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创办必先有一流大学校长”
人民日报9月20日刊登记者姜泓冰的报道，题目是：《复旦大学校长痛批教育功利化：教育≠成功学》。读完之后我就笑了，因为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所讲的三个问题：学生急功近利、教师心态浮躁，而教育是具有丰富思想的，是“超越知识的教养”。这些道理我们看得多了，听得就更得多了，网络中随处都有，因此也就没有新鲜感。如果杨玉良校长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就这样讲讲，这个差距依旧是很大的，因此我就写下“一流大学创办必先有一流大学校长”这样一个标题。
说到这个标题原来不是这样一句话，一位1926年师范毕业的学生，不久就做了小学校长，1933年出版了一本书：《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当时的教育厅长江问渔先生为这本书写了序，序言中说：“希望有优良小学校必先希望有优良小学校长。”
民国时期 “规定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两部分”，因此在那个时候办好小学是政府的目标，要办好小学就需要有优秀的小学校长。今天的时代不同了，高等教育在中国已经大众化了，所以我就写下“一流大学创办必先有一流大学校长”。
中国的大学积弊就在于学生急功近利、教师心态浮躁，缺少“超越知识的教养”，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缺少一流的大学校长。
杨玉良如果是一个一流大学校长就要把“超越知识的教养”贯穿到整个大学创办上，如果复旦不能成为一流大学的话，那么缺少的还是一流大学校长——这也是“钱学森之问”的根本问题。
原谅我多说几句，昨天我才最终搞清楚江问渔先生就是江恒源，恒源是他的别名。1926年江问渔经黄伯荫、黄炎培推荐，回到南京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8年7月，他受聘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后任总干事、评议会评议长、副理事长，同时兼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2～1950年间，先后任中华职业教育学校校长、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长、比乐中学校长等职；1938年任重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并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现在能够知道这位教育家的人并不多了。他给《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写序言也是有原因的，1927年江问渔曾经到这本日记作者的小学视察过，与作者有一段对话。同事们怂恿这位作者去和江问渔厅长谈话，同事们的意思有两点，一是为大家说好话，二是以求将来提拔。不等这位作者开口，江问渔先生就讲：“你们同人的心理都有一些畏惧吧。请他们不要畏惧，好的教师，都应当在平时努力，这是无庸畏惧了。”他还说：“你近来觉得怎样？可想做校长吗？如果自问有做校长的能力，当然可以做校长，不过做校长做教员同是为教育服务，并没有两样。不过做教员的时候，最好安心做教员，不要天天想做校长……”
在中国能够实现“以学生为主体，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为每个学生健康成长服务。”这样的校长必定是一流的校长，杨玉良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是复旦大学要创建一流大学，杨玉良一定要做的到，而不是在论坛上说说而已。
我在《“服务”考》的最后写了这么一段：“‘服务’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不同的概念，供职于社会的‘服务’和第三产业的‘服务’的内涵有天壤之别。”
如果大学以及所有的教育都成了产业，还会有供职于社会的服务吗？大学学生能不急功近利？教师心态能不浮躁？教育何来丰富思想？如果“超越知识的教养”？这些都会是空话。
“服务”这个词汇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转型后出现的思想精华，丢弃了精华，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校长，更不会出现一流的大学。
现在有一个提法叫“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就是要把去掉官僚化，权力化，实现行政工作服务教育，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就不一定轻松了。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