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银行寻求合作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中心其实是目前西方社会热衷于气候变化活动的一个例子，这些社会组织延生范围很广，可以称之为“泛think tank”，包括科研单位（通常位于高校内部）、社会运动组织、游说集团、“慈善”组织等（后三者都常以NGO面目出现，但侧重点不太一样，绿色和平、“气候组织”和“壹基金”可以分别作为三个类型的代表）。

　　这些组织属于行动的主体，资金的受体。看起来不能自我产生收入，但其实是“碳泡沫”的发动机。这其中，社会运动组织最为活跃，他们搅动的社会运动也起核心的作用，通过这些运动带动的社会风潮，影响或倒逼资金提供方（主要包括政府、企业、有能力的个人）给他们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目前国人对于西方的这种社会关系现状比较陌生，尚不了解“气候”大腕的操作路线。

　　从目前来看，这种具有经济能力的“供血方”和提供“气候”炮弹（科研、公关形象）的“受血方”或进行运动的“发动机”大概有这么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金融机构出资建立科研机构或者游说机构。按照风格可分为“捐助者出于信仰型”和“捐助者利益驱动型”两种，前一种虽然单纯，但从资金上大大增强了AGW一方的可动用资源，例如美国著名的GMO基金公司发起人格雷瑟姆（（Jeremy Grantham）在帝国理工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捐助的“格雷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伦敦政经的研究所雇佣史腾爵士作为院长），合计2400万英镑，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一笔私人捐助，后一种就是纯粹的游说机构了（通常和所谓慈善组织结合在一起），比如布莱尔的马甲“气候组织”，在中国与李连杰的“壹基金”绑定搞公关。

　　第二条路径是官方对于科研体系的拨款支持，主要集中在高校，一般是在原来的国家科研投入中增加气候变化方面的投入比重。但这十多年来变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加速反馈机制：这方面的课题好申报，那么就有更多的学者按这种命题去申请研究经费，结果是“热门领域”研究（比如“树木年轮学”）急速爆炸。因为这条路线和科学界的学刊关联紧密，因此会严重影响学界（或学术市场）上的供给力量对比。

　　第三条路径的供血主体主要是非金融类的实体企业，这条路径往往是由“气候变化”的最积极分子——社会运动组织发动对于实体企业的攻势，实体企业在社会大势下出钱给研究机构或公关NGO。这条路径很重要，因为“气候”社会活动组织正是在这里撬动了社会的舆情，也集中了它给社会实际运行造成的损害。活动中d Environment,e of Climate Change

　　“气候”社会活动组织如绿色和平等NGO在西方政治光谱判定中被视为“左派”，但其实在性质上与一些具有“捞一把”想法的金融机构——他们常常被归为“右派”——有性质上的相通，都具有投机性。只是彼所求的并非金钱利益，而是一种来源比较复杂的心理满足。这个东西的历史由来比较复杂，暂且不论，但从目前表现出来的表征上看，体现为一种宣泄与作秀。西方的这批“气候”活跃分子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心理演变大概可分为两步：其一，自我否认工业文明，追求“自然绝对价值”，在心目中设立一个“纯洁的他者”，幻想田园生活，但这种设想毫无实际基础，根本不可行；其二，既然实现不了，那就退而求其次，走宣泄与作秀的道路，所谓“宣泄”就是“打别人”，拿自己痛恨的对象作为打击目标，以批判和破坏为生活内容，所谓“作秀”就是“安慰自己”，发起所谓“只要你如何如何，就能拯救地球”的运动——偏偏由于它们对于科学工程一无所知，结果很多运动反而给社会造成能源浪费，甚至有巨大的危险，例如“全球熄灯一小时”就是这样的行为（骤然熄灯引发负载突变造成电网震荡，很可能破坏电网）。

