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日子，我陷入了另外一个沉思。这种思绪，已远非观察评议和对世俗的批判，而是我自己从来未曾涉及的领域。而这个世界以及中国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又再次刺激了这一思考，使之从冥冥中开始逐渐清晰，以致不得不依靠文字的这种方式来表达。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似乎言及中国当今社会的特色和中国性。中国特色与中国性，严格说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然而其意相关，也有不少相仿之处。所谓特色，必然与其属性有关，而特色的呈现，也可以视为性质的披露，如同科学的一项试验，当我们观察到了某种与众不同的反应或表现特征时，试验对象的属性也就可以得到确证。然而问题似乎并非出在观察这一层面上，而中国特色与中国性究竟是什么，正是我百思而欲求其解的症结所在。

    暂且不谈中国特色，而是就中国性来作一个简单思考。什么是中国性呢？现在，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或者，中国的内在秉赋与其它国家有何差异与不同？再深一个层次，这个集聚着十数亿并占世界人口20%之巨的国家究竟依靠着什么从过去到今天，以及还将怎样进入未来？

    如果依据某种常识，会发现，中国人从个体来说，与世界其他人类个体并根本差别，无非是种族名称的不同、地域和语言的相异，积习和风俗的小别，真正到了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华人都早已跨越了种族和语言边界，参与了世界交融。我发现，世界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更大，相比起一个自我欣赏了五千年的单一审美标准也更加客观和多元，所以，拿世界的镜子来比照中国性，或者以世界来作为检验中国性的试验基，是面不错的镜子。

    关于中国性，浅显而言也可以说成是中国人的群体价值观与人文属性，以及文化语境和社会生态系统特性，可以散见于一些文章，大多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后自我觉醒的一批思想者和愤青，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些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比如鲁迅，就是一个尖刻得无以复加的精神自虐者，从他批驳论敌以及描写阿Q的笔触里，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深恶痛绝，他的呐喊，归结起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鲁迅个人的历史性孤独而至愤懑，二是中国社会集体扭曲而需发泄，鲁迅甘愿充当了这一排泄口。他那付漫不经心而若有所思的神情，似乎是告诉我们：这个中国性，不过就是一个彻底虚幻而不实的精神变异罢了。

    很显然，新文化运动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所以后来不了了之，鲁迅也骨瘦如柴地去了，留下了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以及三味书屋。现在，中国性是不是早已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中国性了呢？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性较之百年前有了新的演进？我搜肠括肚地想，上下左右地比照，发现，这个中国性不单没有什么演进，倒是较之百年以前，更加的虚幻不实了。

    “一种超极不稳定状态中的稳定”，这似乎是对中国性的一句很好的归纳。超不稳定，是虚幻的一种表述，而不实，则是对中国性的现实存在所作的论断。这就点类似于量子力学的波粒二相性和不确定性原理，既是粒子又是波，测得准位置却测不准速度。不单是我们自己挺为难，全世界面对这个中国性也都很头痛。某种意义上，世界看中国，如同我们看朝鲜，虽然看得见，但是摸不着，一切皆幻影，离奇得很。

    现在，这种超极的不稳定正在显露出一些征迹来，从经济市场，从CPI物价指数，从中国楼市政策与房价、从自然灾害、从政治的不同层面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棱面、从每天接连不断的新闻播报中，都流露出来了，所有的信息源码，似乎都在指向一个根本处，那就是中国性以及它的变异。实际上，这场变异，从康有为的“百日维新”之后就开始渐渐发育了，它既不在顽固的保守之中，当然也绝不在少年中国说的创新之中，而由一种市井的、流氓无产者的、还掺和着太平洋彼岸野鸡大学教育的、暴发户的、官僚的、投机者的、以及伪学者和假教授们的、赝品和宫庭电视剧的、房地产泡沫和土地财政的、妓女和嫖娼的警察的、裸官与情人们的、和有毒食品与高价药物等等一起共同发育，成为了一个巨大怪物。这个怪物，正以怪诞的目光投向世界。

    我忽然想起，韩寒是个好青年，他弄出了一本《独唱团》，多多少少，和八十年前鲁迅的《呐喊》有着惊人的相似，想必也是这个怪物的身体上不甘变异的一群细胞，还想分裂，所以冒出在报刊亭了。但是这个独唱团的命运，还将有怎样可能的未来呢？这群小小的细胞，摆脱得了这场变异吗？或者说，就中国性的整体而言，它早已变异完毕，而韩寒的独唱团们，不过只是一些外来世界在它身上发生的过敏搔痒而已，给自己打上一针，过敏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