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外资券商的方向转变：从90年代末的“中求外”，转变成21世纪头一个十年结束时的“外求中”，适用于所有的会计、法律、咨询、券商等服务行业。当然，这里面不同行业的命运也因此有了差别。中国企业在90年代末，以当时分离出来的央企为首，以洋至上，非得先通过咨询公司量下身，再通过会计审一边，再由国际律所查一通，最后再由国外券商送一程，或者让国外的券商、银行、基金作为财务投资者投一把，然后去上市，每过一个阶段缴一大笔款，出资人拿出的生产资料数量级（对应几千几万人）的资金作为报酬，这笔款又由人数不多的专业型公司内部按生活资料（对应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来瓜分，当然那边待遇很好。而21世纪后兴起的中国公司，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一般是到真要花钱，估计能收获效果的时候才请洋人，否则一个子都不给，这一下业务当然不好过了。同时，国内也有本土的服务企业开始萌芽，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冲击外资的市场，外资只能靠境外的习惯法律保护来保证垄断市场份额（例如，到香港上市规定必须要有一中一外两个会计事务所，两个法律事务所才可通过）。

未来外资怎么办？从整体上来看，除了一些个例如韩国三星（这家公司反复强调自己是中国三星）以外，应该会继续往下走。2010年新形成了一批中外合资技术型企业，这批企业与90年代的中外合资企业不同，90年代是外资吃中国，借中国之力为它所用，现在是中国吃外国，将外国的技术加速转移吸收进来。外资企业从整体上来看只能服从。除此之外，只能在中国国内因为历史原因尚不能提供支持的领域，例如互联网产业领域分享一些机会（例如2005年之后兴起的为web2.0及更后面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提供中介服务的华兴资本、汉坤律所等）。而两边都不靠的企业，比如管理咨询行业，日子就很难过了，这也是稍弱一些的咨询公司比如BCG在中国显得比较狼狈的原因。

上面谈的主要是就业。另外一条国内一流高校学生经常走的道路——出国留学，在此略作补充。出国留学热始于80年代，中美蜜月期，机会最多，89年-91年众所周知之原因，大批学子从此扎根海外，人才损失；90年代这股热潮一直延续了下来，原因是因为从生物到电子工程、计算机，国外机会不错（最不济的生物也能提供博士后岗位养着你，要是信息产业还能参与创业发财）。一般从出国到最后寻找人生事业的落脚点，有一个时滞，这个时滞基本上是5年上下（短的就是辍学了，长的就是久攻不下）；5年，对于个人来说，乍一看好像还没什么，对于时局把握来说，那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90年代末出国的人，到毕业的时候（2003年之后）选择硅谷创业的人已经不多（web2.0能吸收一点），更多的跑到了华尔街里面，干了几年，就是金融风暴，而90年代末正是本系列文章刚刚起笔的时刻，而到2005年选择出国的人，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当下（2010年），选择机会就更窄了——即便是学术职位也非常难找，自然就会有抱怨的意思。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在2010年以后还选择出国，那就得问问他有没有基本的观察能力了。那么为什么现在出国留学还有很多人如此积极呢？媒体的氛围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是信息梗阻，统领全国风气的一流高校里的氛围转变的不是特别大。

中国媒体搞末世论调，最先响应的人是谁？首先是外企里面的人，然后是最近几年跑到政府里面的人（骂政府最凶的一些人也是考公务员最积极的人），影响的是一大批比较有文采天赋的一流高校的学生。反过来继续制造一大批谣言、讽刺词句、通过web2.0的手段散布到中国各个角落。这样违反基本面的趋势，的确可能在未来的时刻反过来作用于基本面，造成不利的影响。为什么？

