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对民间投资、民营企业来说，正处于一个瓶颈期。如何走出这个瓶颈性阶段，关系到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关系到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说民营经济现处于瓶颈期

　　现在民营经济发展就像过山路一样，走到了非常狭窄的口子上。何以见得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一是社会压力。发展成果要共享，收入分配要改革，公平分配的社会诉求越来越大。这构成一种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会传导到民营企业身上。当前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当前分配不公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劳动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激起了全社会加薪的普遍愿望。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所谓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十多年不加工资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新生代”劳动力对企业的要求发生了根本变化，“忍”不再是他们的性格，抗议、罢工已成为当今现实。这些新的社会因素已经转化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指向政府，更直接地指向民营企业。

　　二是市场压力。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我国的出口导向战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民营企业是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发展起来的，主要是面向国外市场。现在这种市场压力非常大，像沿海的一些中小企业，做加工贸易、出口，传统的经营方式面临着转型的问题，迫切需要开拓新的市场，相当一部分需要从国外市场转到国内市场。但是，无论是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还是从国外市场转到国内市场，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许多订单式的企业实际上不是“企业”，而是“生产车间”。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生产车间”，它们是被动地根据订单来生产，没有什么营销队伍，也没有什么营销的理念，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生产什么，赚取可怜的一点加工费。从一个“生产车间”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企业”，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下，是一个从蛹变成蝴蝶的“蝶化”的过程，这种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蝶化”不成，大量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就会变成“蛹尸”而寿终。

　　三是资源、环境的压力。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整体的资源环境压力非常巨大，现在不可能在这方面再给民营企业宽松的环境。资源、环境长期外部化的成本要慢慢地内部化，这对原本就高排放、高污染的民营企业来说，压力非同小可。社会成本内部化采取的方式，有资源价格调整、资源税收提高，现在还考虑开征环境税(如碳税、硫税等)，等等。对这种转变，要有清醒的认识。资源、环境的压力，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压力，更是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压力。

　　四是民营经济的脆弱性。民营经济的竞争力尽管有所提高，但整体看，创新意识淡薄，模仿、跟风仍是主要的做法。创新能力弱小、研发人员缺乏、资金少、员工素质偏低等等，这些都使民营经济处于脆弱状态。脆弱与企业大小无关。一些拥有自身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中小企业即使在危机状态下也能逆势而上。我国多数民营企业是相当脆弱的，再加上上述重重压力，脆弱的民营企业无疑已经处于战略性存亡的境地。

　　不难看出，经历改革开放三十年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尽管总规模不小，企业数量庞大，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性的成长阶段。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战略性的瓶颈约束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带来的。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式而言，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存在问题更多，转换的紧迫性更明显，转换的艰巨性也更大。分类分层来观察，民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基础层，是主体部分。

　　在民营经济发展方式未能转换之前，上述种种压力都会反映到微观领域，例如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将会更加紧张，各种形式的劳资矛盾将会加剧，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将会失效；市场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压力将给民营企业的传统经营方式带来巨大挑战；资源、环境的压力会反映到企业的成本上去，这就要求民营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服务方式，研发新的产品和服务。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政府。但上述社会压力、市场压力和资源环境压力不是通过政府能化解的，而且政府本身也要承受这些压力。所以说，在这个瓶颈性的阶段，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改变观念，需要练内功，强身健体，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逐步改变脆弱性状态。这才是根本出路。

　　在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性阶段，政府可以做点什么

　　那么，政府可以做点什么呢？我觉得，政府可以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改变政策思路。现在“新36条”也好，老的36条也好，政府都是在放开口子，就是允许干什么。应倒过来，从可以干什么、允许干什么，转变到“非禁止即许可”，除了明文禁止的，民间投资、民营企业什么都可以干。只有这样，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不会什么都需要红头文件，什么都需要许可，什么都需要报告。要不然的话，一些程序性的问题，一些操作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政府各个部门都说我没有文件，尤其到地方政府，说上头没有文件，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什么都要等文件，政府哪能想到那么多？政府不是万能的，结果等来等去，很多事情就等黄了。如果转变思路，搞一个禁止性的文件，哪些是不能干的，其他的统统可以干，这样的话政府也省力、省心，政府各个部门也可以依据这个原则来把握。只要没有禁止，民营企业都可以干。要真正解决“玻璃门”的问题，关键是要转变政策思路。

　　第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民间投资很多，有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不少进入投机领域，如炒股、炒房子、炒期货、炒农产品等等。讲民间投资，准确地讲应该是指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怎么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呢？关键是民资、国资、外资的地位要平等。现在有些外资能进入的领域，民资却不能进。虽说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在对待民资和外资的态度上仍是不平等的。从道理上讲，民间投资对哪个领域都是可以进的。当然有的门槛高，单个民间投资难以直接进入，那么，通过联合投资就可以克服门槛高的问题。联合投资，是一种组织方式，关键是要组织起来，只有这样，民间投资才会有广阔的空间。

　　第三，大力发展民间金融。尽管现在比以前有一些进步，但是对民间金融，需要重新认识。金融实际上处于垄断状况。我国真正的垄断是金融的垄断，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在垄断的状况下谈什么创新？民间资金为什么不能引导到实体经济领域而在投机领域游荡？民间金融被限制过死，造成民间投资难以健康发展。

　　第四，帮助中小企业提升能力。中小企业的能力提升，包括创业、创新能力提升，也包括员工素质的提升，这实际上是民间人力资本积累问题。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我们长期主要是靠物质资本去推动，而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尤其是民间人力资本的积累重视不够。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到位，政策也不到位。政府应大力鼓励民营企业培训员工、加强研发，也可以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组织对民营企业的经理、管理层进行培训。现行的做法主要是帮助企业解决临时性的困难，而在能力提升方面做得不够。

　　民营经济转换发展方式，民间投资拓展空间，民营企业提升能力，需要打破传统的框，反思传统的一些理论和做法。只有这样，民营经济才能突破瓶颈阶段，脱胎换骨，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