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度空间:失范的公共媒体


一、     封杀郭德纲

    最近,相声演员郭德纲因为对弟子打人事件的不当言论,而被作为“三俗”的典型遭到各大媒体的集体围攻。首先发难的是曾经极力捧红郭德纲的北京电视台,据悉北京台不仅《每日文娱播报》停掉了有关郭德纲的所有新闻,而且连曾与郭德纲合作很好的《星夜故事秀》也调整了节目。此外,北京广播电台中也听不到郭德纲与德云社的相声了。另有消息称,由郭德纲主持的天津卫视《今夜有戏》、辽宁卫视的《到底是谁》也将停播停录。

更要命的是,央视于84日在《新闻直播间》中,用连续的排比句,不指名地对郭德纲进行了狠批。央视说:“有些人因为某项特长而成为明星成为公众人物,他也因为身为公众人物而应该和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让人想起了最近几天文艺界一位公众人物,他的徒弟动手打人,他自己却用骂人的方式为徒弟撑腰。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选择了江湖气;在个人的私愤与公众人物的责任前,他习惯性地倒向私愤。”“这位公众人物如此庸俗、低俗、媚俗的表现是多么的丑陋。”

    新华社85也就此事发出评论指出,个别公众人物纵容他人殴打记者,指责媒体披露自己靠不住的学历时,常常拿着隐私说事,故意把自己等于同普通人。有的公众人物做错了事死不认账、百般抵赖;有的以动辄出口成脏风格个性;有的公开宣称如果所有人都被你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公众人物自毁长城如是,竟毫不脸红,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人民日报》更是指名道姓地批评道:郭德纲自己把自己“骂”下了舞台。 “没有文明底线的后院,是不道德的据点。”即使受到媒体的冒犯,也有解决问题的途径,选择打骂并不以为忤,无怪乎“钢丝”们失望,因为传统艺术的文化“气场”不对了。文章指出,舞台确是“秀”场,人不如其艺乃习见之事。即便如此,“以德服人”,“德艺双馨”一直是中国传统艺人的最高追求。艺亦有道,早年在天桥撂摊的那些老艺人谁敢打骂“衣食父母?行有行规,艺有艺德,这是传统艺术生存与发展之道。从艺术史来看,中国传统艺术的鼎盛发展必然与一代德才兼备宗师的出现有关。侯宝林、梅兰芳、常香玉……许许多多我们今天尊为“大师”的艺术家,除了极大地推动了某一艺术门类的本体建设外,他们对艺术最本质的贡献,是用人格和艺格,为职业赢得尊重,让“演员这个身份被由衷地抬举。

与媒体的炮轰的相呼应,艺术界也展开了对郭的猛攻,姜昆、冯巩等艺人公开发表声明批评郭德纲三俗。

    在各大媒体的连续炮轰下,郭德纲便招架不住一败涂地,郭所在的德云社被迫“停演整改”,其官方网站遭到黑客攻击关闭,他的博客亦被删除……

二、关于“三俗”

    郭德纲事件正好赶在反三俗的风口浪尖上,他的言行招致众人的非议是可以想见的。但这同时也难排除没有认成心落井下石的成分。批郭德纲三俗并没有太冤枉他,但把他作为三俗的代言人,似乎就显得太过于夸张,须知比郭德纲更“三俗”的公众人物大有人在。所以,中国的惯例大抵如此:一场政治运动必然要制造出正反两种不同性质的典型人物来,郭德纲便成了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既然人们那样热衷于跟风痛批三俗,那么,究竟什么才叫三俗?很明显,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的简称,它是723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研究问题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来的。在关于加强我国文化建设的讲话中,胡锦涛强调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此话一出便引发舆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郭德纲恰在这股风头上逆势而上而中弹落马。香港《明报》83刊文说,许多迹象表明,内地正发起一次新的道德运动,整改相亲节目是开始;低俗化已被视为文化体制改革新课题。胡锦涛近日公开提出要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强调抵制三俗之风。低俗文化产品是物欲社会的影射,先除去滋生这种文化的社会土壤,应从更为根基的制度建设入手。

