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消费转型，政府是关键
结构调整是中国面临的大课题。调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经济从依赖投资转向更多依靠消费。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来又进一步上升至35%以上。在截止2008年的29年里，中国投资率的平均值为37.4%，其中投资率在35%以上的年份数达到了22年。自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4年超过了40%，投资增速也达到了20%以上，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速。从198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平均为22.7%，中国的投资率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阶段，都曾有过高投资率阶段。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之前，平均投资率达到了33.9%，其中从1967年到1974年连续8年的投资率保持在35%以上，最高达到39%。在中国台湾，自1963年以来的投资率几乎都在20%以上，1972－1981年十年间的平均投资率高达30.9%。这种特点在东亚国家中继续延续到经济起飞之后。1986－1990年泰国的投资率为33%，1991－1995年则增加到41.1%。马来西亚的投资率在1986－1990年间为23.4%，1991－1995年已提高到39.1%。韩国的投资率也从1986－1990年间的31.9%增长到1991－1995年间的37.4%。东亚国家的这种高投资率，也是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所大力批判的模式。
在东亚国家经济起飞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折翼后，中国经济接过了高投资率的大旗。从历史阶段来看，中国经济注重投资有自己的理由。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又正值工业化的关键时期，高投资率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动力。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成为中国经济至今的特色。2003年以后中国的投资率居高不下，连续六七年投资率都在42%－43%，有学者估计2009年中国的投资率可能接近44%，创下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考虑到中国经济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的巨大规模，如此高的投资率是令人惊讶的！
现在，则到了转变的时候。不得不改变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中国的环境、资源、能源、土地等要素已无法支持粗放的增长，中国人对低工资、低福利、幸福感、消费等有了新的看法，要求把更多的经济增长转化成能够享受的财富。因此，这种转变是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转变。
要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就必须抑制过高的投资率，降低资本收入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扩大消费率。然而，我们对于搞投资很在行，对于如何提高消费却感到陌生。中国从1998年开始应对通缩就提出刺激内需，但十多年之后对如何提高消费仍然不得法。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一些举措来刺激消费，比如削减农业税、家电下乡、各类补贴等等。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如果投资结构和生产结构没有变，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将是抑制消费。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政府这样刺激消费，钱从哪里来？只有加税，而加税的结果却是抑制消费。
居民消费关键要提高收入，这是常识。但在我们看来，中国当前要提高消费，首要任务却是要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这是比提高消费更难的事，也是提高消费的先决条件。时至今日，中国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仍然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有着巨大的惯性，难以扭转。其中，“4万亿”刺激计划带动起的投资狂潮，将留下格外深远的后遗症。放眼望去，中国庞大的高速铁路建设、数十个城市正热火朝天上马的地铁建设、中国仍在快速扩张的城镇化、以各种新面目出现的各类区域发展规划……一方面支撑起中国的高投资率，另一方面又不断加重地方财政的压力，逼向透支的边缘。这列列车如果刹不住车，提高消费就是空谈。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要向消费转型，政府是关键。当务之急都不是收入问题，而是政府转变观念，中国的政府体系控制了最大的资源，它们克制了投资冲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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