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1，一首旭日阳刚的《春天里》感动许多人的同时，中国许多事情似乎也都在发生着嬗变，寓示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体的再一次转身。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城市向何处去？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中国“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中找到新的答案，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与城市管理者们，都发出了新的声音。三年前，汪洋在广东启动了新一轮“思想大解放”，薄熙来在中国西部直辖市提出了“五个重庆”，昆明则迈出了城市再生与现代化的步伐，进而在中央指导下推出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桥头堡的战略蓝图。随着十二五的到来，昆明市委市政府更明确了“建设区域性国际城市”的目标，提出“坚定不移建设生态城市，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城市发展要求，一个世界、生态、文明的系列关键词，勾勒出昆明的未来轮廓。可以说，从“城中村”改造到“桥头堡”战略，再到一座“区域性生态国际城市”，昆明作出了自身发展路径的再次修正，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这座城市开始走向了价值回归。

    从肇始的原始城邦到工业化催生的产业大城市，再到不断汇聚各种现代化硬实力与金融资本力量的超级都会，人类的城市在走过漫长历史的同时，也进入了城市反思与回归的新阶段。城市是不是让生活更美好？城市究竟是唯幸福还是唯GDP？城市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合理的空间尺度？凡此等等，皆是城市自身存在价值的基本命题。然而，由于城市太大，机理太复杂，而我们对于城市的认识又太片面，加之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太短促，因此，许多问题还来不及思虑清楚，城市就已经被我们“发展”到了资源殆尽、人口稠密、道路拥塞和公共空间越来越稀少的境地。今天北京业已发生的首堵、上海的高层大火、昆明大量的城中村以及越来越不适宜居住与生活的环境和巨大能耗与污染，俨然是对我们无知的挑战。2011，是到了反思与改变的时候了。

    2010年的时候，由昆明日报提出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与低碳节能话题，尚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而稍早前的2009年，我也多次谈到昆明的城市改造的真命题乃是一座城市的再生。今天，时光过去，许多原来的预判得到了证实。什么是昆明的城市再生？我想，这里有两个根本性原则。“再生”这个概念的首要要素，是揭示出城市生态体的本质，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是机械的，可以被随意来规划和改造，相反，城市是有机的生态体，需要我们了解它的历史，保存它的文人骨血，发展它的特征优势，提升它的文明素养，而城市管理的责任，就在于此。其二，“再生”之于昆明，相比于其它城市，尤其是东南沿海最早发达起来的超大城市，其再生的战略就是要借鉴前者经验，很好保护昆明“春城”的生态与自然气候特色，保护和发扬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使再生的方向符合昆明自身价值，使再生达成环境优美、生态和谐、人本幸福的成果，唯如此，才能以生态后发而先至，领先于未来新城市时代。现在，传统的超大城市都不约而同陷入边际递减阶段，广东的民工荒、产业转型潮，“逆城市化”也率先爆发，空气污染、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以及交通拥堵正在蔓延，倘若昆明早日看到自身的优势，及早实施生态立市、幸福造城的战略，我想，昆明作为一座“春城”的稀缺价值，将成为新产业和新人类的最大福地。最近，我也注意到，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恶劣天气加剧，“到昆明去过年”这样的话语，正越来越成为广大中国精英们众口一词的共识，我想，对于昆明而言，这既是一件大好事，同时，也应开始考虑“限制入境”的后手了。

    不过，乐观归乐观，分析归分析。在认识与了解昆明的近三年中，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参与者，不免也有一些遗憾。比如，昆明的生态环境，由于过速的城市化和过度的发展，使一部分业已消逝，任何一位普通的昆明人，也会开始抱怨环境改变所带来的负面情绪。昆明的文化土壤以及创意资源，在传统GDP思潮中还未能显现出软实力的效应，所以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扶持，且明显弱于对于招商引资的热情。再有，城市的规划与扩展，在文化传承上缺乏统一部署，公共服务设施尚显薄弱，这样的基础，显然不能满足一个“国际城市”的荷载，甚至也缺乏类似于大理、丽江的人文魅力。因此，相形之下，昆明的生态国际都会的战略，可以在口号之下，落实更多，更需要在规划之中，着重下笔。我想，一当浓墨重彩地将发展之基植根于生态、人文与春城之上，一当让昆明发展的路径回归到她自身，一个美好的昆明必然到来。在这样的回归语境中，昆明如何怎样抓住机遇也就不再成为命题，而回归则恰恰成为了最大的机遇，在此，有一些“发展”也就显得多余了，有时的“不作为”，则恰恰是这座城市智慧的“大作为”。彩云之南，春城昆明，我想，是这个世界皆翘在首的共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