在富有国家。而要想在反向创新中取得成功，跨国企业需要将自己的重心——也就是资源和权力——转移到新兴市场。这些决策并不容易做出，但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跨国企业就无法在贫穷国家抓住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