“百度百科”有关三俗的解释认为:“庸俗”是指平庸鄙陋,不高尚的意思。晋·葛洪《抱朴子·穷达》:庸俗之夫,闇於别物,不分朱紫,不辩菽麦。《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房琯 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轻鄙庸俗,人多怨之。《西湖佳话·六桥才迹》:爱慕的是风流才子,鄙薄的是庸俗村夫。何满子《文学呈臆编·论庸俗下》:庸俗是一种假风雅、赝美,有如混珠的鱼目;但它比鱼目更坏。低俗顾名思义是指低级且庸俗。它与高雅相对,是高雅的反义词。 低俗内容主要指低级趣味、庸俗,使人萎靡、颓废的内容,是相对于超凡脱俗、高尚情趣、积极上进、令人奋进等社会进步意义和价值内容而言的。媚俗就是过份迁就迎合受众,以作态取悦或讨好大众的行为和态度。日常意义的媚俗显然是一个贬义词,通常用来批评那种有意迎合、巴结庸低级趣味的艺术行为。任何人只要顾忌到公众的存在,而不是依从本心行事,就不免陷入媚俗的泥淖。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换句话说,媚俗就是要求抹煞人类生存方式中一些本来就存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时又实在不可避免,而社会又禁止(从行为和意识两方面)人们承认这些东西。

    当前三俗文化之所以遭到批判,就是因为它已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俗文化本来无可厚非,雅俗共赏一词就表明俗文化只是相对雅文化而言的,我们所说的通俗、民俗、风俗等词语说明“俗”本来意义就是大众化的、大家习以为常的内容。在过去俗文化和雅文化也无非就是一个“下里巴人”,一个“阳春白雪”。而低俗、庸俗则不同,他们的层次很低,低于正常的、普通的水平。如果说俗文化是一个一般标准的话,那么在它上面的就是雅文化,在其下面的则是低俗文化。低俗文化低于一般水平,且具有负面作用,当然是要受到批判的。郭德纲所以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也的确与其出口成“脏”有一定的关系,例如他说朋友的老婆跟别人睡觉,被告上法庭;他骂记者不如妓女,遭到相关媒体的狂轰滥炸……

    所以,低俗、庸俗的东西即便迎合了大众的口味,但它终究脱离不掉低级趣味的气息,登不得大雅之堂,而要遭到人们的唾弃。

三、     健康文化:雅俗共赏

   实际上在三俗中,最应批判的是媚俗之风。媚俗与功利思想分不开,“百度百科”有文指出,由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快速地确立了一种主导社会生活的商品价值观,商品交换原则无孔不入地侵入文化领域,这从而又刺激了大众文化的快速成长,催生了消费文化的经营模式。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适时植入又为这种迎合大众趣味的文学观念提供了人文知识上的合法性。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媚俗现象在这种语境中应运而生,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对媚俗这一文学批评术语重新产生了兴趣。

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媚俗之风盛行,低俗文化便大行其道,使得传统道德沦丧,使人们价值观变得混乱,人们精神颓废、人心不古。因为媚俗,人们就往往用社会意志代替个人追求。扭曲自我的价值判断以迎合整体的价值取向;因为媚俗,有些人不惜牺牲崇高和责任,在眼球经济的诱使下,把高贵的文化和艺术变为哗众取宠的噱头;因为媚俗,人们的心理体验被压缩在了一个狭隘、浅薄的表层空间,艺术失去了原有的深刻理性和美感,受众从而失去了思想的震撼和心灵的深度……远离了社会道义和价值,媚俗便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一切都为了追名逐利,拜金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的风潮,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是否完全正确?

我们需要雅文化,我们更需要雅俗共赏的文化。从广义上说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它属于软实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健康文化,提升社会整体康能,在当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那么我们如何发展健康文化呢?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便提供我们一种很好的思想,《中庸》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偏激就是中,能够恒久的坚持下去就是庸,“中”意为“无过无不及”,即恰到好处,在事物的两极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庸”意为“久常”,倡导人们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从哲学上看,中庸是在不同矢量上所赋予的约束,是对立统一过程中平衡两极的支点。可以是你前进的牵引督促,也可以是勒住你走向极端的缰绳。说到底中庸其实就是一种度,是质与量的统一,在度中,事物的性质恒变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如何掌握这个度,也就是中庸思想的艺术。这就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健康学伦理认为:人的健能和康能实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维持生命平衡发展的两个极点,二者不能有所偏废只强调其一。尤其对于一个社会来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同等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之应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否则的话这个社会的机能就会出现问题。目前我们的政策还是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多地把注意力投入到物质文明的建设上,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二者根本就不谐调一致、同步发展,社会的健能得到加强,而康能却相对削弱。我们虽然享受到了物质建设带来的好处,但精神生活上却感到失去太多,社会道德下滑、价值观混乱、人心浮躁,丑恶现象叠加出现。于是像郭德纲这样的三俗问题,便成了这个时代的典型病症,说到底三俗其实就是社会康能的整体滑落。