这就要看另一面：中国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中国的政府公务员，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很热（氛围大概从2004年底发生了转折），原因是什么？是做公务员有多高的收入吗？确切的说是相比90年代薪资提上去了，的确比较稳定，比如说实行阳光工资的省份，刚进去的大学生拿个2500-3000元，比较普遍。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相比地方公务员，国家公务员可不好当，像发改委、工信部、农业部这样的管理真正经济事务的机构，任务极重（基本都是重大实事），基本上没有假期，再加上还带有一些遗留下来的集中式管理的风格，一般人可能无法经历里面的考验，最重要的是，待遇一般，可能会让你觉得委屈（这也是我一直积极支持大幅度提高中央基层公务员薪资的原因——国内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财政部不通货币原理，还守着90年代铁公鸡量入为出的那一套，竟然在生活资料资金上克扣中央部委的薪水），当然，公务员里面也有任务极轻的部门，这些部门多半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计生委、汇金公司等，你在里面得不到锻炼，虚度光阴的感觉十分强烈。

从央企来说，需要分情况，有的上升，有的下降。90年代末21世纪初，几大央企还没有起来，当时待遇最好的应该是航空公司及相关服务部门，其中有些垄断部门在2001年月薪8000是比较常见的。后来竞争加剧，特别是有了铁道部掺活进来以后火上浇油，薪资十年来倒着长。薪资得到真实反映的主要还是如电网、设备、机床等部门，随着原有的中央和地方企业的起死回生，部分老产业地区的复兴，下游行业的复苏和高端出口的飞速发展而得到了快速壮大，另外有一批原来的部委所属的研究所进行改制设立企业，体制总体还不太行，但开始慢慢出现较良性的发展势头。

剩下的私营企业，他们招收的是那么几类人，一类是生产线人员，基本属于打工阶层，薪资从90年代中后期到2004年上涨比较缓慢，从2005年特别是2008年起加速成长，主要受控于供需因素，这部分人的薪资将继续快速上升；第二类是科研人员、销售人员，大中型企业主要吸收的是二线高校的本科、硕士毕业生，小企业可能吸收二三流高校乃至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这批人本来就没有北大清华校园里灌输的那种期望，反而容易满足，擦把脸就上了战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他们都不会是抱怨的主力，从历史上来看，21世纪初前往华为的大批学生（北科大、华中科大……）的个人成长收获比选择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的北大清华学生要强，从现实上来看，三流高校的北漂蚁族毕业生们反而比北大清华学生要自信的多，这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但中国企业走到下一步，就必然面对着一个新的障碍。这个障碍有两方面构成，一个方面是舆论氛围的制造，这个氛围可能使得企业经营者自信心受到影响，或者影响下游客户对于中国的看法，自我摧毁发展动力，一个方面是人才的供应，虽然说人才要靠实践中成长锻炼，但是在中国企业发展的下一阶段，营销、形象塑造、策略规划等软实力的东西必须提上日程，才能进一步打开局面，在这方面，一流高校的毕业生是比较好的人才库，如果这些人才不能为中国力量所启用，而是加入反中国的自怨自艾的唱衰群体，那么中国的确会面临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你必须解决。

回顾这十多年来中国一流高校内的就业史，“外资企业热”横亘十年，余波未了，究其原因，学生相对脱离社会，不能在一线迅速观察、体会到大环境的变化，容易受媒体影响是主要原因。要打掉这股媒体-高校-中国未来人才的联动恶性循环，一个要在基本面上下功夫，另一个就是要打破链条。我曾经说过，中国高校年轻人之所以最近两年怨气被煽动的很大，归根结底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毕业后的住房问题，一个是就业问题，前者走公租房道路，提供稳定的（租房被当地地头房东随意赶这是租房人最不能忍受的一点，我深有感触）、质量较好的、可以在住所里放心改良生活质量（如装修装饰等）的居住条件，是化解矛盾的直接办法，后者要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最可行的方式是出现一批桥梁平台，沟通中国企业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打通信息，同时必须逐渐化掉中国一流高校里已经蔓延了十几年的外企就业热潮和出国热潮。简而言之，解决“人才的出口”问题。在解决过程中，诞生一批中国本土，有中国立场和自信的服务性企业，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