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与切菜机》

    我的父亲是一个疯子。

    我说的疯子当然不是米歇尔·福柯式的。在中国，疯子只有两种涵义：一是指普通精神病患者；另一个，则是指那种做着很多不被别人理解的事，说着不被别人理解的话，行为怪异，思维癫狂，可又有着正常生活的人，譬如高僧、诗人、艺术家、学者或执不同政见者。就是在这些人堆里，也有装疯的、半疯的和被整疯了的，不一而足。

    我的疯子父亲是音乐家，曾拥有着一群群的崇拜者。记得在七十年代，我家里总是出入着很多陌生人。不仅是重庆的，整个四川的人，只要有心学琴的，都会慕名跑到家里来找我父亲。我记得当时有个叫刘成林的，四川南铜人，绰号叫刘三，就是我父亲最彻底的“信徒”。他到重庆后，我父母也都对他特别好。而刘三虽然天赋一般，却是我见过的最爱音乐的人之一。他跟我父亲学琴，对我父亲五体投地，言必称“师父”。刘三对我也很好，属于爱屋及乌。他总是有空就背着我上街，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买什么，从飞机、坦克、枪到糖果和冰棍，从无论价钱，百依百顺。我父亲很多琐事也都是让他去办的。在很多年里，刘三叔叔都和我们像一家人，随吃随住，来去自由。就连他要和谁谈恋爱，也要先来请示我父母，说必需帮他鉴定一下女方是否合格。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说：你父亲是个著名音乐家。

    我说：著名？他怎么会著名？连重庆人都不晓得他是谁，还著名。

    刘三就在旁边补充道：你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晓得了。著名并不是有名，而是看他做了什么，谁记得他的名。

    我说这话时，是在1979年。那时我父亲刚平反，便第一次在重庆的剧场开了一场个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在音乐会上，有的人因无聊走了，有的人在鼓掌，还有的人则很麻木，说：“早知道是这么个烂节目，我就不来看了。台上又不换行头，又不换人，还一把胡琴拉到底，好没意思”。

    但崇拜我父亲的人却是越来越多了。

    虽然我父亲在普通人眼里，甚至在童年的我眼里，一直就是个疯子。他还有很多与疯子相关的绰号：如神经病、精神病、黑五类、活宝、怪人、怪物等。

    但他究竟怎么疯？说不清楚。总之，从我记事时起，便见他走路、吃饭、办事或上街游行时，都会一个人摇头晃脑、哼哼唧唧、忽笑忽唱的，不知在想什么。他似乎总在自言自语，耸肩、挠头、甩手，而且还带着一些奇怪的表情。他不修边幅、不梳头、裤腿也总是一高一低地挽着。灶上的水开了、我摔倒了、生病了或有人喊他了，他似乎都听不见，看不到。桌上只要有吃的，不管是什么来历不明的食品，硬的、稀的或干得啃不动的，他都会吃得一点不剩。就是过期了好几天的饭、发霉的菜、怪味的汤，他也会全拿到锅里煮一通，美其名曰“高温消毒”，然后便囫囵吞枣消灭之。他的视力是一点七，远视眼，看书报的时候，恨不得拿着离自己的脸有一米远，但他从不在乎周围是否有人在看他。因他似乎看不见周围的人。好象这世界全与他无关。他的耳朵好得可以听出十几个不协和和弦里的任何音程，以及大乐队排练时，谁的琴有一个音不准或者谁的脚不小心发出了擦地板的声音。但他大多数时候还是自言自语。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有幻听症。只有熟悉他的人知道，那不是在作曲，就是在配器。