　　这种宣泄与作秀必然有其面向的对象（受体）。这种对象往往不是只有办公室的金融企业，而是有着基础设施，负责社会基本运营职能的大企业。逼它们叩头，形成在全社会心目中的意识胜利，就能牵着这些巨头围着自己走，而自己则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者。目前，全世界两个被征服的典型就是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BP）——全都是传统能源企业。绿色和平对壳牌的收编起源于1995年的brant spar石油平台之战，这也是绿色和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通过精心的媒体操作，绿色和平成功塑造了“我是柔软好人，与强大坏蛋搏斗”的公众形象。壳牌被敲打的一败涂地，在随后的低迷期被收编。BP磕头和英国已然成为“碳运动”盟主的大环境有关，90年代末的CEO布朗（John Browne）在1997年决定向绿色和平组织主动靠拢，并在2002年将自己的公司LOGO改成“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全面拥抱AGW理论。这两家企业正是AGW理论大本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变化中心（CRU）最大的企业捐助者。在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的成长历程中，编造数字、“好人坏人”、“行为艺术”是常用方法。在制造“好人坏人”的舆论压力上，有了壳牌、BP这样的“好孩子”，那么就要有一个“坏孩子”——这就是埃克森美孚。绿色和平颁给它“第一罪犯”的帽子，特地制作了一个“埃克森的秘密”（Exxon's Secret）专题网页，塑造“石油巨头阴谋论”的故事（Big Oil Conspiracy[4]），掩盖自己“绿色”大腕（Big Green）、精神导师的事实。

　　“找到你，调教你，吸附你，抛弃你”。通过碳道德隐形链条，绿色和平们成了BP们的紧箍咒，“好孩子”突然变成了“坏孩子”，怎么办，批不批？2010年4月BP墨西哥湾石油平台泄露事故后，还是批一批，绿色和平决定关闭BP在英国的加油站，把重新修改的黑LOGO旗子查到BP总部阳台上面。7月中国大连发生石油管道泄露，绿色和平非常兴奋，连夜赶往大连火速拍照，空投海外专家（也是活跃分子）解说，看是否可以给BP解围。谁料到中国清污迅速，绿色和平只能喃喃而去，但已经在中国的媒体面打通了管道（中国媒体的标题引用的是绿色和平的数字——绿色和平历来以高估数字几十倍著名）。这个每年预算达到2亿欧元的组织，不生产任何产品和服务，只生产“斗争”（Campaign），再牵动无数民间乃至官方机构的响应，其力量绝不可忽视。正是这样的“碳运动”，产生了三个负面后果。

　　其一，在科学研究上，用社会运动代替科学。使得人们难以见到公正的双方科学讨论或对辨，在知识传递和比较上设置人为障碍。以“势”压“理”——这个压下来的“势”既包括在大众传媒或者碳政治舞台上展现出来的科学文件的极不对称的数量，也包括大众的舆论风潮，社会心态。自从Web2.0出现以后，气候活跃组织欣喜若狂，转手就变成了有力武器，还有什么没有比Web2.0——尤其是只有140个字限制，局促你的深入思考能力的微博更能够实现“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排山倒海”的“狂欢乌合之众”的效果呢？特别在中国，通过这条管道影响中央官方的媒体主持人，造成的影响还会倍增。

　　其二，对内使社会整体陷入紊乱状态，颠倒是非，影响法理。2007年10月6名绿色和平分子闯入英国金斯诺斯电站，目的很简单，要“关闭电站”，按照他们的说法，虽然给电站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但是他们的行动制止电站通过全球变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财产造成损失，因此是无罪的。在汉森及现任英国首相卡梅隆的环境顾问戈德斯密斯（Zac Goldsmith）的支持下，这些人居然真的无罪释放了。按照习惯法的依判例断案的传统，这个事件将成为法律史上的转折点。

　　其三，对外大搞无效的“印度式慈善”。所谓“印度式慈善”，指这些NGO等社会运动组织对于这些地方的发展施加话语霸权，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火电站不行，核电站不行，水电站不行，垃圾填埋不行，垃圾焚烧也不行，非要你回归到刀耕火种的田园生活里面去），甚至故意制造争议，扰乱施政，让广大农村的发展持续停滞，继续当他们在宗教和意识形态上施舍的可怜对象。搞出来的是运营成本比重巨大，无法在当地形成自我生产和提升能力的肤浅作秀表演活动。像这类NGO，和演员的关系往往特别紧，那个到贵州山村送10个太阳能路灯的“气候组织”，它的中国合作伙伴一大半都是影视产业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从整个“气候”活跃社会运动组织主导的“碳运动”来看，对于社会基本可总结为“折腾而无建设，宣泄而非理性”。在2009年到2010年西方气候门事件深入发酵，“碳科学”无地自容，政治气候发生逆转的情况下，“碳运动”除了在西方故作镇静，稳定基本盘外，挥师东进的趋向已经越来越明显。“碳运动”与“碳金融”正在成为突入中国而互相照应的两股力量。在这种局面下，中国面对碳泡沫所需要形成的中国立场，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