四、     公共媒体的道德底线

三俗之风盛行媒体可谓“功不可没”,不能说媒体制造了三俗,但媒体对三俗的泛滥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至少在媚俗方面媒体无论如何都是推卸不了责任的。比如央视春晚,年年播出赵本山的小品,的确,赵本山的小品有些还是有一定内容的,但是赵本山的脏话、嘲讽残疾人、以及其徒弟小沈阳的不男不女的做派却是非常低俗非常庸俗的,长期以来为人所诟病。据说赵本人到美国演出因嘲讽残疾人还吃到过官司。但就是这样恶俗的演员,却年年受到央视的追捧,可见媚俗之风央视也是脱离不掉干系的。

而在地方上,各卫星电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6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一篇《相亲节目谁在玩“火”?同质化加速节目“死亡”》的署名文章,对一些电视台的“相亲”节目进行了点名批评,文章说:近期,一些卫视纷纷上演相亲大战,了节目和嘉宾,也惹了公共话题......观众对相亲节目话题的关注,超过了节目本身。这尤其体现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中。宁愿在宝马里哭泣的女嘉宾马诺被相中选走的那一场,根据央视索福瑞对34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当期节目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3.76%。而下猛药之后的《为爱向前冲》,在531日也坐上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的交椅,比热播电视剧《三国》的收视率还高出两个百分点。文章最后指出,卫视相亲大战,涉及话题很多,电视台的“一窝蜂”、“同质化”现象、“收视率”效应,不客气地说,这些还只是最直观的问题。当下更重要的是,当相亲这类原本服务性的节目变身成今日的真人秀娱乐,成为个性张扬、搏位出名的平台,成了各种价值观甚至“把无耻当可爱,把隐私当噱头”这种低俗价值观放大的公共空间,此种倾向及成因,应该警惕。

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体本应承载着正义和真理的导向作用,然而在经济利益面前它却甘心堕落为误导受众消费的御用工具。想想看从上到下各级电视台的垃圾广告占据观众多少观赏的时间?更甚者,电台为了收听率,电视台为了收视率,网站为了点击率,他们不惜采用各种手段争取在这场经济博弈中胜出,以便取得利益最大化。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铜臭味充斥了我们的视听,这股铜臭味正是“非诚勿扰”类节目火爆的原因。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公共媒体的道德底线究竟在哪里?

网络的出现不只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改变了社会存在的空间形式。网络是生产力,它能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消费品。在这个制造过程中,一些特殊人——网络红人也成了公共娱乐的的消费品。明星效应永远都会产生价值,这几乎成为商业运作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网络的意义便在于它的实用性,任何人都可涉足,它使得普通人一夜即可蹿红。以前做明星是要靠良好的形象才能受到粉丝的追捧,网络的出现便颠覆了这种法则,原来挨骂也能成为明星。像凤姐之类就是靠大言不惭被骂出名的,现在竟居然代理了一家制药公司的广告,一下子就收入20万。看来,上面的说法又得改了,叫做挨骂也是生产力。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媒体连起码的丑恶标准都难以划分,可见其道德底线已经丧失殆尽,三俗之风勃兴从此可见一斑。而当中央高层呼吁抵制三俗时,媒体又及时转换面孔,装得圣人似的掉转枪口直指自己曾一手捧红的出头鸟郭德纲们,媒体的这种做作虽然高调,但并不表明它有多么高尚,而充其量不过是“另一种媚俗”罢了。

在三俗中最应批判的就是媚俗,在媚俗中最应批判的是公共媒体,因为正是公共媒体道德底线的丧失,才使得我们社会整体康能的无限滑坡。