    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的父亲不被允许做音乐，他的主要工作被变成了完全与艺术无关、或略微有关的几件事：如养猪、切菜、拉板车、修芭蕾舞鞋、修乐器、种地和倒垃圾。他不能正常作曲，就偷偷作曲。但那些曲子又无法被记下来，于是就成了随风飘走的哼唱了。他在大饥荒的时候，吃过猪的饲料。他在芭蕾舞木头鞋上，用敲打琴弓来实验节奏。他在闲暇的时候，还设计过实用的机器。如大跃进时期，他曾设计过一个半机械化切菜机，有马槽大小，解构异常却并不复杂。里面装有滚动合叶刀片、双脚踩踏板、曲轴、斗、人坐凳、绳索、木槽、进出口等。瓜菜从上方的大开口仍进去，然后人骑在切菜机上面，就像骑自行车似的，不断地踩踏用曲轴带动的刀轮，被切碎的菜叶渣滓便从下方的出口哗啦啦地掉出来。因他那时在重庆歌剧团的食堂里干糙活，每天要切几十颗甚至上百颗白菜、瓜果、土豆或萝卜等，把手都切麻了、酸了甚至扭伤了。若一直切下去，他那双手无疑肯定会被摧毁，永远不可能再拉琴了。于是他发明制造了一架切菜机。这样情况就不同了。再多的瓜菜萝卜倒下来，进入滚筒刀轮，都会自动化为零碎的菜叶。其伟大的现实意义，几乎不亚于现代办公室常用之碎纸机。身边的人说：原来这疯子一点都不疯。牛鬼蛇神都鬼得很。

    的确，我父亲早年便懂一些机械学。据说五十年代初，他曾和他的挚友，当代知名的核物理学家冼鼎昌，一同约考大学。我父亲报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而冼鼎昌报考的第一志愿是音乐。结果，两人竟考了一个交叉。但冼鼎昌终其一生的西方音乐素养都特别好，正如我父亲对物理也从未曾忘怀。

    我记得少年时，父亲就经常对我说：“学音乐得懂点物理学，学绘画得懂点化学和几何学。你搞文学，得懂点数学。因为它们都是相通的”。

    是的，作曲有对位法、和声学、配器。古典绘画讲对称构图、解剖学、制作颜料时也有很多综合材料。雕塑有结构力学。舞蹈有运动力学。戏剧（或歌剧）有声学。电影则更是光学、声学和电学的综合……但那时我并不理解，艺术的感性和理科之间到底有多大关系？

    父亲还说：“艺术创作就是做饭。你看，油盐酱醋都是化学，如何调配就是物理学，只有火候和煎炒烹炸的时间等，才算是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不过就是对这个原子世界的再加工罢了”。

    话虽如此，貌似有道理，但我当时不以为然。我从来以天赋为第一，经验与学识次之，理性思考又再次之。我那时对人生还缺乏太多的了解。

    后来，我看到19世纪末法国诗人保罗·克罗岱尔有一句诗：“比疯子走得更远的，是理智的人”。我似乎有些被触动了。

    走得更远？那么，多远算更远？理智的魔力比感性更大吗？

    普鲁斯特曾在《驳圣伯夫》一书开篇，就否定理智（智力）对于艺术的作用，认为“作家应该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种种印象时将事物真正抓住，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并取得艺术的唯一内容”。真的是如此吗？我旧年也曾迷恋普鲁斯特那幽雅的文笔，细腻的感知与惊艳的触觉。但涉世日深，我却越发感到，一个词语的贵族对惯常的苦难是很容易便走向陌生叙述的。感情宣泄，对于艺术与人生来说都只能是一个狭窄的面。在创作中，更多的，我们需要的却是克制，是理智而非感情。譬如我们要写一部鸿篇巨制，那在其中细节与环节的设计上所下的功夫，恐怕要远远多于抒情。再譬如人生上，我父亲是一个公认的“疯子”。而在中国，疯往往只是表象。尤其在那个中国人最疯狂的年代，在完全丧失理性的岁月和环境中，疯子们靠什么支撑自己，生活下去？不是靠疯，而是靠智力。理智是人性的解压器，它就像一架能随时大量处理我们荒诞、伤痛和灾难生涯的切菜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架切菜机。当那些生命中飞流直下的凌乱事物、岁月、爱、恐惧、麻烦、死亡、病苦与误解等等，如雨点一样泥沙俱下，打击我们的灵魂时，只有理智才能够找到消化与粉碎它们的方式。反之，如果你不用理智去消化这个世界，那么你自己就会被它的疯魔切成碎片。

    如贺拉斯云：“在明智中做点傻事”。这便是一切艺术生活之悖论罢。

2010年9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